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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作者南希·克雷斯是美国科幻小说家，曾获得过多个不同奖项（雨果奖和星云奖），著作包括《盖娅的惩罚：前尘，毁灭，新生》《昨日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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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技术：改变未来社会和商业的技术趋势 第20章 史海钩沉：工业革命的教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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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本书对于技术未来的看法是否合理，我们可以看看过去的一些关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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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前时代和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候，技术在每一代人中都是保持不变的。人们使用和他们父母那一代几乎一样的工具，或者就是使用他们父母传给他们的同样的铲子、锄头、杵棒、水罐、针线、刀具等。但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其中创新起到了关键作用：烟囱的出现改变了房屋的性质，马镫的出现改变了马的用途。但变化总是很缓慢的，技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当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在佛罗伦萨准备为大教堂建造一座穹顶时，他发现自己可以采用罗马万神殿（为了纪念阿格里巴的功绩而建造）的穹顶模型，至少可以借鉴。穹顶的建筑艺术在西欧已经失传了13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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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很多技术都还正这样代代相传。由于一些特定原因，很多人仍然使用他们父辈那一代的技术。正如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历史学家大卫·埃奇顿于2006在其著作《老科技的全球史》（The Shoch of the Old）所说的那样，我们经常用科技创新的历史掩盖应用技术的历史，而正是应用技术（如人力车、避孕套这些基本技术）支撑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技术限制了我们能够做什么及其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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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不仅仅发生在农村和发展中国家。马尼托巴大学的瓦克拉夫·斯密尔在其著作《全球化的原动力：柴油机和蒸汽涡轮机的历史与影响》（Prime Movers of Globalisation: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Diesel Engines and Gas Turbines）指出，今天的贸易和运输依赖的两项基本技术在很久以前就出现了：柴油发动机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而蒸气涡轮机则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它们花了一段时间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装配柴油发动机的轮船、火车和卡车运输了全球大部分的货物，现在飞机能够提供更加快捷的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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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斯密尔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或许20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当然也是最不受欢迎的技术之一——自从其出现以来就一成不变。在20世纪初，弗里茨·哈伯及其巴斯夫公司（BASF，一家化学品公司）的同事卡尔·博施发明了将大气中的惰性气体氮固定为化合物的第一种实用性方法，利用这种化合物可以制造人造肥料和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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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战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有相关计算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国使用了超过600万吨的烈性炸药，如果没有人工固氮方法，是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的。但是相比于被其屠杀的人，这项技术也帮我们养活了更多的人。基于工业人工固氮的人造肥料，让全球可以养活的人口比20世纪末增加了4倍多。人造肥料至今仍然对于人类文明至关重要，就像柴油机和涡轮机一样，虽然其生产范围和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和提高，但还是使用哈伯–博施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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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有一个坚实、变化缓慢的技术基础，它一直都存在，延续不断，但新生代总是忽视它，而新闻媒体也总是对它选择性失明。与此同时，布鲁内列斯基和博施的世界有本质不同。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社会的变化与技术的变化息息相关。首先在英国，然后席卷全世界，那些下一代的生活将彻底异于上一代的想法也被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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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技术及其生产的事物，也改变了技术变革的速度，以及这些技术衍生出来的商业的兴衰速度，带来了一个技术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增长的世界。在过去几千年，世界的生产总值一直比较平稳，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开始呈指数级增长。虽然该指数增长时快时慢，但它一直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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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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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来的这些变化既司空见惯，也引人注目，特别是蒸汽涡轮机在现代的各种形式。当技术释放出新的威力时，就不可避免地创造出新的可能。创新对历史的促进，就像活塞推动车轮一样，随处可见。你会发现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创新在科技史中的作用，不是其应用，并且人们总是强调新，似乎只有新的东西才值得一提。在经济理论中你可以看到，技术增长只是系统外部的变量，只会影响经济的长期波动，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则莫名其妙的是内生因素。你可能感觉很模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技术的进步及其带来的问题都在持续加速。这些看法并不都是完全被人们认同的，正如瑞安·埃文特在第6章里面所说，经济增长的数据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进步，但是他们都感觉技术有一定的自主性，即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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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了解这一想法的集大成者，可以看一看凯文·凯利在2010年写的《科技想要什么》。