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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1910~1950年，继承额相对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了大幅下降，但从1950年开始该数据又持续回升并在20世纪80年代有明显的加速上涨。该比重在20世纪有较大的上下波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年遗产和馈赠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对稳定（大致稳定，尤其是与随后的波动相比），但在1910~1950年却跌到了最高水平的1/5~1/6（最低时继承额仅占国民收入的4%~5%），而1950~2010年又上涨了三四倍（恢复到占国民收入15%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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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中的变化显示了人们对继承财富的看法以及继承财富本身的深层变化，此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平等结构的变化。下文将会提到，1914~1945年继承额的萎缩程度几乎是私人财富缩水的两倍，因此遗产减少并不完全是由整体财富缩水所引起的（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从公众舆论看，民众普遍认为遗产盛行的年代已经结束，这种看法显然要超过认为资本主义宣告终结的观点。1950~1960年，遗产和馈赠额在国民收入中仅占几个百分点，因此人们自然认为遗产效应几乎消失，并且尽管资本整体重要程度较过去有所下降，但现在财富几乎都是个人通过一辈子的勤俭奋斗而积攒下来的。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来了几代人（尽管人们普遍理解的并不完全是真实情况），尤其是那些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所谓婴儿潮一代，他们当中许多人今天依然健在，这批人自然会认为通过勤劳而不是靠祖先庇荫致富已经是“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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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当今世界由“70后”、“80后”组成的年轻群体却有着不同的感受，他们感受到（或多或少）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将会重新在他们的生活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中显现。以房产为例，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来自父母的赠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是否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年纪拥有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子的位置面积如何。至少与上一代人相比，来自父母的赠予对当前年青一代来说更加重要。遗产继承对年青一代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和家庭选择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婴儿潮一代人的影响。遗产继承的重新崛起目前尚未完成，这场变迁才刚至中途（2000~2010年遗产继承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处在20世纪50年代低位和1900~1910年高位的中间）。迄今为止，与此前那次变化相比，遗产继承重要性的提升并未对民众看法造成深刻影响，民众思维还停留在“努力奋斗就能富有”的状态。但经过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情况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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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流量法和经济流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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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中有若干要点需要阐明。首先，必须把活人之间的馈赠也包括在继承额之内（无论是在临死之前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馈赠），因为这部分财富转移在法国和其他地方都有重要作用。馈赠和遗产的相对规模在历史上有很大变化，因此如果将馈赠排除在外，那么这将严重影响分析的公正性并扭曲空间和时间上的比较。幸运的是，法国对人际馈赠也有着详细的记录（尽管明显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数据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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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历史数据的丰富程度可让我们通过两种方法来测算遗产继承额，这两种方法在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上是完全独立的。图11.1中的两种变化（在此称为“会计流量”和“经济流量”）是高度吻合的，这验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并表明历史数据是靠得住的。这种数据的一致性也可帮助我们对研究中存在的各种不同因素进行剖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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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说，要估测某国的遗产继承额有两种方法：可直接采用观察到的遗产和馈赠额（例如通过税收数据：此为“会计流量”），或者也可考察私人资本并推算某给定年份的理论值（此为“经济流量”）。两种方法各有利弊。第一种方法更为直接，但许多国家的税收数据并不完整，因此结果也不能总是尽如人意。正如前文所述，法国从很早时（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就建立了遗产和馈赠记录系统，而且相当完备（从理论上说，除少数例外情况，这些数据覆盖了所有的继承和馈赠，包括那些纳税额极为轻微甚至不用纳税的继承和馈赠），因此使用“会计流量法”是可取的。但必须要对征税数据进行调整，例如要考虑那些不必报税的小额遗产和馈赠（数额太小）以及那些免征遗产税的资产转移，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风行的人寿保险合约（如今占法国全部私人财富的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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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经济流量”）的优势在于不依赖征税数据，因此可更全面地测算财富转移，而不用顾及各国千差万别的税务体系。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个国家都能应用两种方法。此外也可对图11.1中两条曲线之差进行解读（“经济流量法”得出的数字总是要高于“会计流量法”得出的数字），由此估计税务欺诈或遗嘱记录系统的缺失。当然也可能存在其他原因，包括现有数据系列以及所使用方法的纰漏。在某些特定时期，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很大，但从长期分析角度看，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长期演变的趋势都是连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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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要素：遗产终结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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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经济流量法的最大优势在于可对影响遗产继承额和历史变迁的三大要素进行全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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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年度遗产和馈赠额（在此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by）是三大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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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μ×m×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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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是指资本/收入比（或更精确而言，是可继承的私人财富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公共财富是不可继承的），m代表死亡率，而μ则是逝者死亡时的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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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分解完全是数理意义上的，从公式定义看，该公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具体来说，这是用来估计图11.1中“经济流量”时所采用的公式。