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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需更详细的解释，请参考Prigogine and Stengers,Order Out of Chaos, and Ilya Prigogine and Isabelle Stengers,The End of Certainty: Time, Chaos, 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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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脱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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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为什么将其比作晶体？晶体是稳定有序排列的原子。当我们创造出物品，我们创造出了实体化或数字化的物体。这些有型而不易改变的物体是一个更为生动而无形的过程——想象——的印证。一旦一辆车被制造出来，它就变成了2015版并维持不变直到新款的出现。这本书也一样。以后版本中的修订将不会改变第1版中的信息内容。如此而言，我们创造出的物品是我们想象力的结晶，它们是我们思想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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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经济学中，技术常被表述为一项生产活动的经济总产值（可以看作利润）与这一经济活动所需原材料的数量（数量常按原料的价格计算）之比。尽管这个定义在财经上十分有用，它却与技术人员口中的“技术”相去甚远。总而言之，技术学家用“技术”一词指代一份信息。这里的信息可以是实体化的（像芯片）也可以是数字化的（如软件图书馆），并且能带给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技术不只是提升效率，它们也化不可能为可能，让我们做更多的事情。若采用经济学上传统的技术定义，我们会发现仅仅减少员工工资，而产值维持不变也被认为是技术的提升，因为在产值不变的情况下成本降低了。从技术学家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技术的提高，因为这并不能突破我们现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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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口商品的当然是公司，而不是国家。但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出口总量为大大小小公司出口量的总和，所以在这里为了简便,我讨论出口问题时就以国家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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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roducts That Chile Exports to South Korea (2012),”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IT Media Lab, http: //atlas. media.mit.edu/explore/tree_map/hs/export/chl/kor/show/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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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roducts That Chile Imports from South Korea (2012),”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IT Media Lab, http: //atlas. media.mit.edu/explore/tree_map/hs/import/chl/kor/show/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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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安格斯·麦迪森对于历史上的GDP的估算，1990年智利的人均GDP为2 194美元（按1990年不变美元计算），相对于当时西班牙为1 786美元，瑞典为2 083美元，芬兰为1 87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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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roducts Exported by Chile (2012),”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IT Media Lab, http: //atlas .media .mit .edu /oi5z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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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智利家庭人数的官方估计为2.9人。详见www.ministeriodesarrollosocial.gob.cl/casen2009/famili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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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Electricity/Heat in World in 2009,”www .iea .org /stats /electricitydata .asp ?COUNTRY _COD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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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尽管在那之前，石油一度被用作煤油灯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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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ikola Tesla,My Inventions(n.p.: Philovox,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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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在社会中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使效用最大化，但当这个理论和其经验验证结果——也就是显示性偏好原理——相比较时，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简单来讲，如果分开考虑理论（效用最大化）以及它的经验证（个人选择反映个人偏好），理解这一理论的循环论证性变得容易多了。如果我们假设个人效用总是最大化的，那么为了检验这个假设，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实验，其可能发生的实验结果中必须包含个人效用无法最大化的情况，以供我们观察研究。而显示性偏好并不能充当这个实验，因为显示性偏好假设个人总会做出能够最大化其偏好的决定，所以，它是被设计成实验对象没有选择不最大化效用余地的一个试验。综上，效用最大化和显示性偏好的观点不能证明个人行为总是基于自身利益或其他相关言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同样指出了这一点。当提及效用最大化及经济学家对此观点的态度时，他写道：“一些经济学家把效用的定义改写得更宽泛些，试图以此取巧地绕过这个问题，他们让‘效用’一词不仅包含了‘金钱上的快乐’，还包含了像是由于‘做了正当的事’而感到‘心灵上的快乐’，或是可以算进他人消费所得的快乐。经济学家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选择得知到底什么是有用的——正如概念名称所说的那样，‘显示出来的偏好’。迫切废除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和推算利率的投资银行家，这两者都可以被形容为在追求所谓的‘效用’，唯一的不同是废奴主义者的效用在乎于心灵层面上。极端一点讲，‘效用’就成了能概括所有出现的结果和偏好的一个华而不实的概念。但这种空洞的概念，把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化简成了使任何解析经济的模型都失去其意义的断言——人们最大化他们意欲最大化的效用——这句话空洞而无病呻吟。”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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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放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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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呼应了城市活动家简·雅各布斯的观点。