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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内，我跑遍了一个个又小又脏又贵的公寓。由于必须迅速做出决定，我选择了一家在亨廷顿南街的公寓，离马克的实验室只有一小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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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会在波士顿（更精确一点，在剑桥——波士顿的“秘密武器”）度过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我现在在波士顿已经生活了将近十年，在这期间我离开了拉斯洛的实验室，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结了婚，有了女儿，并结识了一大群好朋友。在这些年间我还住过许多公寓，熟悉了我许多朋友的家。现在有了后见之明，我再回首我第一次找房子的经历时，我明白了为什么在波士顿找一间好房子这么难。原因很简单：最好的公寓永远不会在市场上租售，而是会在朋友之间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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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和剑桥是很多人不愿意久留的地方。这里的许多人都是研究生和博士后，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职位是有期限的。波士顿和剑桥是大熔炉，但也是能认识新朋友和一辈子至交的地方。房子的高成交量和友情这两个因素的综合导致剑桥最好的公寓从来不在市场上租售。当有人搬离一栋好公寓的时候，总是有朋友想要搬进来，而房东往往会同意这种私下转交的方式，因为这也省去了他们寻找新房客的麻烦。所以经验就是，至少在波士顿和剑桥，对社交网络来说，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只是第二选择。借用一个一生大部分时间研究经济和社交关系网的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在剑桥，社交网络“深深植入”（embedded）在学生公寓的市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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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里我重点关注了网络对积累知识技术的影响力，但我并没有忽视社会和文化对这些网络的大小、结构和适应性的作用。然而，寻找公寓的例子说明，仅仅基于经济因素去理解人类网络是不完整的。实际上，我们的互动交流，即使是专业上的交流，也会被我们所认识的人和建立关系的缓慢过程所限制。这一章的目的是通过观察社会和专业网络形成的基础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力量，比如信任和家庭对社会与专业网络的大小、适应性与组成的影响，来进行明确的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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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社交关系网中的交流和经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部分原因在于这个领域中不同的声音并不罕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在辩论之后形成了完全相反的观点。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古典主义派的经济学家——把社会结构看作市场力量的附带作用。市场提供了让人们交流的动机，所以人们会不时地建立和破坏联系以回应这种动机。这种世界观主要来自数学模型的应用，与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以及他们的数据不符。在20世纪后半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反攻，带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资本论领域的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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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争辩道，社交关系网对我们理解经济有着重要作用，因为社交关系网往往先于经济联系，并且它们足够强大，可以影响到经济结果。2毫无悬念，主要的辩论战场是关于劳动市场的研究。劳动市场是社交关系网与经济活动间联系的关键点，因为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建立我们称之为“公司”的网络的机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能帮人们找到得以贡献力量的网络的机制。但是，在20世纪经济学家日趋习惯的关于劳动市场的观点中，事先存在的社交关系网是无法起作用的。相反，工资传达出超额供应和公司对于每个员工所具备技术的需求的信息，而劳动分配被认为是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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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格兰诺维特等社会学家所提供的数据却并不支持这些理论。正如格兰诺维特在他1974年的书《找工作》里所说的那样：“完美的劳动市场只在教科书里存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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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诺维特的博士论文是一个标志性的研究，它基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调查——研究波士顿牛顿郊区中专业、技术以及管理三类工作者找工作的行为。格兰诺维特观察到，已存在的社交关系网而非市场力量才是人们找工作的第一要素。他提到，样本中大概56%的人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他们最新的工作，而这种联系并不是为了找工作才建立的，它更多地建立于朋友和家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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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兰诺维特发现，社交关系网不仅影响工作的分配，还能预测员工所获得工作的重要特点。她发现，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工作的人往往比那些通过申请和专业招聘机构找到工作的人挣得更多。而且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工作的人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其工作满意度也更高。4总之，他发现，对找工作的人来说，社交关系网不仅是对工作机会起主要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信息来源，还和薪水、工作满意度等重要的工作特点相关联。如同最好的公寓一样，好工作的分配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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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诺维特关于白领工作者的一系列发现表明了私人关系是人们找工作的主要途径。