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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种“坍塌式”下降完全可归因于从资本获得的超高收入的减少（或者可以大致称为食利者的衰落）。单看工资，我们就会发现收入前1%人群的工资收入占总工资收入的比重几乎长期稳定在6%或7%的水平。在“一战”前夕，收入不平等程度（以最高1%人群的收入比重来计算）是工资不平等程度的近3倍；而今天，收入不平等程度只相当于原本的1/3略高，与工资不平等程度大致相当。这一程度已经低到可能会让人错误地猜想：从资本获得的高收入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了（见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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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1914~1945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收入比重的下降源于他们最高资本收入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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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1910~2010年法国食利者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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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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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法国20世纪不平等程度的缩小，主要可由食利者的衰落和从资本获得的超高收入的“坍塌式”下降来解释。长期来看，似乎不平等并未呈现出普遍结构性缩小（尤其是工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缩小），这与库兹涅茨理论的乐观推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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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特征这一问题上，此处为我们揭示出一个根本性教训，也毫无疑问是20世纪给我们上的最重要一课。当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上述事实在所有发达国家大致相同、仅存微小差异时，这一教训就显得越发正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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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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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历史：一部混沌的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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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和图8.2展现出的第三个重要事实是，不平等的演化历史不是一条漫长而宁静的河流，中间有很多迂回曲折，当然也并非难以阻挡、按部就班地趋于“自然”均衡点。在法国以及其他地区，不平等的历史始终是混乱的、具有政治性的，它受到骤发性社会变革的影响，不仅仅由经济因素主导，还由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现象等多方面的因素所驱动。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平等，即社会各群体间收入和财富的差异，通常既是其他领域发展的原因，也是其他领域发展的结果，所有这些分析的维度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财富分配的历史可以从更一般意义上诠释一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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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的例子中，我们惊奇地看到，收入不平等的缩小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1914~1945年。前10%和前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于“二战”后跌至谷底，并且似乎再也没有从战争年代的极端暴力冲击中恢复过来（见图8.1和图8.2）。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的混乱以及相伴而生的经济及政治冲击，拉低了20世纪以来的不平等程度。不存在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和无冲突的演变方式来推动实现较大程度的平等。在20世纪，抹掉过去、推动社会重新洗牌、万象更新的是战争，而不是和谐民主或经济的理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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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冲击包括什么呢？我在本书第二部分已做了讨论，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还有“大萧条”引发的破产，最为重要的是，包括这一时期颁布的新公共政策（从租金管制到国有化，以及以通胀推动那些依靠政府债务为生的食利阶层的自然消亡）。所有这些冲击都引发了1914~1945年资本/收入比的大幅下滑和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显著下降。然而，资本远比劳动力集中，在前10%人群中资本收入的比重更高（在前1%人群中尤其如此）。因此，以下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1914~1945年对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的诸多冲击，降低了前10%人群（以及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最终导致收入不平等显著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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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自1914年起对收入征税（参议院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阻挠这项改革，直到1914年7月15日，宣战前几周，他们才在极其紧张的氛围下最终通过了这一法案）。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很遗憾无法拥有这一日期之前关于收入细分结构的年度数据。在20世纪伊始的10年，基于开征一般性所得税的预期，人们对收入分配做了大量的估算，以预测这可能带来多少税收收入。因而，我们对“美好年代”的收入集中程度有个大致的认识。不过，这些估算数据并不足以支撑我们对“一战”产生的冲击做出历史性估计（为达到这一点，所得税必须提早几十年开征）。[4]幸运的是，房产税自1791年就已开征，相关数据有助于我们研究19、20世纪财富分配的演变情况，也能够确认1914~1945年的冲击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但这些数据显示，恰恰相反，“一战”前夕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度并没有任何自然下降的趋势。从同一数据来源我们也可得知，1900~1910年资本收入在最高1%人群的收入中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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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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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食利者社会”到“经理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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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尽管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资本收入仍然是收入分布中最高0.5%人群的主要收入来源（见图8.3）。[5]但是，审视现今最高收入群组的收入构成时，我们就会发现情况已经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和过去一样，随着收入阶层的逐步提升，劳动收入的地位逐步削弱，而在收入分布的最高1%和1‰中，资本收入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这一结构性特征并没有改变。然而，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的区别：当前人们必须爬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上，才能让资本收入超过劳动收入。目前，资本收入超过劳动收入只存在于收入分布中最高0.1%的人群中（见图8.4）。而在1932年，具有同样特征的社会群组的人数是现在的5倍，在“美好年代”则高达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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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个体在总收入前10%人群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劳动收入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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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1932年法国最高收入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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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p90~95”包括第90百分位到第95百分位的个体，“p95~99”包括了这之后的4个百分点，“p99~99.5”包括了再之后的0.5个百分点，以此类推。（2）劳动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养老金，资本收入包括股息、利息、租金，混合收入指个体经营者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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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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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最高1%人群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占据很突出的地位，构筑了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格局，而最高1‰ 人群在这一点上就稍逊一筹了。[6]虽然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但却很重要：很多时候，量变会引发质变。这种变化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流向最高1%人群的收入比重并不比流向他们的工资比重高出多少：资本收入只在最高1‰人群乃至0.1‰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整个前1%人群中，其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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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法国，前0.1%人群中资本收入逐渐成为主导收入，而1932年则对应的是最高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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