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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一个国家当前的制度环境与它的历史和民族特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难改变。假定如此，那么像孟加拉这样的国家注定还将继续贫穷下去。幸运的是，本书对于历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过去的历史并不总能主宰一个民族未来的命运。人类拥有足够的智慧，即使现成的制度不能被轻易改变，人们总会尽一切可能去创造替代性的解决办法。他们的实践表明，不管历史的枷锁有多么沉重，制度变革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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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贫穷国家缺乏某些必要的资源，例如高素质的人才、财富、先进的技术，因此难以创造出新的制度环境。但是这样的论述往往会陷入循环论证的逻辑：一个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缺乏制度环境，而这个国家之所以缺乏制度环境是因为它的贫穷。这种逻辑无助于解决这些国家该怎样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问题，同样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曾经富裕的国家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环境，反而逐渐走向没落——比如海地，在1790年，按人均水平计算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5。还有，这样的论述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已经具有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体系，却在进一步繁荣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上止步不前。比如在10年前的法国和德国，就完全没有发展出类似搜寻基金这类的金融创新服务。这些国家并非没有能力来创造有利于金融市场繁荣发展的制度环境，它们同样有完善的、执行良好的法律体系，它们同样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它们的企业同样依赖于高新科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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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从别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促进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的制度环境在许多国家没有发展起来，甚至完全还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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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市场经济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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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出的解释非常简单。小规模的、不规范的市场并不需要很复杂的制度环境做保证，但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大规模市场的发展则离不开一个牢固的制度设施的支持。如果社会的权势阶层担心这些制度环境的建立会危及他们的既得权利，那么他们就会阻挠其健康发展。其原因在于，支持自由市场竞争的制度对于人们一视同仁，让有权势的人丧失了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且，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给失败者带来财富上和声誉上的双重损失。一个人获得权势的途径可能是因为以往的成就或者财产的继承，而并非其本人的能力，然而市场却要求已经有权势的人也要在公平的竞争中继续证明自己的经营才能。这些都是权势阶层害怕市场竞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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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另外一个方面，权势阶层又需要从市场中获益。如果没有市场，即使某个商人垄断了全国的香蕉生产，他又到哪里去销售呢？市场是需要的，然而权势阶层会想方设法去控制它，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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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做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公众也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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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阶层特别反对建立的制度环境，就是那些可能拓宽市场进入的大门和使竞争条件变得更平等的制度。控制索菲亚的中间商们在当地有权有势，完全可以排斥其他的高利贷商人渗入他们的地盘。而如果建立起一套更好的法律体系，更好地界定财产所有权，创造出公共的个人信用体系，就可以产生一个活跃的、竞争性的金融市场，引入外来的贷款人，让中间商的原有势力化为乌有，夺走他们嘴里的肥肉。考虑到这些，这些中间商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金融市场发展起来。而反对建立那些必要的制度环境不就是最好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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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仅仅是在穷国，既得利益集团才害怕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的市场竞争。在美国，1985年按销售额排名的最大20家企业到了1999年已经有一半被淘汰出局，而在德国，1985年的最大20家企业到1999年还有80%保持着自己的地位，而德国的金融市场直到最近几年才刚刚趋于活跃。当然，仅就这个排名而言，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因素。但即使在发达国家中，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会显著地增强企业竞争的活力，从而威胁到当权者的利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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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当权者——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继续当权。他们感到了来自自由市场竞争的威胁，特别是自由的金融市场，因为金融市场为新的竞争者提供了资金，加剧了其他产业市场的竞争。因此，他们尤其反对建立自由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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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共谋理论，我们的研究还将指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市场体系会得到发展。因为，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牢牢地控制着政权，假如出现下面的情况，要么他们本身可以从中获益，要么他们为时势所迫，市场体系也有可能发展起来。在历史上，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至少可以划分出三个明显阶段：第一阶段，组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家政府，私有财产权利开始得到尊重；第二阶段，国门被打开，对民主政府构成威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受到打击；第三阶段，倒退时期，既得利益集团借助贫困人群的力量重新掌权。这些阶段的演进次序并不是绝对的，也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情况，但还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也将对此进行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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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尊重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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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市场要发展起来，第一步就需要政府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包括那些最弱势和最无助的公民的财产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对财产权利的最大威胁恰恰是来自政府：政府打着保卫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旗号，动用军队、警察这些专政力量肆意掠夺自己国民的财产。