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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前巴塞罗那队主教练、现任拜仁慕尼黑主教练的何塞普·瓜迪奥拉到访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瓜迪奥拉此行是接受了他的朋友，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财务主管伊斯拉埃尔·鲁伊兹的邀请。我在与伊斯拉埃尔、向伊藤穰互通邮件后，欣然负责了接待瓜迪奥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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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迪奥拉的参观计划很容易安排。媒体实验室里边，我团队和其他团队中的学生都十分激动地想给足球明星展示自己的成果。然而，因为其他院系的学生也想见他，所以我决定组织一个简短的问答会。就在这次问答中，一个学生问道：“如果我们组建一个机器人球队，你会来当这个队的教练吗？”瓜迪奥拉的回答很短很巧妙，以下是我的转述：“训练队伍最主要的困难不是想出一个战术，而是把这个战术注入球员的头脑中。我觉得对机器人来说这不是一件难事，所以我会婉拒你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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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迪奥拉的回答精辟地总结出了团队工作的主要挑战。多年的训练经验告诉他，最困难的事不是想出比赛战术，而是把战术传达给球员。作为教练，瓜迪奥拉的困难不只是简单的交流问题，很明显，他不希望球员只是死记硬背住他的战术。他希望的是，球员能够在激烈的比赛中执行他的战术。他的计划必须被球员深度内化，而这也是球队训练困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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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瓜迪奥拉的问题涉及物质具象化，虽然在这个情景中是使知识技术具象化于球员身上，而非信息具象化于原子。产品都是由物质和信息组成的，同样，体育、公司和音乐团队是由具体体现知识技术的人组成的。知识技术具象化于球员的神经系统中，但它也具象化于团队这个整体上，因为球员需要共同消化信息以进行配合，完成战略进攻与反攻。然而，具象化到球队的知识技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球队的多样性，因为守门员和前锋（基本上相当于乐队中的鼓手和吉他手或者橄榄球队中的四分卫和进攻线）所擅长的各不相同。这就意味着，团队是把球员们不完全相同的知识技术相叠加。同时，这种多样性也使团队可以完成个体无法完成的任务，比如足球队赢一场比赛或者乐队表演贝多芬的交响乐。这种对知识技术而不仅仅是劳动的分类，使得人际网络具有出色的能力，比如球队赢得冠军联赛的能力。但是，正如我们在这章和下一章将会看到的，积累知识技术不是易事。最终，这道坎会让信息增长和经济发展变得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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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将在下文中看到，经济发展的挑战不仅受制于物质和信息的二元性，还受制于系统和计算的二元性。社会环境中，后者就是人际网络及其处理信息的能力之间的二元性，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知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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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和其他自然系统一样，有着生成受制于系统计算性能的信息的能力。对经济中的信息增长来说，经济体的计算性能也需要提高。然而，提高经济系统的计算性能并不简单，因为它受制于处于人际网络中的人们具象化知识技术的能力。所以，要理解经济中的信息增长，我们需要理解限制人们形成积累大量超过个人能力的知识技术的人际网络的原理。我会用接下来的三章来描述限制我们形成网络，以及限制我们把知识技术具象化于使得信息增长的人际网络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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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 第六章 属于个人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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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们使想象变为现实的能力，让我们的生活水平持续上升。正是我们这种使想象成真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深夜阅读，把水果和蔬菜放在冰箱里保持新鲜，在成千上万的网络资料中搜索，在一天之内穿梭到地球的另一端。然而，这个让人类做到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的、创造复杂产品的能力，在世界上并非是平均分布的。世界上有无数的产品，可是只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知道如何制造它们。我们使想象成真的能力，在地球上实际上是如同星星般四散分布着的。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制造冰箱、喷气式发动机、记忆装置的能力只集中在世界的一小部分地方？为什么很多国家都能够生产、出口鞋子，而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生产、出口直升机呢？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距？1答案很简单：这种让幻想成为现实的能力是很难培养的。而且在国家进入市场之前，还要先搞清如何生产已经存在于市场上的那些产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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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些过于乐观的经济模型，往往假设市场需求和动机足以刺激任何产品的生产。市场需求可以激励中间商和贸易商，但对于制造者来说没用。而制造商们，也就是真正提供可供交易的产品的人，还需要更多的动机去制造产品。他们需要知道到底如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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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现实世界中，制造产品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它需要知识技术。所以，想要理解“为什么人类的创造力在世界上并不是平均分布的”这一问题，我们要先明白，为什么积累创造复杂产品所需的知识技术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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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复杂的产品体现并强调了知识技术的实际运用。因此，创造者需要获得这些知识技术的“原始”形态——也就是人们所知道的知识，而非实际运用在产品里的知识。当某种知识包含的内容无法用言语表述时，它们在学术界就被称作“隐性知识”。正如匈牙利学者迈克尔·波兰尼巧妙阐释的那样：“我们所知道的比我们能表达出来的更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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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拥有的知识与其实际运用之间的差距告诉我们，在那些获取知识技术困难的地方，创造产品也将会更难。假如获取知识技术很容易，那么人们就能轻易地掌握任何可以使未知的幻想化为现实的技术。在这样的世界里，对任何一群人来说，制造任何产品都会变得相对容易。国家之间创造能力的差距也会很小，甚至不存在。然而，在当今这个知识技术深陷社交关系网中而且难以复制的世界上，我们可以预见，不同国家创造能力的差距会非常大，因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知识技术会反映在这个国家能够制造出的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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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积累知识技术到底有多困难？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的世界中，知识技术比那些我们用来实现其实际用途的原子更加“重”。