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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乔布斯能够去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参观，是因为带他去那里的人信任他。这再次表明信任促进了我们社会积累知识技术所需的大型网络的形成，尽管信任有时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发挥作用。通过减少联系的成本，信任为网络的规模做出了贡献，同时也通过提供渗透性界限使得这些网络能够适应市场和技术的变化。在高度信任的环境里，联系更容易产生，因为很显然，高度信任环境中的人们会普遍假设新的联系没有那么高的风险。然而，在低信任环境中，人们并不情愿与陌生人建立联系，所以不得不去寻找其他方式来建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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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造就了社交网络，社交网络也成就了信任。即使在高度信任的环境下，人们也不会很傻很天真，轻易相信任何陌生人。社交网络则帮助了人们从完全陌生的人群中，筛选出那些与自己有共同好友的“陌生人”。这就是为什么“轰趴”（House Party）与酒吧不一样。在一个“轰趴”上，人们知道自己与其他人一定是有共同好友的。然而，在酒吧里，这种情况大概就不会出现。让我们回到劳动市场的例子，现在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雇佣者倾向于选择熟人推荐的人了。因为相比于完全陌生的人，熟人推荐的人更容易获得信任。而且，那些被推荐者往往不会轻易离职。17总的来说，在密集的社会群体中，当人与人有更多联系时，信任感就更容易产生。高信任社会已经成功创造出了许多助力催化这些密集网络形成的例子。就如同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在历史上，非血缘组织的形成——比如扶轮社、共济会、美国童子军和红十字会——是构建社交关系网的有效方式，而我们的社会正是通过这些网络累积信任感和社会财富的。在美国，大部分这样的组织都是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建立的。1900~1910年是其鼎盛时期，每20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类似组织的成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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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低信任社会不善于通过建立组织和协会来联系陌生人，所以会更依赖家族中的人脉关系。人们渴望并依赖家族关系，是因为这些联系有很重要的特质。家族关系比商业互动更早产生，高度稳定，而且深受家族成员们的制约，因为当家里人之间有嫌隙时，其他成员往往会充当和事佬，劝和不劝分。此外，这种关系具有高度利他主义的特点，人们觉得这种关系应该是无条件的，因为它建立在诸如爱、友谊、忠诚等情感之上而非商业目的。这便使得家族在低信任社会中成了创造信任的源泉，同时也令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有意义。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如果家族业务是由本质上完全利己的理性人之间签订的合约，那么我们很难想象有意义的家庭生活”。家族信任取决于对家庭纽带会延续下去的无条件期望。这种期望提供了一种先于现代经济活动存在的网络形成机制，也因此不同于被市场和正式机构所推动发展的网络形成机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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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低信任的家族社会面临着一个困境，因为完全依赖于家族的企业很难壮大。即使家族企业能够扩大到一个可观的规模，它仍然需要一个比家族人脉更壮大的网络体系来取得进一步发展。这里，低信任社会的二元性就出现了，因为与高信任社会相比，低信任社会更加期待国家催生出一个他们所缺乏的大型经济社交关系网。正如罗伯特·普特南在讨论意大利南部的社会构成时发现，那里“几乎每个人都觉得法律可以被破坏，但是惧于他人的无法无天，每个人又都要求上司和政客们制定更严格的纪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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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黑帮电影里演的不同，家族社会不只存在于意大利。很多欧洲南部、东部和拉丁美洲的地区都被描述为家族社会。甚至数学强国——法国都是其中一员，因为在法国，政府在工业构成中至关重要，这跟家族社会所展现出的特征一样。法国政府在大型工业的成功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在空客系列和一度流行的协和客机出现时达到鼎盛的航空航天产业。然而，法国政府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就像早已被人遗忘的法国计算机行业的失败一样。福山如此描述道：“（法国）政府20世纪60年代时的分析预测认为，未来计算机强大的能力将会逐渐集中到几个庞大的实时共享的主机上，于是政府就在这个微型计算机技术革命的前夕竟做出了在实时共享主机方面补贴投资的决定。法国计算机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全国统一，并受到大幅补贴，但紧接着这一行就开始财政大失血，给法国带来了经济萧条。”21法国计算机行业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这样的例子说明了“在主要以家庭和血缘关系为社交范围的社会环境中是难以建立起较大且持久的经济组织的，所以这个社会中的人会期盼政府的带领和支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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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章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了社交关系网和机制如何影响人类用以获取知识的网络的规模、适应性和构成。在简短地讨论了有关经济社会学和社会资产的文献后，我们能自信地说，社交关系网和社会机制能够决定人类用以获取知识的网络的规模、适应性和构成。