不过，在某些国家，政府的角色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发生变化，政府的组成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不再实行铁腕式的管理，人民对政府的态度由恐惧转向信任。而在其他地方，统治者依然把国家视为他们的私有领地，可以强取豪夺为所欲为。为什么有的国家是如此幸运，有的却多灾多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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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会非常复杂，不过有一个方面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关注：在那些幸运的国家里，财产的分布，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的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平等。以新大陆为例，在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各州，土地所有权分布非常广泛，存在大量的耕种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而在加勒比群岛和拉丁美洲大陆，常见的情况则是大庄园，其所有者是庄园主，使用的劳力则是奴隶或者带封建依附关系的当地劳工。在这些地区，尊重公民财产权利的政府就发展得很缓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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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的分布状况与当地的政府组织形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并非巧合。在北美，大多数农民的生产规模很小，他们个人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组建警察等机构去管理当地的治安和社会事务。这样，他们就有必要组织起来，联合集体的力量来组建政府，这样的联合政府就一定是公开的、有代表性的，他们要求政府按照法治的精神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另外，从经济的角度上讲，自耕农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有动力去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作物的产量。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会逐渐成为农业方面的专家——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土地适合种植什么作物，何时耕种，何时收割，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在当初，土地所有权如何分布是由于移民的圈占行为随机形成的，但是随着耕作经验的积累，自耕农会迅速成为他自己的土地上的农业专家，成为一个经营效率很高的所有者。那样的话，再贪婪的政府如果想破坏这种所有权也需要三思而行，因为既然农民的经营效率很高，那么通过向他们征税来取得一个稳定的收入不是很好吗，抢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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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财产所有权分布十分广泛的背景下，北美的有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尊重法治的政府。农民个人的经营规模狭小，但他们人多势众，一旦联合起来就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同时，由于农民们已经把自己的土地经营得非常出色，那么尊重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在经济上也是有好处的。所有这些，都为一个强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诞生培育了一方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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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看看南美洲，欧洲殖民者在那里建立了大规模的种植园，利用贩入的奴隶和雇佣当地的下层劳工来从事生产9。这些种植园主与北美的自耕农所处的立场完全不同，他们是当地的权势阶层，并不希望建立一个公平的、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恰恰相反，他们拥有庞大的私人产业，可以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拥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让政府俯首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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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废奴运动在全世界兴起，当地的下层民众在政治上也逐渐觉悟，这对于大种植园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这些种植园主如果还想维持过去的生产方式，维持过去的高利润，就必须保证当地的劳工没有更多的职业选择——例如剥夺他们可能获得教育和获得融资的机会10。所以，有权势的既得利益阶层拼命反对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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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不同国家所发生的真实历史进程要比我们的理论丰富多彩得多，但大致趋势是相似的。例如在意大利南部和印度东北部，这些地区的大封建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那里法治秩序的建立和财产所有权的尊重都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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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阶层对一个国家的统治并非牢不可破，国内政治的革命和外来势力的挑战往往会带来深刻的变革。在英国，都铎王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而摧毁了封建领主和教会的力量，从而促成了英国议会政治和宪政政府的诞生。在巴西，19世纪晚期的革命带来了经济改革。在欧洲大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战争引发了广泛的政治革命和土地改革。这些国家都相继加入了幸运者的行列，而其他很多国家，虽然躲过了国内革命和外来挑战的冲击，却继续生活在旧体制的桎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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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民主政体，打击权势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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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政体的出现，为公民的财产权利提供了尊重和保证，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即使在一个工业化的民主社会里，依然存在着权势阶层——当权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不愿意看到活跃的金融市场给他们带来新的竞争者，他们还要设法阻挠人们获得金融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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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有组织、有目标，手眼通天。比起一盘散沙的大众，他们对于国家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2001年发生“9·11”事件以后，美国的旅游产业遭受沉重打击，而国会法案的第一个救助对象既不是成千上万的出租车司机，也不是餐厅和宾馆的雇员，而是航空公司，因为他们采取了声势浩大的院外游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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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工业界和金融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样可以利用其组织和势力来干扰金融市场的发展，阻挠政府建立必要的制度环境。这样，即使人们需要金融产业，但假如他们缺乏有效的组织来推动这项事业，金融业的发展同样会踯躅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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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发生在美国南部的事情，就证明了部分人的政治私利对公众利益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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