当雅各布斯被问及贪婪和自身利益在经济中到底究竟有多重要时，她回答道：“你其实遗漏了经济概念中最重要的东西。你无法凭空贪婪，除非有东西让你心生贪欲。”简·雅各布斯关于经济学的本质的访谈视频，https: //www.youtube .com /watch?v=UPNPpdBCq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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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eorge Johnson,The Ten Most Beautiful Experiments(New York: Knopf, 2008),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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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自行补充了一下这个例子，因为维纳的书没有直接提到它，而它在书中还被用在了一个有些奇怪的冷战时期的政治理论中。Norbert Wiener,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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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属于个人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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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产业的重心在哪儿及其原因这两大问题，掀起了至少四个理论思潮：关于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此为新古典主义的流派）、偏重于制度和文化的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也许有人会说，不同流派的思潮反映了学科间的捭阖，但我不想根据学科来分门别类，我想根据它们对经济优势、工业分化及工业在不同领域的专业化的情况给出的相对不同概念的方式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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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谈谈强调个人角色的这个方法。这其中包括保罗·克鲁格曼、藤田昌久、安东尼·维纳布尔斯的新古典主义法。如克鲁格曼所说，新经济地理学是研究某些产业在某些地理位置蓬勃发展（聚集经济）原因的一个理论方法。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目的是开发出完全内生（endogenous）的一般均衡模型。这种模型很看重资金和资源之间的制约条件，而其中的供给、需求及人口都由模型内生地决定了。为了创建这种模型，新经济地理学运用了许多理论上的伎俩使这些模型更加有迹可循。这其中包括使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兹的垄断竞争模型[Avinash K. Dixit and Joseph E. Stiglitz,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no. 3(1977): 297–308]或者保罗·萨缪尔森的物流成本冰山说[Paul A. Samuelson, “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ransport Costs, II: Analysis of Effects of Trade Impediments,”Economic Journal 64, no. 254 (1954): 264–289]。然而，作为高度程式化的模型也限制了它们不易被经验验证。事实上，早期校正模型的过程中，就发现它们聚集的趋势比在真实经济中要强[见Paul Krugman,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4, no. 2 (1998): 7–17]，而且更多当代寻找依据的努力激发了很多讨论，而真正得出结论的却很少[见Stephen J. Redding, “The Empiric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0, no. 1 (2010): 29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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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方法，虽然也很注重个人，但有所不同于新经济地理学家所遵寻的方法，这是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的思想。佛罗里达强有力地表明城市凝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关键在于它们吸引有创造力的个人的能力[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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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方法，就不看重个人角色的分量，而看地域特性，或是该区域大小公司构成的网状特性。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的观点和这一思潮中侧重产业集群的分支很一致[见Michael E. Porter, On Competi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8)]。但是，这一思潮也可以追溯到——尽管在那时还是雏形——19世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有关工业地区的著作[例如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890)]。波特依据需求条件、个体因素、策略和相关工业来讨论工业集群。对于最后一项，他强调地方价值链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于后相联系的作品相呼应[例如Albert O. Hirschman,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n A. N. Agarwal and S. P. Singh, eds., Accelerating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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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地区所占比重的方法，也囊括了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依据地区特征来区分的那些方法。这本书阐述的内容涵盖了基于不同地点尤其是基于不同社会及正式规章制度所致的产业集群不同。[见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d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2)。]例如，通过分析当地文化（宗教、家庭情况等等）或当地明文规定来解释两个地区产业集群的组成结构和区别的讨论，将会依据社会或者正式的制度被分别列入理论种类中。最后，还有演化经济地理学思潮，这种思潮构建于一种知识是由公司或大小公司形成的关系网所积累起来的。这一思潮基于理查德·R·纳尔森及西德尼·温特所开创的“常”的观点（ideas of routines），[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并且强调了知识会隐性地渗透到公司中、公司吸纳隐性的知识的能力，以上观点都是受到了熊彼特的观点启发而成的。[见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 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博斯克马（Ron A. Boschma）和柯恩·弗兰肯（Koen Frenken）将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其他研究方法在这篇文章中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比，“Why Is Economic Geography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6, no. 3 (2006): 27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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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行为者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往往还有一个做决策的过程，但经济学中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假设——现在看来，这些假设似乎有些天真了——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经济学家里卡多·豪斯曼和丹尼·罗德里克呼吁注意一个事实，即创业者需要自行确定在特定地点的生产成本，这种发现成本（discovery cost）是主流经济模式没有涵盖的（Ricardo Hausmann and Dani Rodrik,“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72, no. 2 (2003): 60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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