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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转向1970~2010年的平均储蓄率,我们再次发现不同国家之间有巨大差别:私人储蓄率通常为国民收入的10%~12%,但在美国和英国仅为7%~8%,而日本和意大利高达14%~15%(见表5.1)。在40年中,这些差距经年累月积累下来导致了很显著的后果。我们还注意到,储蓄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人口增长停滞、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很自然地为退休和遗赠而存钱。不过,储蓄与人口之间的关系远不是那么系统性地一一对应。上文已提到,人们选择储蓄多少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文化背景、对未来的预期以及独特的国家历史等。这些因素发挥作用并不令人奇怪,人们在做生育和移民决策时也一样会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决策结果最终会对人口增长率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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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增长率差异和储蓄率差异结合起来,我们便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资本积累会出现如此大的数量差别,以及资本/收入比为什么会在1970年之后急剧提高。一个特别清晰的案例是日本,其年储蓄率接近15%,增长率略高于2%,因此日本长期积累的资本存量达到6~7年的国民收入并不奇怪。这是动态的资本积累第二定律的自然结果。类似的是,储蓄率更高而增长更快的美国,相比之下有着低得多的资本/收入比并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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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普遍地说,如果将从1970~2010年观察到的储蓄流量推断出来的2010年的私人财富水平(结合1970年观察到的初始财富)同2010年实际观察到的私人财富水平相对比——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国家的这两个数据非常接近。[9]当然对应关系并不十分完美,反映出其他因素也有显著影响。例如在英国,储蓄流量似乎完全不足以解释私人财富在这段时期的急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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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先不考虑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特殊情况,总体而言结果是相当一致的:我们可以利用1970~2010年的储蓄水平(结合初始资本数量)来解释发达国家私人资本积累的主要特征,而无须借助相对资产价格有重大结构性提高的假设。或者说,房地产和股市价格的波动总是在短期甚至中期占主导地位,但长期影响却是中性的,长期起决定作用的通常是资产的数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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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以日本为典型案例。要想理解日本的资本/收入比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幅提高以及90年代的急剧下跌,很明显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房地产和股票泡沫的形成及其破灭。但如果我们探讨1970~2010年整个时期的变化过程,就可以明显看到数量效应压倒了价格效应:日本的私人财富从1970年相当于3年的国民收入提高到2010年相当于6年的国民收入,几乎可以完美地用储蓄流来解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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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储蓄的两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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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整起见,我需要澄清私人储蓄包含两个部分:个人的直接储蓄(没有在即期消费的那部分家庭可支配收入)以及企业的储蓄(企业的所有者持有,其中既包括企业自身的直接储蓄,也包括借助金融投资的间接储蓄)。企业储蓄来自企业用于再投资的利润(又称为“留存收益”)。在某些国家,企业储蓄能占到整个私人储蓄的一半左右(见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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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私人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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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私人储蓄率(扣除折旧)(占国民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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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家庭净储蓄(%) 其中企业净储蓄(净留存收益,%) 美国 7.7 4.6 3.1 日本 14.6 6.8 7.8 德国 12.2 9.4 2.8 法国 11.1 9.0 2.1 英国 7.4 2.8 4.6 意大利 15.0 14.6 0.4 加拿大 12.1 7.2 4.9 澳大利亚 9.9 5.9 3.9 注:私人储蓄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同国家有差异)来自企业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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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忽略企业储蓄的部分,仅考虑严格定义的家庭储蓄,我们可能会以为所有国家的储蓄流都显然不足以支撑私人财富的增长,于是将在很大程度上以相对资产价格(尤其是股票)的结构性提高来解释。这样的结论从会计角度看可能成立,但在经济含义上是错误的:股票价格从长期来看的确会比消费品价格上涨更快,但其原因主要是企业的留存收益使其得以扩大规模和资本,这其实是数量效应而非价格效应。假如留存收益被纳入私人储蓄,表面上的价格效应也将大部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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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从股东的立场来看,作为红利分配的利润与留存收益相比税负往往更重。