然而，将其数据与其他资源对比，他还发现，蓝领工作者找工作的方式并无不同。除一小部分特例外，随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证实了私人关系对人们寻找工作机会非常关键。收入动态的定组研究（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调查了5 000个美国家庭，这些家庭中的一家之主和他们的配偶都是45岁以下。该研究发现，在1978年，有52%的白人男子、47.1%的白人女子、58.5%的黑人男子和43%的黑人女子通过他们的亲朋好友找到了现在的工作。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1989年对贫穷青年的调查发现，在波士顿的三个贫穷地区，51%的白人和42%的非裔美国人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工作。日本1982年的职业调查表明，34.7%的15岁以上的人通过关系找到工作。其他的研究在某些特定地区甚至给出了高达70%的数据。另外，社交关系网的力量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衰弱。《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45%的非入门级职位的招聘是通过员工推荐的，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录用的49%的员工来自推荐信。5这两个例子中的数字自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增长，因为劳动市场的紧缩提高了社交关系网对找工作的重要性。总而言之，种种证据表明社交关系网有助于形成职业网络，这也就留下了关于社交关系网的形成与经济间重要关系的种种疑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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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关系网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促使我们提出如下问题：社交关系网是如何形成的？社交关系网的形成基于三个基本点：共享的社交关注点，共享的伙伴，同质性。前两个基本点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从哪里交到朋友。共享的社交关注点的意思就是，拥有共同社会关注点的人们更容易建立联系（比如同学、同事、一起去教堂的同伴等）。共享的伙伴是说，当人们有共同的好友时更容易建立联系。同质性是用来解释长久的联系的，即有共同的兴趣和特点的人更容易建立联系。这些机制组合起来的结果是：社交关系网是由一群群相似的人构成，他们拥有的知识和信息有很大重叠。这种重叠对求职方面的研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了社交关系网会使得进入一个公司的人与公司内的员工相似。这种相似有好有坏：一方面，它更容易吸引能与公司其他员工在社交和职业上打成一片的人；另一方面，这种相似也会增加公司知识的重叠，这种重叠可能会逐渐积累，达到危险的程度，还有可能形成潜在的歧视（因为社交关系网趋向于种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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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提供了潜在的“框架”，限制了职业网络的形成。这是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是镶嵌在社交关系网里的体系的原因之一。7然而，社交网络和社会机构不仅仅通过影响劳动市场来影响网络。实际上，社会机制，比如家庭和社会的信任水平，在职业网络的形成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影响着经济体系中公司的规模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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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是一位政治学家，他在职业生涯中深入地研究了文化、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影响。在其1995年出版的《信任》一书中，他指出，社会形成大型网络的能力主要反映在社会信任水平上。福山很彻底地区分了他口中的“家族”社会，比如欧洲南部和拉丁美洲，以及“高度信任”社会，比如德国、美国和日本。家族社会中人们不信任陌生人，但对自己的家庭成员高度信任（意大利黑手党就是家族社会极典型的一个例子）。在家族社会中，家庭网络是影响经济活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主导，所以在这个社会里，商业活动更像是亲戚之间的风投。与之相反，在高度信任社会里，人们对信任他们的亲戚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偏爱，因此专业运营的公司更容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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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社会和高度信任社会间不仅是网络的构成不同（亲属与非亲属的不同），网络的规模也不同。这是因为高度信任社会里，专业运营的商业活动更容易形成包括大型网络在内的各种不同规模的网络。反之，家族社会中则更多的是小型商业以及几个主导家庭控制着的若干大型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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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网络的规模很重要，因为它会决定经济活动发生的场所。生产高度复杂的产品需要大型网络，从而得以使社会达到更高程度的繁荣。所以，根据福山的理论，不同规模的工业同时存在就表明了信任的存在。用他的话来说：“工业结构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国家文化的有趣故事。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强大的家庭，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很微弱，社会就会主要由小型的、家庭拥有的产业占据。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有着活跃的私人非营利性组织，比如学校、医院、教堂和慈善机构，那么强大的、超越家庭的私人经济机构也就更容易发展起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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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家工业结构看作知识的表现抑或信任的表现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庞大的社会网络可以积累更多有效知识的人比，有信任的社会则有利于大型网络的繁殖，例如日本、美国和德国，这些社会会渐渐倾向于需要大型网络支持的活动，比如医药品和飞机的制造。然而，正如酒杯不能决定自己装的是什么酒一样，促使大型网络形成的信任并不能决定何种知识会被累积，是汽车制造还是喷气式飞机引擎制造，无法确定。换句话说，让网络诞生的机制和负责决定网络内容的东西是不同的。信任这一资本社会的关键形式，是建立和维持大型网络的“胶水”。它和我们在网络中积累的知识技术是不同的。9最终，这使得网络中积累的知识技术变成与促成积累知识网络形成的信任或社会资本不同的生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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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信任是如何促使大型人力网络形成的呢？