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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世纪出生的各代人来说，继承财富占了总资源的25%，但出生在20世纪头10年的群体的这一比例却低于10%，这些人大多本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继承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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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1790~2030年出生的各代人继承额占总资源（继承和工作所得）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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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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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生于1870年之后的人群，继承财富占总资源的比重逐渐降低，这是因为这部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纷纷进入继承财富的年龄，然而当时其父辈资产却因为战火而遭受了不少损失。该比例对于出生在1910~1920年的群体是最低的，因为这些人继承财富的时候是在“二战”结束后至1960年间，当时遗产继承额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因此继承财富只相当于总资源的8%~10%。但对于出生在1930~1950年的人来说，该比例又开始回升，因为他们的继承时间是在1970~1990年，他们的继承所得占总资源的12%~14%。随后在1970~1980年出生的人群身上，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将会恢复到自19世纪起就没有达到过的水平，这些人将在2000~2010年获得遗产或馈赠，继承财富将占其总资源的22%~24%。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我们才刚刚告别“遗产终结期”，这些数据也显示了在20世纪不同年份出生人群所经受的储蓄和继承重要性的相对转换：婴儿潮一代人要靠自身努力，因为“二战”之后百废待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生以及在世纪之交出生的人也要更多地凭借自身努力。与此相对，出生在20世纪后30年的人却更能体味到继承财富的重要影响，他们与出生在19世纪和21世纪的人应对继承财富有同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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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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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蒂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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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论述的都是平均情况，然而继承财富最为重要的特征就其分配极其不均衡。通过此前所估测的继承财富不平等程度和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最终我们能够分析出伏脱冷的教导在不同时期的适用程度。图11.10显示了出生在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的群体情况，其中拉斯蒂涅也是出生在这样的年代（巴尔扎克说拉斯蒂涅出生于1789年），这群人确实面临着和伏脱冷一样的可怕困境：那些能有幸继承财富的人将会过上舒适的日子，其舒适程度要远远超过需要靠自己打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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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形象和直观地解释不同的财富资源水平，在此用各时期工资最低50%的工人平均收入的倍数来表述财富资源。我们可将这平均收入看成是“低等阶层”生活标准基准线，在此期间大约是国民收入的一半。这也是判断社会中不平等程度的有益参考指标之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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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结论如下：在19世纪，最富裕的1%的遗产继承者（即在其年代继承了最丰厚1%遗产的人群）的毕生财富资源是低等阶层财富资源的25~30倍。换言之，假如某人可从父母或配偶处继承遗产，那么终其一生，他将可承担25~30个仆人服侍其生活。与此同时，工作收入最高的1%的人（伏脱冷所说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高薪职位）所掌握的财富资源大约是低等阶层的10倍。虽然也不少了，但与财富继承者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显然要低得多。而且正如伏脱冷所言，要想获得高薪职位也是非常困难的，仅仅在法学院埋头苦读还不一定行，通常需要长年累月的苦熬和准备才能有希望，这种希望还不一定能最后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有机会去继承属于顶尖1%的财富，这样的机会显然不容错过。至少，这样的机会应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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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那些获得继承财富前1%的人群的生活水准要远高于当时工资最高1%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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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0 1790~2030年出生的各人群的“拉斯蒂涅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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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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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出生在1910~1920年的人群做同样的计算，我们发现他们会面临完全不同的选择。最富有的1%的遗产继承者的财富资源仅仅是低等阶层标准的5倍，而工资最高的1%的人所掌握的财富资源则是低等阶层水准的10~12倍（因此工资最高1%人群的工资之和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社会全部工资的6%~7%）[29]。无疑，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成为工资最高的1%所能享受的生活水准要高于继承财富最高的1%的人群，因此生活的要诀就在于努力学习和工作而不是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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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婴儿潮那代人而言，选择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拉斯蒂涅生于1940~1950年，那么他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跻身工资最高的1%人群（其财富资源是低等阶层标准的10~12倍），而完全不要理会伏脱冷的教导（因为继承财富最多的1%的人所掌握的财富资源仅仅是低等阶层标准的6~7倍）。