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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测算一个国家所有企业的托宾Q值,会发现它会系统性地大于或小于1,这个现象更加难以理解。传统上对此给出了两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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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些非实物投资(如用于提高品牌价值或研发的支出)没有计入资产负债表,则企业的市场价值结构性地高于账面价值就具有合理性。这可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早期美国和英国的托宾Q值为何略大于1,分别达到100%~120%和120%~140%。当然,该比值大于1也反映着两个国家股市泡沫带来的影响:在2001~2002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两国的托宾Q值都迅速向1回落(见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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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股东对企业没有完全的控制权,需要考虑同其他利益相关方(如工人代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消费者组织等)的长期合作关系,就像前文提到的“莱茵资本主义”那样,则企业的市场价值结构性地低于账面价值,也就可以理解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早期法国的托宾Q值较低(约80%),德国和日本更是仅有50%~70%,而英国和美国的企业都达到或超过100%(见图5.6)。同时请注意,股票市场的总市值是以当前交易的股票价格为基础,而参与交易的通常是在企业中持有少数股份的买家,而非希望控制企业的买家。对后者来说,他们往往愿意支付比现有市场价格略高的价格,大约会有20%的溢价。这个差距可能足以解释托宾Q值在80%左右的情况,只要市场上有少数股东即可,不需要考虑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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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的有趣差异反映出资本价格总是与各国的法规和制度有关,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发达国家的托宾Q值自1970年以来有普遍提高的倾向,这是资产价格历史性反弹的后果。总之,如果我们把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提高的背景都考虑进来,则可以认为在发达国家1970~2010年间的资产/收入比涨幅中,有1/4~1/3应归因于资产价格的回升。当然各国之间的差异很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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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国民资本与净外国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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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发达国家(尤其是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持有的大量国外资产随着1914~1945年的历次冲击而灰飞烟灭,净国外资产头寸再也没有回到之前那么高的水平。实际上,如果我们观察发达国家在1970~2010年的国民资本与净国外资本的水平,很容易得到的结论是国外资产的重要性相当有限。净国外资产头寸有时略微为正,有时略微为负,根据国别和年份的不同有所变化,但其净额同国民资本总量相比通常来说非常小。换言之,发达国家国民资本水平的急剧提升主要反映的是国内资本的增长,净国外资产大致说来仅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见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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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结论并不完全准确。例如,日本和德国在过去数十年,尤其是21世纪头10年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净国外资产,主要是贸易盈余的自然结果。到21世纪头10年早期,日本的净国外资产达到国民收入的70%左右,德国的也接近50%。诚然,同英法两国在“一战”前夕的净国外资产数量(分别是近2年和1年多的国民收入)相比,日德两国现在的规模还小得多。但考虑到积累的迅速程度,我们很自然想知道这样的趋势是否将一直持续下去。[25]在21世纪,某些国家的资产将在多大程度上被其他国家拥有?殖民地时期看到的巨额净国外资产是否会重现甚至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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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德国持有的净国外资本在2010年分别相当于0.5年和1年的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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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国民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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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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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妥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石油输出国和新兴经济体(以中国为首)也纳入分析。虽然这些国家的历史数据有限(这正是此前尚未提及它们的原因),但就目前这个时期而言,资料已丰富得多。除国家之间的不同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各国内部的财富不平等现象。有鉴于此,我将把关系到资本全球分布的变化推迟到本书第三部分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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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讨论中,我只想简单指出,第二定律的作用可能自动导致很大的国际资本不平衡,日本就是一个很突出的案例。在一定的发展水平上,增长率(尤其是人口增长率)或储蓄率的细微差异可能导致某些国家的资本/收入比远高于其他国家,于是我们很自然会看到这一比值较高的国家将对较低的国家大量投资。这有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冲突。日本的案例还显示了第二类风险(可能在均衡的资本/收入比达到很高的水平时出现):假如特定国家的居民偏好国内资产(如日本的房地产),则可能导致那些资产的价格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点。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的有趣实例是日本在1990年的纪录后来又被西班牙打破,其净私人资本总量在2007~2008年危机前夕高达8年的国民收入,超出了1990年时日本的7年。西班牙的泡沫在2010~2011年急速破灭,也是步了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的后尘。[26]随着潜在的资本/收入比达到新高,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形成更大规模的泡沫。