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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医疗保健为例，如果每位女性都有了智能手机，她们将能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获得正确的信息。例如，居住在尼日利亚的文盲妇女在她怀胎三个月的时候就能收到语音信息，用豪萨语（尼日利亚当地的语言）解释贫血症，以及如何补铁。这套系统还能在需要的时候提醒她去进行产检，或者给她的孩子打疫苗。另外，在医生的指导下，她还能使用手机来量体温、血压以及其他信息来进行自我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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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农业方面。农民之所以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能让土地扩大产出的信息。例如，他们对于土地的营养成分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选择正确的化肥或者种植最合适的作物。同样，他们对于农作物的市场价格没有可靠的信息，所以他们被迫接受采购商给出的价格。由于非洲大部分农民（以及很多南亚的农民）都是女性，所以这也是一个关于女性的问题。另外，平均而言，女性农民的生产率比男性更低，原因有很多，包括农业培训中的性别歧视，在收获季节，女性劳动力要想被雇用也比男性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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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智能手机，女性农民就能观看为当地农民提供的、基于当地的土壤和天气情况进行的培训视频。还将有App告诉她们，各种农作物在各个市场上的价格，所以她们是信息充分的卖家。她们还能够通过手机互相联系，女性农民可以有效地组织合作社，这样她们就能利用组织的强大力量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不仅仅是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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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务是另外一个例子。即使是最贫穷的妇女也有一些资产。让女性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关键的一点是确保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资产。我曾经读到过一个令人震惊的研究报告，当由女性决定家庭预算时，儿童的生存率可以提高20%，因为她们会倾向于把钱用在食物和医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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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银行在为小额交易客户服务时很难有利可图。这让贫穷的妇女不得不转向非正式的金融，如保留现金、购买珠宝或者牲畜作为一种非流动性储蓄，以及借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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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人们可以通过手机安全地进行小额存款、借钱或者购买保险。该技术已经在孟加拉国、肯尼亚等国开始应用，但是很多新兴的数字经济都是男性主导的，因为男性的手机拥有率比女性高很多。在孟加拉国，只有46%的女性有手机，男性为76%，所以，只有13%的女性使用移动金融服务，男性为32%。如果全世界都能达到这样的比例，那么还有10亿人可以享受这种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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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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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美好的前景并不是很难实现的，我谈的不是科幻小说里面的未来。全球有超过2/3的人已会使用手机，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2014年，全球就销售了10亿部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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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统计令人鼓舞，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智能手机普及的覆盖率。数据服务必须更加便宜，很多有智能手机的人并不使用互联网，因为太贵了。我们必须让网络连接推广到最偏远的地方，因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地方才是最需要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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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工作就是确保女性能够像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手机，并且有专门针对她们的特殊需求开发的App。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女性的文盲率，如果她们不识字，那就无法充分利用手机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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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本身并不会带来性别平等。但是，通过帮助女性建立以前她们不曾有过的联系，智能手机一定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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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作者梅琳达·盖茨是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创始人、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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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技术：改变未来社会和商业的技术趋势 第16章 超级技术和超级不平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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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来了很多的不平等，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能解决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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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期，本杰明·迪斯雷利，一位年轻的政治家发表了一篇有两个标题的流行小说，《西比尔》或者《两个国家》。他为读者呈现了西比尔的浪漫故事。但他的真实目的是展现分裂的英国，新经济的引擎已经把英国分裂成了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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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家的人互相没有交集，也没有怜悯，对于彼此的习惯、想法以及感受都视而不见，就像他们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居民。种族不一样，喂养的食物不一样，教养不一样，并且不遵守相同的法律：穷人和富人就是这两个不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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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雷利提到的两个国家的问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仅仅是在英国，过去30年所有生产的财富都被最富有的1%的人掠夺走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把社会分为了两个世界，“互相没有交集，也没有怜悯”。大城市的精英们嘲笑普通大众是“种族主义者”、仇外者和穴居人，而小市民则谴责大城市的精英们为出卖自我的叛徒。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现象正在破坏资本主义秩序的基本支柱：机会和向上的流动倾向，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2016年6月，英国决定脱离欧盟。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就是民粹主义飓风中引人注目的例子，人们都被不平等带来的恐惧和自由秩序被破坏带来的威胁驱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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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必须做些什么”来平息这场飓风。奥巴马把不断下降的社会流动性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希拉里·克林顿宣称“我们没有足够的社会流动性”。唐纳德·特朗普声称，他支持美国的普通民众反对腐败和自满的精英。所有不同政治立场的评论家都达成共识：右翼的查尔斯·默里写了一本名为《分裂到来》的书；左翼的乔治·帕克写了一本同样令人绝望的书——《解密：新美国秘史》；中立派的戴维·布鲁克斯警告说，不平等现象是资本主义“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道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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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自由主义者经常提到的是教育，但是提高学校教育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自从1970年以来，美国公立中小学每个学生的真实投入（扣除通货膨胀）增加了一倍多，考试成绩却基本保持不变。一些更聪明的举措，如特许学校[2]或者磁性学校[3]经常是仅能成功一段时间，然后就失败了。保守派越来越多地指出要加强移民管制，但是阻碍人才的流动将减少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人才就如资本一样，会流向欢迎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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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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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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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技术需要为不平等的增长负一部分责任。即使像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这些比英国采用了更平等政策的国家，各种不平等现象也在增加。技术创新使得两类人从中受益。聪明的知识型员工可以利用计算机来提高他们的产出，同时减少对外部支持的需求：明星学者可以写更多的文章，明星律师可以受理更多的案件，明星记者可以写出更好的故事。最聪明的知识型员工可以在全球市场兜售他们的各种突破性想法：如果你能发明更好用的鼠标，那全世界都将争先恐后地向你送钱。同时，创新也让那些只会从事常规工作的人降低了议价能力：任何简单重复的工作最终都将被智能机器接管。一大批中产阶级工人将面临与20世纪80年代产业工人同样的命运：持续不断的工资下滑压力，不断地被剥夺工作。“零时工合同”[4]是零合同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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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来的破坏性已经使得当前工业革命的“首都”——旧金山变成了美国最极端的城市之一。城市一味迎合技术精英：咖啡馆专门提供融合亚洲和墨西哥风味的食物或者某种最新风味的食品，挤满了业界翘楚，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到食物，还可以免费使用充电设备。但是那些不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人不得不搬离居住多年的老房子，因为租金飙升。流离失所的人每天都在增加，在他们走过的地方总是留下汗臭味。年轻的技术人员，耳朵里总是塞着耳机，熟视无睹地从垃圾和废墟中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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