对于这些人而言，勤劳致富不仅是合乎道德的选择，更是最可获利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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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这些结论也表明，对于所有在1910~1960年出生的人而言，那些处于收入分配金字塔塔尖的1%人群主要是通过工作获取财富。这是意义重大的变化，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法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此外无论在任何社会，收入最高的1%人群总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社会作用。[30]如在本书第七章中所述，处于塔尖的1%人群是相对宽泛的精英阶层，他们对社会经济、政治和结构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31]在所有的传统社会当中（还记得1789年时贵族人口占了人口总数的1%~2%），一直到欧洲的“美好年代”（尽管当时法国大革命曾带来了彻底改变社会结构的希望），这部分群体几乎都是依靠继承财富。因此，当出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顶尖富人不再依靠遗产而是依靠奋斗时，这确实是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这种情况让人类形成了对社会进步的空前强烈的信念，许多人深信旧的社会秩序已经终结。诚然，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不平等依旧存在，但这种不平等被普遍认为是积极的，因为人们主要从薪资不平等角度看待问题。尽管蓝领阶层与白领阶层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还逐步扩大，但社会中存在着基本的向心力，社会上人人都尊崇劳动并以跻身精英阶层为荣。人们认为，由继承财富决定的先天贫富差距正在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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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晚时候的人而言，情况又变得不同。具体而言，生活选择变得更加复杂：继承财富最高的1%人群的财富变得与工资最高1%人群的财富相当（甚至要略为超出，因为最高继承财富可达低等阶层标准的12~13倍，而劳动收入仅是低等阶层的11~12倍）。但在此要注意，如今不平等的结构以及收入最高1%群体的状况与19世纪也有很大差距，因为如今的继承财富相比当时不再那么集中。[32]如今的人群正面临着全新的不平等和社会结构，类似于夹在伏脱冷所嘲讽的世界（继承财富完全超越劳动）以及“二战”后的乐观年代（劳动超越继承）之间。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今天法国财富榜顶端1%人群的收入大约一半来自继承，一半来自自身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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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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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利者和经理人的基本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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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如果某社会的顶层富豪主要是通过继承来获得财富而不是劳动致富，例如巴尔扎克和奥斯汀笔下的社会，那么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整体资本存量以及资本存量中的继承资本余额必须规模庞大。通常来说，资本/收入比必须在600%或700%左右，而大部分资本存量必须是来自遗产继承。在这样的社会中，继承财富可占各年龄阶段平均财富资源的1/4（如果资本收益不平等状况突出，那么更有可能占到1/3）。18和19世纪的状况就是如此，直到1914年。当今情况也基本可满足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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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条件是，继承财富必须高度集中。如果继承财富的分配也像劳动收入那样（即继承财富前1%或0.1%人群占总财富的比重和劳动收入前1%或0.1%人群占总劳动收入比重差不多），那么伏脱冷所说的世界将不复存在：劳动收入总会超过继承的财富（劳动收入至少是继承财富的3倍）[33]，因此在劳动收入上排名前1%的人群会自动超越继承财富收入上排名前1%的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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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财富集中效应超越规模效应，在继承财富排行榜上位居前列的1%人群必须要占有继承财富总额中的绝大部分，18和19世纪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当时继承财富排名前1%的人群占了社会继承财富总额的50%~60%（在英国和法国“美好年代”时甚至占到了70%），这比劳动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的集中度要高出10倍（劳动收入前1%的人群占有劳动收入总额的比重大约是6%~7%，该比重长期以来都保持相对稳定）。继承财富和工资收入10:1的集中度对比足以抵消劳动收入规模比继承财富规模大3倍的效应，这也可解释为何在讲求世袭的19世纪社会中，继承财富榜上排名前1%的人群的生活水准要比工资排行榜上的精英们高出3倍（见图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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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食利者和经理人的基本算法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当今法国社会中，继承财富最顶端的富豪和劳动收入顶端的精英基本上是平衡的，因为财富的集中度大约是劳动收入集中度的3倍（最富有的1%的人群拥有的财富大约占总财富的20%，而工资最高的1%的人群占全社会总工资收入的6%~7%），因此集中效应基本上平衡了规模效应。借此我们也可理解，为何在法国“辉煌30年”时代，管理者会完全凌驾于财富继承者之上（因为当时的规模效应达到了10:1，完全超越了3:1的集中效应）。但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之外 ——这些特殊情况也是由于极端战争冲击以及具体公共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的自然结构似乎依然偏向于食利者而非高级管理者。特别是当经济增速放缓而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速时，那么几乎不可避免（或至少在最受认可的模型中）会发生这样的景象：财富将会集中于排名最前的资本所有者，其财富将会大大超过劳动收入榜上的尖端人群。[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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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