因此对资本拥有者来说,只把一部分利润用于红利分配(以满足他们的即期消费需求),而把其余部分用于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积累和再投资,更符合其利益。今后还可以卖掉部分股份,以兑现资本收益(其税负通常低于分红)。[11]各个国家的企业留存收益在整个私人储蓄中所占比重的差别,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法律和税收制度的不同所致;这属于会计上的差异,而非经济意义上的差别。考虑到这些因素,更好的做法是将企业的留存收益视为企业所有者进行的储蓄,因此也是私人储蓄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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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澄清的是,动态第二定律中的储蓄概念是储蓄减去资本折旧后的余额,也就是真正的新增储蓄,在总储蓄中减去用于修补建筑物和设备磨损(修补房顶或管道,替换用旧的汽车、电脑、机器等)之后剩余的部分。这里的差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发达国家,年度的资本折旧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0%~15%,几乎占到总储蓄的一半(总储蓄通常占国民收入的25%~30%,净储蓄约为10%~15%,见表5.3)。特别是,企业的大部分留存收益通常都用于建筑和设备的维护,用于支持新投资的金额相当少,至多占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甚至可能为负值(在留存收益不足以弥补资本折旧的情况下)。根据定义,只有净储蓄能增加资本存量,而用于弥补折旧的那部分储蓄只是为确保现有的资本存量不会减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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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储蓄与净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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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私人总储蓄(占国民收入比重,%) 减去:资本折旧(%) 等于:私人净储蓄(%) 美国 18.8 11.1 7.7 日本 33.4 18.9 14.6 德国 28.5 16.2 12.2 法国 22.0 10.9 11.1 英国 19.7 12.3 7.3 意大利 30.1 15.1 15.0 加拿大 24.5 12.4 12.1 澳大利亚 25.1 15.2 9.9 注:私人总储蓄中有很大一部分(大致为一半)来自资本折旧,仅用于修复和替换现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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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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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品和贵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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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澄清的是,此处定义的私人储蓄以及私人财富并不包括家庭购买的耐用品,如家具、电器、汽车等。在这方面我遵从了国民账户统计的国际标准做法,将耐用家庭用品视为即期消费项目。当然如果企业购买同样这些产品,则会被视为年折旧率较高的投资。不过,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这种处理的影响不大,因为耐用品在全部财富中一直都只占较小份额,并且没有随时间出现太大的波动。在所有发达国家,现有的统计都显示家庭耐用品的总价值在1970~2010年通常只占国民收入的30%~50%,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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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平均来说拥有的家具、冰箱、汽车等耐用品的价值相当于年收入的大约1/3~1/2,在21世纪头10年早期的人均国民收入为3万欧元左右的国家,这相当于1万 ~1.5万欧元。这个数字并非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对很多人来说甚至代表着他们拥有的大部分财富。可是相比之下,私人财富总量相当于5~6年的国民收入,人均收入15万 ~20万欧元(不包括耐用品),其中约一半为房地产,另一半为净金融资产(例如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和其他投资,减去债务)和企业资本,耐用品只能算数额很小的补充部分。具体而言,如果我们将耐用品纳入私人财富,其影响也就是使图5.3中的曲线向上调整国民收入30%~50%的幅度,而不会显著改变总的变迁趋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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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除房地产和企业资本外,在国际通行的国民账户统计(为确保各国之间私人财富和国民财富的对比一致性,我严格遵循了这个标准)中,唯一包含的非金融资产是“贵重物品”,包括艺术品、珠宝和金银等贵金属。居民家庭购买这些物品纯粹是为价值储藏(或艺术价值储藏),而它们的价值基本上不会因为时间而损耗(或只有很小的损耗)。不过大多数估计认为,这些贵重物品的总价值比耐用品低得多,在不同国家约占国民收入的5%~10%,或者说,对人均国民收入3万欧元的国家来说,仅为每人约1 500~3 000欧元。所以,即使考虑到黄金价格近年来的上涨,贵重物品在私人财富总量中的份额依然很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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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一点是,根据现有的历史统计,以上这些比重在很长时间里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在19~20世纪,耐用品价值的估算值通常都相当于国民收入的30%~50%。格雷戈里·金对英国1700年前后国民财富的测算结果也类似,家具和瓷器等物品的总价值约为国民收入的30%。贵重物品和珍品代表的财富数量从长期来看则似乎有所减少,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约占国民收入的10%~15%降至今天的5%~10%。根据金的测算,此类商品(包含金属货币)的总价值在1700年左右曾高达国民收入的25%~30%。但归根到底,这在英国多达约7年的国民收入的财富总量面前依然不算突出,资本的主体还是农地、住宅和其他资产(商店、工厂、仓库、牲畜、船只等)。格雷戈里·金本人当然也对此发出了赞美和惊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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