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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薪酬的骤增：税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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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对平等的巨大热情后，美国和英国以同样的热情猛然转向相反的方向。过去30年，其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跌至法国和德国的水平之下，而这一水平曾经显著地高于德国和法国。当后者的税率在1930~2010年稳定保持在50%~60%时（在末期有轻微的减少），英国和美国的税率则从1930~1980年的80%~90%降至1980~2010年的30%~40%（1986年里根税改后有一个28%的低点，见图14.1）。[37]20世纪30年代以来，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对财富的态度三番四复。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德国和法国相当典型）和日本对顶层收入的态度则保持不变。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已表明，这一差异的其中一个解释可能是美国和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感到自己被其他国家追上了。其他国家正在追赶的观念，催生了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崛起。无可否认，1950年到1980年的追赶，很大程度上是1914年到1945年欧洲大陆和日本忍受冲击的机械后果。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却难以接受：对国家抑或个人，财富等级不光事关金钱，也是荣誉和道德观念的问题。在美国和英国，这一观念的巨大转折后果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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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审视所有发达国家就会发现，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从1980年至今消减的幅度，与同一时期收入最高1%者占国民收入份额增加规模密切相关。确切地说，这两个现象完全相关：最高税率下降最多的国家，也是最高收入者国民收入份额增加最多的国家（尤其当涉及到大企业高管的薪酬时）。相反，未过多消减其最高税率的国家，顶层收入者国民收入份额的增长要温和得多。[38]如果有人对基于边际生产率理论和劳动供给的古典经济模型信以为真，他可能会试图如此解释：最高税率的降低激发了高管的才能，增加了劳动供给，提高了生产率。由于他们的边际生产率增加，他们的工资也水涨船高，因而远高于其他国家的高管工资。但是，这种解释并不合理。正如我在第九章所表明的，当涉及解释如何决定最高收入阶层的工资时，边际生产率理论会陷入严重的概念错误和经济学困境（此外还要忍受某种幼稚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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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现实的解释是，较低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完全改变了高管薪酬的决定方式，尤其在最高税率急剧下降的美国和英国。对高管来说，很难说服参与企业事务的其他各方（直接下属、下层工人、股东以及薪酬委员会成员），让他们相信一个大幅度的加薪——比如100万美元——是完全合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企业高管没有理由去争取这种加薪，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很少倾向于接受，因为无论如何这种加薪的80%~90%会直接给政府。然而，1980年之后游戏完全变了。有证据表明，高管花费相当大的力气去游说其他利益相关方给予他们可观的加薪。尽管客观评价个人对企业产出的贡献很困难，但高级经理发现说服董事会和股东相信其物有所值相对容易，尤其当薪酬委员会成员往往是以狼狈为奸的方式被选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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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讨价还价能力”的解释与如下事实一致，即1980年以来在发达国家最高边际税率下降和生产率增长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具体来说，决定性的事实是自1980年以来所有富裕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几乎完全一致。与英国和美国的许多人所相信的正好相反，经济增长的真实数据（最好是用官方国民账户数据判断）显示，自1980年以来英国和美国并没有比德国、法国、日本、丹麦或瑞典增长得更快。[39]也就是说，最高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和最高收入的增长貌似没有刺激生产率（与供给经济学理论的预测相反），或者说至少其对生产率的刺激还不够，以致在宏观水平统计上检测不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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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仍存在相当多的困惑之处，因为这种对比通常是在短短几年间做的（这一过程几乎可以用来证明任何结论）。[41]或者，也有人会忘了做人口增长数字的校正（这是美国和欧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有时，人均产出水平（美国一直高大约20%，在1970~1980年和2000~2010年均如此）被混同于增长率（过去30年两个大陆大致是一样的）。[42]但是，混乱的最主要来源可能是前面所述的赶超现象。毫无疑问，英国和美国的衰落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了。所谓衰落是在当下意义上，即英国和美国的增长率此前低于德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日本，此后则不再是如此。然而，同样无可辩驳的是，这种收敛的原因非常简单：欧洲和日本已经追上了美国和英国。显然，这和20世纪80年代后两个国家的保守主义革命没有多少关系，至少是大致如此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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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充斥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与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尊捆绑在一起，以致使人们不能进行冷静的审视。撒切尔夫人拯救了英国吗？没有罗纳德·里根的话，比尔·盖茨的创新会存在吗？莱茵资本主义将吞噬法国的社会模式吗？