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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些不法官员的腐败，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但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有很多行业成了垄断行业，或是被政府过度管制，这就带来了巨大的寻租机会。这种不平等也是对市场自由竞争原则的直接践踏。靠垄断挣来滚滚利润，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而是中国经济的耻辱。正如一个农民抱怨的：“要是全中国的猪都教我一个人骟，我也能像中石化一样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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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也明显地拉大了贫富差距。房地产价格失控，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自身的问题，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沆瀣一气，土地市场被人为地割裂，货币增发导致大量资金流入楼市，政府的调控政策顾此失彼，缺乏全局考虑，最后酿成了畸形的房地产市场。这个行业本来可以伴随中国的城市化，再有至少20多年的黄金时期，可惜早早地被大量注射激素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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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过去20多年，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如此大规模的移民，一定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大幅度缩小，何以到现在为止，城乡差距仍然如此悬殊？迟迟未能改革的农村土地制度、类似计划体制的粮食安全政策、户口制度带来的城乡福利差异，是导致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反差鲜明的社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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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反感的不是作为结果的收入不平等，更令人痛恨的是作为起点的机会不平等。有人说，生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是最幸运的，大体来说，这一代人完全可以靠个人的努力，获得理想的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但80后和90后已经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从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不平等。在我父亲那一代，大学同学中来自农村的孩子占大多数，在我这一代，大学同学中来自农村的孩子还能占一半，到了现在，大学里来自农村的孩子还有多少？大学毕业之后，劳动力市场上也不公平，垄断行业成了人人羡慕的最好的工作，没有后台、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只好靠边站。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差，最后变成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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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当我们遇到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减少贫困，经济增长能提供就业，经济增长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能赢得人心。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不断放缓。低增长会成为新的常态。令人遗憾的是，老龄化的到来又太早，这不仅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还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富裕家庭的孩子轻轻松松，就可以继承到数倍，甚至几十倍于普通家庭孩子能够得到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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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贫富分化或许并未达到极端的程度，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产生的机制也不同于皮克迪的判断。皮克迪只是在讲发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事情。台上的演员，演的是别人的生活。台下的观众，不妨在欢笑之余，想想自己的生活，因为不幸的家庭才总是相似的，收入不平等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正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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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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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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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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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中文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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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21世纪资本论》先后于2013年9月和2014年3月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即将问世，颇感荣幸。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新路。希望本书所提供的历史资料有助于促进此类思考和有意义的辩论，有益于我们——包括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共同的未来。因为，尽管我们身处世界各地，但大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防止全球化及贸易、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阻止自然资源发生不可逆转的衰退。如果说中国能从国外的经验教训中获益，其他国家同样也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到很多东西。理想的社会经济体制仍然有待创立，所以，彼此的历史经验是我们最好的指引，我们应该互相学习，抛开一切意识形态，并尽可能地超越国家之间的敌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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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利用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一部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我还尝试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为未来总结若干教训，但主旨其实是提供史实资料，让每个人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由于主要数据来源有限——包括20世纪初已存在的诸多国家所收集的收入申报、财产继承文书档案（部分可追溯到19世纪初）以及资产及收入国民账户（有些国家从18世纪初开始就有记载），本书主要基于现今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尤以英、法、美、德、日五国的经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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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者初读时可能会觉得事不关己，甚至以为目前欧美这种日益增长的对不平等现状的担忧仅限于发达国家，这些富国的烦恼与中国相去甚远，中国的要务是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保持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迅猛势头，改变贫困人口的命运。这恐怕是完全想错了。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的确确出现在了本书收录使用的有关收入不平等的“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WTID）中，确实不乏问题，后文会再谈及。总的来说，新兴国家在本书的全球视角中占据重要位置。前两章着眼于全球层面上的生产及收入分配，中国在其中自然是举足轻重。我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日渐缩小这一进程；它极大地促进了各国之间的趋同和不平等的缩小，这主要归功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播（社会投资的良性循环，中国在这方面比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相对好一些）。目前，北美和欧洲分别占全球国内总产值的1/4，中国紧随其后，略少于1/4。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前两大经济集合体（欧美）所占比重将大幅降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分量将按各自比重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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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经济增长与趋同的速度令人惊叹，不能因此忘记贫富不均问题在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存在，而且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会日趋突显，因为经济增长终究会不可避免地放缓。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以往收入差距很小——不过这些数据不见得完全可靠。某些中国大学近来进行的调查显示国内财富不平等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据估算，20世纪90年代及2000年初中国财富不平等的程度与瑞典相当，到2010年则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谁也说不准，但至少足以肯定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能继续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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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资本/收入比，即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本（土地建筑、专业劳动力、产业及金融资本之和减去负债）和国民收入之比，现状如何？这方面关于中国的可用数据可靠性较低。但若干因素——非常高的存款率和投资率，以及过高的房价——让人觉得，发达国家最近数十年来出现的资本/收入比升高的趋势目前中国也存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的对中国国民资本存量及其变化的估算似乎证实了这一趋势，但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特殊性，主要与中国公共资本比重大有关。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过100%，比如意大利的公共资本为负，也就是说其公共债务超过了公共资本，因此私人资本的比例增大。前苏联国家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花费巨大的气力将几近全部的公共资本转给了私人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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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是一个极大的特例，因为眼下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1/2）。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中国可能在21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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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可能过于乐观或幼稚，或两者皆有。每种模式都始终在经历不断的重建、持续的再创造，不能仅因为它还在发展就有理由继续存在。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私人资本比重跃升，可能已经超过了前文所估算的公共资本在国民资本中所占比重——现有数据也许不够可靠。而且，虽说国民资本中的公共资本在教育、健康医疗、基础设施等行业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在产业和金融领域，公共资本的情况就不那么清晰了。公共资产——至少以传统的国有形式存在的公有资产——有时候既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更没有带来权力的民主分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所谓公产管理者挪用和不法占用。在中国，尽管与前苏联国家相比，做法没有那么极端，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但公共资本转为私人资本的进程已经开始，合理的理由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有时却让个别人借此暴富。中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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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政府正大举反腐。腐败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种财富不平等，让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极少数人手中。所以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其实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分配过程本身就具有使财富集中且往往过度集中的强大推动力。本书指出，通过研究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所经历的财富极为不平等的发展过程，同时观察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巨富阶层爆炸式的财富增长趋势，对此基本上可以做出如下解释：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之差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将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将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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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腐败和市场操纵让个别人牟利会加剧这种不平等，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建立一整套公共机制，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包括在各个行业中发展各种新型资产和新型的参与性治理，还包括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我想在此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谈谈累进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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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税制的理想形式是对所有收入和资产征税，没有免除或例外，收入和资产水平越高，税率就越高。在我看来，累进税制在公平社会里起着三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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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以最为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教育机构筹资——这三者必不可少——才能确保知识、技能和机会的传播过程和谐顺畅，社会经济发展有赖于此。在扫除文盲和全民义务教育方面，中国比别的国家做得好。而说到普及中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解决阶层分化以及富家子弟与寒门学子之间日益扩大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之类的现实问题，需要的是充足的公共资金投入。往大里说，中国的福利国家体制亟待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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