凯利是《连线》杂志的第一任执行总编，也是我的朋友和前同事，他认为技术是一种按照自己的规则和逻辑进化的生命体，不仅不像自然界的某种力量，并且比通常人们认为的自然力量更有意识。他提出了“技术元素”这个概念，用于概括所有与技术相关的事物，表现了其追求更高的连通性和复杂性的趋势。凯利认为人们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都受益于连通性和复杂性：通过了解技术想要什么，并且帮助技术去达到它的目标，人类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乐观主义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机器和人类的利益刚好一致。读者可能会猜测，如果技术想要的并不是对人类最好的那又如何，可能人类就要对自己的利益退而求其次了。这确实是很多人在现实中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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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把技术看成是力量本身，在这件事上他比大多数人更加直接（且雄心勃勃），不过在其他一些关于硅谷技术或者其他技术的著作中也到处可见类似的思想，有些可能没有这么直接。马克思主义为这种思想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拜物教（Fetishism）。马克思在其1867年的《资本论》中说，通过为非生命物质赋予权力，现代世界模糊了其潜在的社会结构：谁为谁做什么及其为什么做。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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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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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一种具有独特运行规律、能够自我适应社会的自主实体，即使你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会被这样的言论震惊。这样的言论掩盖了一些问题——是谁选择了技术？它们怎么通过市场或者其他途径进行传播？谁受益了？你可以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忽略技术本身单独就是一个重要元素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对自己的观点很坚定，但马克思对于技术的看法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的，后来他把技术本身看作世界发展的一个变量，1847年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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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隆德大学的安德烈亚斯·马尔姆于2016年在其著作《化石之都》（Fossil Capital）中所写的那样，他对工业革命做了有趣的重新评估，认为社会、蒸汽磨坊，以及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蒸汽动力经常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基础，是工业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当马尔姆调查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蒸汽机在英国兴起的原因时，他没有找到很多线索。英国并不是特别擅长开采煤矿和使用燃煤，在早期，蒸汽动力相对于其他替代品来说并没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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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工业资本家出现了。产出的指数级增长通常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特征，但是这个特征在蒸汽机普及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英国棉纺织业产量的快速增长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主要是因为鼓励创新以及全面加大生产再投资（投资的比例经常超过30%）的文化带来了一系列机械改进。而这些产量的增长使用的还是当年阿格里巴建造万神殿的动力设备：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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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只是粗略了解技术或者能源史的人来说，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过渡阶段，当水车自身的限制不断增长时，蒸汽机就应运而生了。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1983年，罗伯特·戈登发表了对英国北部流域的详细研究。1838年，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是没有任何一条河流流域的水力发电潜能利用超过了10%，在水电潜能最大的特伦特河流域，仅仅利用了不超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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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动力对于工业的指数增长并不是必需的，它之所以被使用，并不是因为它无可替代，也不是因为它的成本更低，而是因为它很适合那些对其进行投资的人。它能够让他们突破时空的限制，让他们能够在任何地方建造磨坊，并且能够轻松地改变操作速度。所以这样能够让整个行业更加集中，充分利用更多的劳动力储备。工厂主和工人喜欢蒸汽动力的原因与技术内在的动力无关，而是社会两个阶层关系的演变结果。并不是技术带来革命，而是革命孕育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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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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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蒸汽机的早期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这么重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它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核心作用。在未来市场驱动的增长中，资本再投资带来的对技术的需求，将完全不同于任何以往的社会组织模式。这并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越纯粹的资本主义越好。在20世纪，政府在各种技术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技术的推广中也是如此。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对于技术变革的需求及其应用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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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经常被用来证明技术独立变化的现象能很好地阐述这一点。通过对从柴油发动机、电话到灯泡等系列发明创造的仔细研究，人们发现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技术基本上是同时到来的。20世纪70年代，兰登·温纳和罗伯特·默顿同时对创新进行的一些开创性研究，已经被以凯文·凯利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是技术能够自己“想”要如何发展的证据。不过，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创新具有很高的回报并且可以创新的东西比较有限。例如，可以看看在资本主义之前，有哪些是技术可以做到，但是最终没有选择去做的。按钮和前轮手推车这些本应该能在古代被发明出来，却没有被发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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