面对如此严重的关乎存在的焦虑，理性往往无所适从，特别是基于揭示千分之几差别的增长率的比较，客观上很难得出完全精确且绝对无懈可击的结论。至于比尔·盖茨和罗纳德·里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崇拜。（盖茨发明了计算机或仅仅是鼠标？里根单枪匹马摧毁了苏联还是借助罗马教皇的帮助？）回顾美国经济也许会有所帮助，1950~1970年比1990~2010年更富有创新性，这可通过如下事实判断，即前一时期的生产率增长是后一时期的大约两倍。由于美国在两个时期均处于世界技术前沿，所以这种差异必定与创新步伐有关。[44]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论点：美国经济近些年很有可能会变得更有创新性，不过这些创新没有体现在生产率的数字上，而是溢出到其他富裕国家，这些国家是依靠美国的创新来发展的。然而，美国并非总是因其国际利他主义精神而受到称赞（欧洲经常抱怨美国的碳排放，而穷国则抱怨美国小气），如果证明美国没有把提高的生产率留给自己，那倒是颇为令人诧异的。理论上，那正是专利的目的。显然，这一争论远未到结束的时候。[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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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伊曼纽尔· 赛斯、斯特法尼·斯坦特切瓦（Stefanie Stantcheva）和我尝试超越跨国比较，采用一个包含整个发达世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新数据库。我们发现，飙升的高管工资可以很好地用讨价还价模型解释（较低的边际税率鼓励高管为了高薪拼命周旋），与假设的管理层生产率提升没有多少关系。[46]我们再次发现高管工资关于“运气”的（即不源于管理才能的工资差异，因为很可能同一行业的其他公司同样做得很好）弹性要大于与“才能”相关的弹性（不能用行业变量解释的差异）。正如我在第九章所解释的，这一发现对“高薪是高管良好业绩的回报”的观点提出了严重质疑。而且，我们发现关于运气的弹性——一般来说指高管获得不能被经营业绩证明的加薪的能力——在最高边际税率较低的国家比较高。最后，我们发现边际税率的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高管薪酬在一些国家骤然上升，而在其他国家却没有。特别地，公司规模的差异和金融行业的重要性的不同根本不能解释观察到的事实。[47]同样，认为飙升的高管薪酬是由于缺乏竞争，因而竞争更激烈的市场和更好的公司管理与控制可以消除这一问题，这个想法也并不现实。[48]我们的发现表明，只有美国和英国在1980年以前使用的那种劝诫性的税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49]关于这样一个复杂而综合的问题（包含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因素），我们显然无法完全地确信：这正是社会科学之美。例如，涉及高管薪酬的社会规范直接影响我们观察到的不同国家的薪酬水平，而这独立于税率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可能的。不过，可以得到的证据显示，我们的模型对观察到的事实给出了最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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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最高边际税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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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对财政累进税的期望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它们表明，对最高收入征收没收性税率不仅合理，而且也是遏制我们看到的高薪酬增长的唯一方法。根据我们的估计，发达国家的最优最高税率很可能在80%以上。[50]不要被这一估计表面的精确所误导：没有数学公式或者计量估计能够确切告诉我们多高的税率适用于多高的收入。只有集体评议和民主实验才能做到。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估计适用于非常高的收入，即收入阶层中最高的0.5%或1%。有证据表明，针对超过50万或100万美元一年的收入人群征收大约80%的所得税，不仅不会降低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实际上可以合理限制经济上无效（或甚至有害）的行为，更广泛地分配增长果实。显然，在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采取这一政策要比欧洲的小国容易许多，因为这些小国缺乏相互间的紧密财政协调。下一章会更多涉及国际间协调，此处只是简单指出美国足够大，因而可以有效实施这类财政政策。认为所有美国的高管会立即逃到加拿大和墨西哥，有能力和动力运营经济的人都不会留下来的想法，不仅与历史经验不符，也与供我们任意使用的企业层面的数据相悖；此外亦属缺乏常识。适用于一年50万或100万美元以上收入的80%的税率，不会给政府带来大量收入，因为它将很快达到政府的目的：大大消减这一水平的薪酬，但并不会降低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因而较低阶层的薪水会上升。政府为了获得其非常需要的收入来发展贫乏的社会，并在医疗和教育上投资更多（同时消减联邦赤字），也必须提高收入分配中较低阶层的税收（比如，对20万美元以上实行50%或60%的税率）。[51]这样的社会和财政政策美国伸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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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似乎不太可能很快采用此类政策。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内，美国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是否会被提高到40%都不太确定。美国的政治进程已经被1%的人俘获了吗？这个想法在华盛顿政坛的观察者中变得越来越流行。[52]由于天生乐观和专业偏好的原因，我倾向于带来影响理念和思想的辩论。仔细考察不同的假设和证据，并获取更好的数据，这可以影响政治辩论，并且可能推动事态朝着更有利于普通大众利益的方向发展。例如，正如我在第三部分注意到的，美国经济学家常常低估最高收入的增加，因为他们依赖不合理的数据（尤其是未能体现最高收入的调查数据）。结果，他们将太多注意力放在不同技能水平工人的工资差异上（从长期看是关键问题，但是对于理解为什么1%的人收入那么多并不是很相关——从宏观视角看这是占主导地位的现象）。[53]因此，利用更好的数据（例如税收数据）可以最终把注意力集中到正确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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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20世纪累进税的历史进程表明，趋于寡头政治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也没有理由对美国的前进方向感到乐观。引发累进税制的是战争，而不是普选的自然结果。如果需要证明的话，法国“美好年代”的历程即可证明，当经济和金融精英必须维护自身利益时，其虚伪程度让人触目惊心——这也包括经济学家，他们在美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中占据令人嫉妒的地位。