信任有没有可能是网络的结果而非成因呢？确实，这些不断发生在工作和民间组织中的社交行为可以增强信任，人们会与其同事成为朋友。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理由相信，社交关系网的形成早于现代经济活动。在近期一个关于坦桑尼亚的猎人群体——哈达部落的社交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哈达部落和其他工业化社会的重要社交关系网结构间有很多相似之处。10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合作的个体之间更容易产生联系，这意味着即使在哈达部落，社会机构也镶嵌在社会群落中。11正如研究人员所提出的：“社交关系网结构的一些重要元素可能在人类历史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自然，也比现代市场的形成要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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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我们重视的一点是，“社会联系早已存在”这一本质并不能证明科斯关于联系成本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交易成本理论和经济社会学是互补的，因为已存在的社交关系网的经济效果可以被理解为联系的成本。用福山的话来说，“一些社会在交易成本上能够节省很多，因为经济个体在他们的互动中相互信任，所以此类社会会比信任程度低的社会更有效率。信任程度低的社会需要非常详细的合约和强制机制”。12因社会资本方面的著作而闻名的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也强调了信任对减少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在社会资本的研讨论文中，科尔曼描述了犹太钻石商在纽约的交易，他们有着在正式交易之前让其他商人私下看货的传统。他认为，信任和有助于加强信任的家庭、熟人社交关系网对交易的成功而言非常关键。如果没有信任，这些简单的交易很快就会变得昂贵，因为需要花费金钱和时间来建立合同、保险和强制程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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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同奥利弗·威廉姆森所描述的，信任和社交关系网使得除正式机构之外的选择变得可能。信任提供了一种非合约性的、非正式的但极高效的机制来阻止不正当行为，使一些本来风险很高的商业交易能够实现。事实上，当信任存在时，比起正式机构，信任是更有效率地建立经济网络的渠道，因为它没有昂贵文书和强制程序的负担。通过降低每一个环节之间的成本，信任使更庞大的、可以累积更多知识的人比的社会网络得以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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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机制，例如家庭的相对重要性和社会信任水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组成的网络规模的区别，进而理解经济活动为何会发生在不同的地区。这种解释在国际背景下成立，在文化不统一的那些国家内部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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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内部社会机制以及经济网络运作的结果，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硅谷和波士顿128路间的对比。128路曾经也是科技中心，与硅谷相抗衡，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衰落。曾深入研究过这两个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专家——安娜丽·萨克森尼安声称，社会机制是解释这两个地区差距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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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密集的社交关系网和开放的劳动市场激励了企业发展和各种实验。公司们一边激烈竞争一边相互学习如何通过非正式交流和合作实践来改进市场和技术。松散联系的团队结构激励了公司各部门之间平行沟通，以及与外部供应商、顾客间的平行交流。在这个基于网络的系统中，公司内的职能界限是可以互相渗透的，公司之间、公司与贸易组织和大学这类的当地机构的界限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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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路这个由经济独立的企业主导的科技中心则反其道而行之，将许多生产活动内部化。保密协议和企业忠诚度控制着公司和它们的顾客、供应商以及竞争者之间的关系，也加强了区域文化，激励了稳定性和自我依赖。企业等级制确保了中央集权和信息纵向传达。社交关系网与技术网络在公司中极大地内部化。在这个独立的、以公司为基础的系统中，公司与公司间以及公司与当地机构间的界限泾渭分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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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尼安的观察结果告诉我们，地区间的社会机制差异是如何影响公司（或者我们称之为“区域群体”）的网络规模和适应性的。128路的公司对其员工和其他公司不信任，这便推动了等级森严、难以渗透的结构的形成，导致了适应性差的区域群体的产生。适应性的缺乏进而导致了网络规模的差异，因为从长期来看，比起硅谷群体，适应性差的128路群体的规模在不断萎缩。所以，社会机制不仅会影响人们组成的网络规模，还会影响它们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帮助硅谷把128路远远甩出几条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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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硅谷的渗透性界限和适应性，一个典型例子是1979年乔布斯去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参观的那次有名的经历。在那里，乔布斯学习了图形用户界面（GUIs）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最终，苹果而不是施乐，成为成功将这些技术商业化的公司。知识产权的拥趸或许会抱怨是苹果而非施乐从这些技术中获利，但实用主义者则认为，对硅谷的长期持续发展而言，苹果公司（或其他公司，就这件事而言）能发展这些想法并使其商业化反而更好，不然这些点子就可能会在施乐管理者的手中消亡，甚至更糟，被竞争公司利用、商业化。从长远来看，渗透性的界限为硅谷网络提供了适应性，使得公司可以彼此传递接力棒，即使在偶尔的情况下，这种传递是很不情愿的。16这种适应能力是128路的网络所缺少的，这种缺乏则影响了其构建能累积大量知识的网络的能力，使之累积知识的总人比值无法与硅谷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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