顺便提一下,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资本/收入比的历史变迁以及国民账户中的存量和流量,或许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此类分析可以让我们及时发现价值高估现象,从而采取审慎的政策和金融监管措施,以约束相关国家金融机构的投机狂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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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还注意到,少量的净资产可能会掩盖巨大的总资产状态。的确,当今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每个国家的资产都在较大程度上被其他国家持有,这不仅会扭曲人们对财富全球分配的感受,也预示着较小的国家存在脆弱性,以及净资产全球分布内在不稳定的根源。大体来说,20世纪70~80年代见证了全球经济的广泛“金融化”,深刻地改变了财富结构,使得不同主体(家庭、企业和政府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量的增速超过了净财富增速。在大多数国家,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量不到4~5年的国民收入,而到2010年则提升到10~15年的国民收入(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在英国甚至达到了20年的国民收入的绝对历史纪录。[28]这既反映出同一国家内部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交叉投资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大规模膨胀完全超出了其自有资本的增长,也代表着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出现空前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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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领域需要注意的是,国际交叉投资现象在欧洲国家更普遍,主要是英国、德国和法国,其他国家持有这三个国家的金融资产达到三国国内金融资产总值的1/4~1/2,水平非常可观。而美国和日本这些规模更大的经济体该比重则更低,由外国持有的金融资产仅略高于1/10。[29]这种现象强化了人们的被剥夺感,对欧洲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此类情绪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但也经常被夸大其词。人们经常忘记,在本国的很多国内企业和政府债券被其他国家持有时,自己的国民也通过年金或其他金融产品持有相当多的海外资产。此外,以这种形式编制的资产负债表的确会让一些小国(特别是在欧洲)面临严重的脆弱性,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价值评估即使出现较小的“误差”,就可能带来净国外资产头寸的大幅变化。[30]此外,一个国家的净国外资产头寸的变化不但取决于贸易盈余或赤字的累积,还受到其金融资产和负债的收益的巨大波动的影响。[31]还需指出的是,国际资产头寸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虚拟资金流的影响,此类资金流与实体经济的需要无关,而是出于最优税收策略和监管套利等方面的考虑,比如,在税收体制或监管环境特别优惠的国家设立壳公司等。[32]这些议题还将在本书第三部分做深入探讨,考察避税天堂在全球动态财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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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资本/收入比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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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定律还可以让我们思考21世纪的全球资本/收入比可能达到何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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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从过去能得到哪些启示,就欧洲(或者说西欧的领先经济体)和北美洲而言,我们有着1870~2010年整个时间段的可靠数据。对于日本,1960年之前没有完整的总私人财富和国民财富的数据,但也存有部分资料,尤其是日本的遗嘱记录可以追溯到1905年,清楚地表明其财富总量有着与欧洲类似的U形变化轨迹,20世纪头10年到30年代的资本/收入比上升到很高水平,约为600%~700%,到50~60年代降至200%~300%,然后又在9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反弹至接近600%~700%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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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国家和大洲而言(包括日本之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1990年后有相对完善的资料,表明资本/收入比的平均水平约为400%。在1870~1990年则没有较为可靠的数据,我只是简单地假设总体水平保持不变。由于这些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全球产出中仅占1/5略多的份额,它们对于世界总体资本/收入比的影响注定是较为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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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图5.8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考虑到发达国家在总量中的比重,我们不出意料地看到全球的资本/收入比也显现出同样的U形曲线,在今天接近500%,与“一战”前夕曾经达到的水平大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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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问题是这条曲线未来将如何演变。我采取了本书第二章介绍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率预测值,即全球产出将逐步从目前年均3%的增速下降到21世纪下半叶的1.5%,同时假设储蓄率将长期稳定在约10%。根据这些条件,从第二定律中可以得出,全球资本/收入比将非常合乎逻辑地继续提高,到21世纪末以前可能接近700%,或者说接近欧洲从18世纪到“美好年代”的水平。换个说法是,2100年整个地球的状态(至少从资本密集度这一指标看)可能会变得接近于20世纪初期的欧洲。当然这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如前文所述,增长率的预测是非常不准确的,储蓄率的预测同样如此。然而上述模拟测算具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地描述增长率放慢对资本积累产生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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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最可能出现的情形的模拟,全球的资本/收入比可能在21世纪末接近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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