尽管将经济流量分解成这三要素有些同义反复，但这依然是相当有用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看清在过去充满争论的问题，而该问题背后的逻辑其实并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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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逐一分析这三个要素。首先是资本/收入比，即β。该要素代表着明显的公理：假如某社会中用于继承的财富较多，那么首先可用于被继承的私人财富数量必须达到相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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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要素是用m表示的死亡率，该作用原理也很清晰。假定其他所有条件均等，那么死亡率越高，财富的继承流量也就越大。假如人人长生不老，即死亡率为零，那么继承也就无从说起，遗产继承额也必然会是零，而无论资本/收入比β值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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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要素是逝者去世时平均财富与在世者的平均财富之比，用μ来表示，也同理可见。[4]假定逝者去世时的平均财富与在世人口平均财富相等，即μ=1，那么遗产继承额将简单取决于死亡率m和资本/收入比β。举例来说，如果资本/收入比为600%（私人财富总额相当于6年的国民收入），而成年人死亡率为2%[5]，那么年度遗产继承额即为国民收入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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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逝者死亡时的平均财富是在世人口平均财富的两倍，即μ=2，那么遗产继承额将会是国民收入的24%（依然假定β=6，m=2%），这也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观察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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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μ值的大小取决于财富的年龄段分布。如果人均财富随着年龄段的上升而提高，那么μ值也就越高，遗产继承额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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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假如在某社会财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付退休之后的生活费用，而且老年人会在退休之后消耗他们在工作阶段积累下来的财富（例如支取养老金），即按意大利裔美籍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亚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那么μ值将会接近零，因为人人都希望在临死之前将财富花掉甚至花完。在μ=0的极端情况下，所谓的遗产继承也就消失了，而不论β和m值的大小。从严格的逻辑角度出发，可以想象存在这样的世界，其中存在相当规模的私人资本（即β值很高），但大部分的财富都是以养老基金或类似形式存在的，这些针对个人的财富会在其死亡时自动消失（即“年金化财富”），此时遗产继承额就会变成零或接近于零。莫迪利亚尼的理论对社会不平等提出了静态的单一维度解释：财富不平等不过是工作不平等的投射（管理人员比工人积累更多的退休基金，但双方在辞世之际资本拥有量都接近零）。该理论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内十分流行，以塔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的美国功能结构主义社会科学者也描绘了由管理人员组成中产阶层的社会，遗产继承在社会中几乎不具有任何作用。[6]即便今天，许多婴儿潮一代都对此理论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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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遗产继承分解成由三大要素影响的结果（by=μ×m×β），这对于思考遗产继承及其演变历史有重要意义，因为每个要素都对应着一系列重要结论和观念（乍看上去完全成立的先验结论），这些结论和观念使得许多人都能够想象，尤其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乐观主义弥漫的几十年里，继承财富的终结（或以缓慢逐步方式式微）应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论和最终归宿。然而全球范围内继承财富的缓慢终结并非是必然发生的结果，法国的经验可以表明这点。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法国继承财富U形曲线是μ、m和β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由于偶然原因等，三大因素有时会同步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整体会发生的巨大幅度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遗产继承额下降到了极低的水平，这导致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继承财富效应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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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分中曾阐述过，资本/收入比β值呈现明显的U形曲线。由此产生的乐观看法很明确，似乎也很有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会下降，因为财富的重要性在下降（或更精确而言，非人力资本的财富——那些可拥有、可在市场上交换并可根据现行物权法完全转移给后代的财富——重要程度在下降）。当前没有理由能够证伪这种乐观看法。这也是贯穿全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看法（包括加里·贝克的著述），即便这种乐观看法并不能外化成公式[7]。然而现实情况的发展却并非如此，或至少没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土地资本变成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和房地产，但资本的重要性依然无损，当前资本/收入比似乎正恢复到一战前欧洲“美好时代”以及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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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某些技术原因，如今资本依然对生产起着核心作用，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也居于支配地位。在生产开始之前，就必须有资本投入来购买设备、支付原料以及各类服务开销，当然还有房租。毋庸置疑，人类的技能和能力在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非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在同比例增长。因此没有任何先验理由去认定，继承财富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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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的长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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