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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这不是说哈佛仅仅从全国最富的2%家庭里面招生。这只是表明,如果不是生于富贵之家,那么要想进哈佛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而如果家庭财富是在全国前2%以内,那么进入哈佛的机会就大大增加,这里说的是平均数概念。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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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美国高校学生家长的平均财富等相关基础数据现在很难获得,更别说有任何的研究文献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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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英国高校的最高学费从1998年的1 000英镑涨到了2004年的3 000英镑和2012年的9 000英镑。学费在英国高校财务总收入中的比重达到20世纪20年代时的最高水平并与美国相近。见Vincent Carpentier,“public-private Substit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66,no. 4 (October 2012): 3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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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巴伐利亚和下萨克森邦从2013年初开始取消每学期500欧元的大学学费,与德国其他地方一样提供免费高等教育。在北欧国家,大学学费从来没有超过每学期数百欧元的水平,这与法国的情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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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在中小学教育阶段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最弱势的中小学所配备的师资力量通常是最薄弱的或接受培训最少的,因此这些弱势中小学的学生所实际享受到的人均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实际上是低于平均水平的。这种情况最令人遗憾,因为实际上小学阶段的公平最有利于减少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见thomas piketty and M. Valdenaire,L’impact de la taille des classes sur la réussite scolaire dans les écoles,collèges et lycées français (paris: 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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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与哈佛相同,平均家长收入水平也并不意味着巴黎政治学院仅仅招收来自10%最富家庭的考生。有关2011~2012年巴黎政治学院学生家长财富的分布情况,请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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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根据众所周知的大学排名,2012~2013年全世界顶尖的100所大学中有53所在美国,欧洲只有31所(其中英国9所),但如果我们看全球最好的500所大学,那么情况就有了变化(美国有150所而欧洲则有202所,其中英国有38所)。这表明美国800所高校的分化(见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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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但请注意,与其他开支相比(例如养老金),如果要把高等教育从投入低水平(在法国仅占国民收入的1%)调整到高水平(瑞典和美国占国民收入的2%~3%),是相对容易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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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例如巴黎政治学院目前就有这样的学费系统,如果家长收入很低,那么学生学费全免,如果家长收入高于20万欧元,那么学费则为1万欧元。这样的系统对于搜集家长收入状况数据是有利的(可惜这些数据几乎没有人研究)。与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公共资金支持相比,这样的学费设计接近于累进所得税,只是家长所支付的额外款项是用于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别人的孩子。这显然符合其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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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澳大利亚和英国会给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提供“收入相关助学贷款”。这是要等学生以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再偿还的贷款。这是对普通家庭学生提供的所得税补贴,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通常会获得来自家长的赠予(不用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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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见Emile Boutmy,Quelques idées sur la création d’une Faculté libre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aris,1871)。另见p. Favre,“les sciences d’Etat entre déterminisme et libéralisme: Emile Boutmy (1835–1906) et la création de l’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2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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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有关团结社会模型的分析和辩护,请见andré Masson,Des liens et des transferts entre générations (paris: Editions de l’EH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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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见图10.9~ 图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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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请回想,正是这种波动性才使得现收现付制在“二战”之后推行:那些在1920~1930年将毕生积蓄都投入到金融市场的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因此没有人会希望再去尝试那种在“二战”前就曾推行过的注重积累投资的强制养老金体系(例如法国在1910~1928年时就曾按法律推行过这种积累投资型养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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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就大致实现了这样的目标。瑞典系统也可经过改良而用于其他国家。见antoine Bozio and thomas piketty,Pour un nouveau système de retraite: Des comptes individuels de cotisations fi par répartition (paris: Editions rue d’Ulm,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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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当然也可设想有一种养老金体系可以将现收现付制以及小额储蓄固定回报结合起来。如前面章节所述,如果储蓄较少,那么要想获得平均资本收益是很难的(不光不赔钱就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瑞典的养老金体系至少有部分(很小)用于资本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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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在此我引述了Julia Cagé和lucie Gadenne的主要研究成果,见Julia Cagéand lucie Gadenne“,the Fiscal Cos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Harvard University and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2012–27 (see esp.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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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贫穷国家如今面对的某些医疗和教育问题是具有特殊性的,因此无法通过汲取如今发达国家的过往经验加以解决(例如“非典”疫情)。因此某些所谓的试验甚至试点应该是有正当理由的。见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Poor Econom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2)。作为一般规律,我认为发展经济学通常都会忽略那些现实的历史经验,在本书的讨论中即指忽略了缺乏税源情况下建设社会国家的难度。其中造成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殖民历史(在此,随意的试点或许可以有些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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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见thomas piketty and Nancy Qian,“income inequality and progressive income taxation in China and india: 1986–2015,”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no. 2 (april 2009): 53–63。中印之间的差距与中国劳动力丰富有很大关系。历史表明,现代财税制度与社会国家的建设进程和工薪族崛起通常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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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第十四章 反思累进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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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考察了社会国家的结构和演变,重点关注社会公共需求的本质以及相关的社会支出(如教育、医疗、退休等)。我们将税负总水平视为给定,然后刻画了其演变过程。在本章和下一章,我们将更细致地考察税收和其他政府收入的结构,以兹未来借鉴,而这种收入也正是社会国家形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20世纪在税收方面的一个主要创新是累进所得税的产生和发展。这一制度在消弭收入不平等上起到重要作用,但目前却遭遇国际税收竞争的严重威胁。这一险境的造成也可能是由于该制度的思想根基从未厘清,因为该制度实属应急之策,根本无暇细思。累进遗产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是20世纪第二大财政创新,在近几十年中也遭遇挑战。不过,在我进一步仔细考察这两种税负之前,首先要在累进税的大框架内对两者进行定位,并考察其在现代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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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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