[54]一些经济学家怀有保护一己私利的不良倾向，却难以置信地宣称他们在捍卫公众利益。[55]虽然缺乏这方面的数据，但是美国两党的政治家看起来比其欧洲同行更富裕，与普通美国民众也格格不入，这可能解释了为何他们倾向于混淆其自身利益和大众利益。如果没有猛烈的冲击，目前这种平衡很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先驱们的平等思想逐渐被淡忘，新大陆濒于变成21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旧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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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制度（ancien Régime），特指法国从15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期，即从文艺复兴末期到法国大革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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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均为法语，是税种名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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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提出了这种税收，下文将有更多涉及。不过，对卡尔多来说，它是累进所得税和累进房地产遗产税的补充，以确保后者不被规避。它并非某些人说的是对这些税种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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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1990年法国的社会缴费延伸到除了雇用收入之外的收入流量（包括资本收入和退休收入），以形成所谓的“广泛社会缴费”(contribution sociale généralisée，或CSG)，依照国际规范，相应收入被重新归类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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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88年实行1991年废止的人头税是一个地方税，要求每个成人支付相同数额，不论其收入和财富，所以富人的税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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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Camille landais,thomas piketty,and Emmanuel Saez,Pour une révolution fi Un impôt sur le revenu pour le 21esiècle (paris: le Seuil,2010),pp. 48–53。也可以参考网址www.revolution-fiscal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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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别是这个估计未能计入隐藏在避税天堂（tax haven）的收入（正如第十二章所述，其数目巨大），并且假设各个水平收入和财富的“避税手段”（tax shelter）是相同的（这很可能导致高估顶层的实际税率）。还请注意，法国的税收体系异常复杂，有很多特别种类和交叉税收。（例如，法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从来源扣除所得税的，即便社保缴费也总是从来源扣除。）这种复杂性使得这一系统更加累退和难于理解（就比如养老金体系很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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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来自继承资本的唯一税收收入在累进所得税项下（和其他资本收入一起），而不是继承资本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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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例如，在法国，财产和馈赠的平均税率仅为5%；即使对1%最高阶层的遗产也只有20%。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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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图11.9~ 图11.11和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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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例如，不是给底层的50%课税40%~45%，往上的40%课税45%~50%，而是给底层课税30%~35%，第二层课税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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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假定代际流动性较低，这也将更为合理（就第十三章讨论的正义标准而言）。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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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一法律设定的“一般所得税”（impôt général sur le revenu，or iGR）是针对全部收入的累进税，是当今所得税的先驱。它在1917年7月31日的法律中被修订，设定了cédulaire tax（对不同收入类别差别征税，比如公司利润和工资）。这一法律是今天公司所得税的先驱。关于从1914~1917基本改革以来法国所得税的混乱历史的细节，见thomas piketty,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 au 20esiècle: Inégalités et redistribution 1901–1998 (paris: Grasset,2001),2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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