信息可以很轻易地在包含它的媒介中流动，不管这个媒介是物品、书籍还是网页，但是知识技术被限制在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网络中。知识技术是“沉重”的，举个简单产品的例子,就拿手机电池来说吧，要想把韩国科学家们所掌握的关于锂电池的知识，传授给生活于安托法加斯塔和阿塔卡玛的矿工很难。相比之下，把阿塔卡玛沙漠的锂原子带到韩国则要容易得多。我们的世界中，不同国家之间化想象为现实的能力有着显著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出现，是因为各个国家的人们所具备的知识技术不同，同时，对于个人而言，积累知识技术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为什么储备那些能化梦想为现实的知识技术很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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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层面来说，积累知识很困难是因为学习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通过练习实践来积累知识技术，工作经历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把学习看作积累经验的过程的想法，很早之前就在社会科学和经济领域中出现了。正如教育家和社会学家沃尔特·鲍威尔所说：“大部分工作不是基于智力资本就是基于制造技术。资本和技术都需要通过多年的教育、训练和经验来慢慢磨炼。许多这种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例如文化产业、科学研究、设计领域、数学分析、计算机编程或者软件开发以及一些专门的业务，并不需要昂贵的外围资源。这些产业基于他人拥有相似或者互补技术的能力。这些专业技术都包含了一种难以被篡改的隐性知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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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知识或技术的默认性，还有其与经济生活的相关性，就想象你要组织一个活动，这个活动需要找一个音乐人。如果书本里能包含产品和业务所代表的所有技术，那么你可以通过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然后给他一把吉他和几张乐谱来解决问题。虽然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很有趣，但是这个人弹出的曲子悦耳动听的概率却很小。随便在街上找一个人来做音乐人这种方法并不明智，因为尽管书上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加快学习知识技术的速度，但是知识技术的积累并非从书中来。举个例子，一本书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摆空手道的架势。但是如果你关于空手道的知识都只是来自读过的相关书籍的话，我并不建议你直接进入终极格斗赛事的拳击场。专业知识，具体点来说，主要寄居于人类的神经系统。音乐人弹吉他的本能、画家画画的流畅、卡车司机倒车的娴熟，这些都不是从书中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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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一个人脑中的知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学习既是经验性的也是社会性的。5说学习是社会性的意思是指人们是从其他人那里学习知识的：孩子向他们的父母学习，员工向他们的同事学习（我希望如此）。而学习的社会性本质使知识技术的积累变得有地域倾向。人们向他人学习时，如果他们想接触相关领域，相比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向该领域有经验的人学习更容易一些。例如，如果没有向其他管制员学习相关事务就成为空中交通管制员是很难的，就像没有在医院实习过就想当外科医生一样难。出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与曾经制作过轮胎或者电路的人打过交道，就学习制造橡胶轮胎或者电路的专有技术也是很困难的。6最终，学习的经验性和社会性不仅限制了一个人所能获得的知识和专业技术的范围，还使知识技术的积累限制在人们居住范围内已有的知识之中。这就暗示了知识和专业技术的积累是有地域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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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角度和实际操作来看，学习证明了一个人累积知识的力量和能力是有限的。总的来说，这个限度使知识的获取和累积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人类需要将信息细化为碎片以便有效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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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之所以变得很难有效累积，不只是由于信息细化需要更多步骤、涉及更多个体，更是因为在一个可以重组已分解的信息的结构下，会出现如何连接个体这样的组合问题。这个结构就是网络。所以，我们的综合学习能力受限于人类对于信息的无限分割能力和有限连接能力。前者强迫我们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分割它们，而后者在我们连接信息的时候制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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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将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所能接收的最大信息量定义为一个度量单位，称之为“人比”（person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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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累积量小于一个人比的信息累积只受制于个体局限性（包括个人经历和社交学习能力），相反，大于一个人比的信息累积会受制于人类总体的局限性（包括有限的分割和组合信息的能力）。7我们假设一个人只能累积一个人比的信息，如果这个人想要获得多于一个人比的信息，他/她就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此外，组成一个能够创造复杂产品的团队需要在相对和谐的社交网络中进行知识储备和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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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阐明累积少量信息（小于一个人比）和大量信息（许多个人比）的区别，我们回到之前举的有关音乐的例子，并且将音乐人替换成一支乐队。如果随机地在街上找一个人来做音乐人是个糟糕的方法，那么随机地找几个人组成一个乐队更加不可行。这是因为一个乐队比单个音乐人演出更具复杂性。一个成功的乐队不仅需要个体音乐人熟知他/她所负责演奏的乐器，还需要每个个体音乐人之间的相互配合。乐队演出不是简单地将音乐混合在一起，而是需要细心的编排和组合。就如同足球队一样，一个乐队的成功需要建立在乐队成员之间的深入了解和沟通之上。同样的，信息的有效累积也需要一个团体的成功合作。假设这个团体有4个成员，那么信息在4个人之间的整合和累积要比这4个成员单独接受难得多。为此我们需要多做很多功课，例如多花时间让他们互相配合、互相练习或者试着规范他们每个人的行为动作。人类建立关系网络的时候，还会遇到其他社交和经济上的困难，例如缺乏共同语言和信任感。这一点我将在后面两章里更详细地介绍。我们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在这些困难增加了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难度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类用于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网络。然而，如果人们能够一起合作克服这些障碍，社交网络反而会很有利于信息累积。一个和谐的社交网络和一群被分割的个体之间的区别就好比一个互相合作的甲虫团队和各顾各忙碌的甲虫，或者说一群共同合作完成“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科学家们与一群散落的科学工程研究生。8把人类聚集在一起不会百分之百产生和谐的社会合作关系，但如果能够产生的话，我们可以达到让所有人都骄傲的成就（当然，某些情况下，也会令人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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