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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Mirelle touzery,L’invention de l’impôt sur le revenu: La taille tarifée 1715–1789 (paris: Comité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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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商业库存和资本有单独的税，名为patente。关于quatre vieilles税收体系（四种直接税，和不动产税一起，构成1791~1792年产生的税收体系的核心），见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23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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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名19世纪的国会议员在谈到累进遗产税时说：“按照《民法》（Civil Code）制定人的观点，当儿子继承父亲财产时，严格来说没有财产转移而只是继续享有。如果这一原则被视为绝对，那么任何对直接馈赠的税收都要排除。无论如何，在设定税率上的极端节制是必不可少的。”见同上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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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0年到1916年任巴黎自由政治学堂（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和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是当时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中开拓殖民地的坦率捍卫者，也是《法国经济学家》（L’économiste français）的编辑。该周刊很有影响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经济学人》，尤以没有底线和经常无辨别力地热情袒护当时强权的利益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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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例如，他欣慰地注意到，在法国接受救济的穷人数量从1837年到1860年增长了40%，而救济办公室的数量也几乎翻倍。除了从这些数据推出实际的穷人数量减少需要非常乐观之外（勒鲁瓦 – 博利厄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在经济增长背景下穷人数量的绝对减少显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收入不平等演变过程的信息。见同上第522~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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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有人觉得几年前汇丰（HSBC）贴满机场墙壁的广告和他有关：“我们看到一个满是机会的世界。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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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当时另一个经典论据是，要求纳税人申报收入的“质询”程序可能适合于德国这样的“独裁”国家，但会立刻被法国这样的“自由人民”所拒绝。见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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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比如，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瑟夫·卡约（Joseph Caillaux）谈道：“我们曾经被引领去相信和宣称，法国是一个财富较少的国家，是一个资本分散成无限碎片的国家。新遗产税制度提供给我们的统计数据，强迫我们要避开这一立场……先生们，我不能向你们隐藏事实，这些数字改变了我的一些先入之见。这个事实是，少部分人拥有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见Joseph Caillaux,L’impôt sur le revenu (paris: Berger,1910),5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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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关于德国的辩论，见Jens Beckert,tr. thomas Dunlap,Inherited Wealth,(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220–35。图14.2所示的税率所涉为直系转移（从父母到子女）。在法国和德国，其他遗产的税率总是要更高。在美国和英国，税率一般不依赖于继承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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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关于战争在改变对遗产税态度方面的作用，见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Democracy,War,and Wealth: Evidence of two Centuries of inheritance tax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no. 1 (February 2012): 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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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举个极端的例子，苏联从来都不需要对过高收入和财富采取罚没性税收，因为其经济体系对主要收入分配采取直接控制，宣称几乎所有私人财产为非法（诚然，是以对法律不太尊重的方式）。苏联有时确实有所得税，但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税率也非常低。中国的情况也一样。下一章再说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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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怀着对勒鲁瓦 – 博利厄的敬意，威尔福德·金把法国和英国、普鲁士放入同一联盟，实质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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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见irving Fisher,“Economists in public Service: annual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no. 1 (March 1919): 5–21。费雪的灵感主要来自意大利经济学家欧亨尼奥·雷吉纳罗苏（Eugenio Rignano）。见G. Erreygers and G. Di Bartolomeo,“the Debates on Eugenio Rignano’s inheritance tax proposals,”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9,no. 4 (Winter 2007): 605–38。前一代积累的财富要比传承几代的旧财富纳税少，这一思想非常有趣，在某种意义上，前者很大程度上要比后者更加规避双重征税，即便两种情况下均涉及不同世代和不同个人。不过，将这一思想形式化并且实际实行很困难（因为遗产常常变化莫测），这也很可能是它为什么从未被尝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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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这里的联邦税也应该加上州所得税（通常为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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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本最高所得税税率在1947~1949年升至85%，是由美国占领方设定的，在日本重拾其财政主权后，于1950年立刻降至55%。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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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这是适用于直系财产继承的税率。在法国和德国，适用于兄弟、姐妹、表亲和非亲属的税率有时会比较高。例如，法国目前的非亲属遗产税税率为60%。但是税率从未达到70%~80%的美国和英国子女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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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8%的最高纪录从1941年到1952年在英国实行，1974年到1978年再次实行。全部序列见在线技术附录。在197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提出对最大遗产继承征收100%的税率（当时税率为77%），作为其保证最低收入计划的一部分。麦戈文被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标志着美国对收入再分配的热衷开始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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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例如，当英国1974年到1978年最高资本所得税税率为98%时，最高劳动所得税税率为83%。见补充图S14.1，在线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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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英国的思想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9世纪已经仔细思考过遗产继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更加复杂的遗嘱数据可以获得时，这种思考更加深入。战后，在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和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的工作中，这一思考在继续（我此前引用过）。还值得一提的是，尼古拉斯·卡尔多针对消费（实际上是奢侈消费）的累进税的有趣提议，直接来自他关于懒惰的食利者付出更多的想法。他怀疑他们通过使用信托基金逃避累进遗产税和所得税，不像他这样的大学教授，按要求支付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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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见Nicholas Kaldor,An Expenditure Tax (london: allen and Unwin,1955)。见Josiah Wedgwood,The Economics of Inheritance (Harmondsworth,England: pelican Books,1929; new ed. 1939)。威治伍德小心翼翼地分析各种发生作用的力量。例如，他说明慈善捐助并不重要。他的分析让他得到结论，只有一种税收能达到他想要的平等。他也说明法国1910年的财产几乎和英国一样集中，据此他认为平等主义的财产分配，像在法国那样，虽然值得拥有，但是明显不足以实现社会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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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例如，我已经在所得税中包括了整体社会贡献（generalized social contribution，当前为8%），这使得当前的最高税率为53%。全部序列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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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这不仅在美国和英国（在第一组），以及德国、法国和日本（在第二组）成立，也在另外1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成立，我们在WTID有这些国家的收入数据，让我们能研究这个问题。见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and Stefanie Stantcheva,“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
:αtale of three Elasticitie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forthcoming (fig. 3)。也请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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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见piketty et al.,“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figs. 3 and A1 and table 2。这些结果覆盖18个国家，在线技术附录亦可获得。这个结果并不依赖于起始时点的选择。在所有情况下，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即便是从1980年开始，而不是1960年或1970年，也不能改变结果。富裕国家1970~2010年间的经济增长率，见本书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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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我们可以排除劳动供给弹性大于0.1~0.2，并且证明下面描述的最优边际所得税税率。所有理论论证和结果的细节见piketty et al.,“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在线技术附录也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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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要获得有意义的增长比较，重要的是比较期间要选取相当长时间（最少10~20年）。在较短的期间内，增长率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变动，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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