首先是规模，我们能看到社会中网络的扩张能力是与信任的累积联系在一起的。这与交易成本理论相符，因为它显示出信任让联系变得廉价，从而使网络得以扩张。在高信任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自发的社交行为建立庞大的社交关系网。在过去，这些网络包括民间组织联盟的形成，但是近来这种联盟转移到了网上。23而低信任社会依然习惯性地依赖于家族人脉，并且更有可能要求政府努力发展促进大规模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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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网络组成上，社会机制和之前存在的社交关系网也会在两个不同方面影响专业网络的组成。一方面，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决定了网络是否更有可能承载家庭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展示了人们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工作，而公司也倾向于雇用与其员工沾亲带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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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社交关系网和机制也能影响公司的网络和社会适应性。正如我们在硅谷和128路的对比中所见，低信任地区产生的网络，边界渗透性更差，从而限制了长期的适应能力。这点对创新部门尤其重要。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招聘中动用私人关系对网络的信任度和凝聚力来说是有益的，但它会促使整个过程冗杂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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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先前的讨论，就认为任何一个从发达国家来的人都可信显然是错误的。反之亦然，认为所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都不值得信任一样大错特错。就像我之前举的例子，因为莫扎特是奥地利人，所以推断所有奥地利人都有音乐天赋是不对的；因为发达国家的平均信任水平比较高，就推断那里的人更值得信任也是不对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群体之间的差距。因为来自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就做出可信或不可信的判断是对先前讨论的一种错误解读，应当避免。在个人层面上，人们应该更关注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因为个人的行为举止比分类和闲言碎语更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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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部分的末尾。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视线转移到一个有着受限于累积知识技术能力的碎片式网络特点的世界。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国际和国内贸易数据中所观察到的产业发展的经验模式，也会有助于我们把这些产业结构同经济的增长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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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随着我们生产新产品（也就是信息的集合包）的能力不断发展，信息也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断增长。然而，为了生产这些产品，我们需要在个体组成的网络中累积知识技术。第三部分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要将信息再分解（人比理论），并且描述了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限制我们形成积累知识技术的网络的制约因素。我们即将在第四部分看到，限制我们积累知识技术能力的经济、社会和个体因素其实就是限制我们创造产品能力的罪魁祸首，同时这也解释了各国间经济发展的差异。那些更善于促进信息增长的国家会更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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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 第四部分经济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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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知识技术，我们的物种将对信息增长束手无策。知识技术可以告诉我们做什么、怎么做。如果社会是一台制造出我们的城市和物品的大电脑，那么知识技术就是助力电脑运作的软件。但是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软件，知识技术被运行它们的硬件束缚。如我们所见，这个硬件包含受到机器助力的人们，当然，还有人所组成的网络。当我们的身体和社会组织保佑我们拥有获取信息的能力时，它们也导致了世界上知识技术的分布不均。知识技术是受地理限制的，这种限制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制造能力的差异。然而，国家之间制造能力的差异也解释了国与国之间购买能力的差异。因此，为了理解国家之间的消费差异和收入不平等这一全球性的谜题，我们首先要理解限制知识技术扩散的全球机制。知识技术的扩散解释了国家制造产品能力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本质上就是国家间促使信息增长的能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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