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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保险公司接受顾客的投保，他们又怎样保全自己呢？通常，保险公司对付巨灾风险的办法是到再保险公司那里去购买保险，通过再保险公司把风险分散到不同地区。因为巨灾很少会同时在世界各地发生，所以当加州发生地震时，再保险公司遭受的打击与其在全世界各地收到的保费相比还不算太大。于是，个人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而保险公司又向再保险公司购买，以此类推……最终，加州地震的风险将转移给这个链条的末端，转移给那些再保险公司的投资人。这时候，风险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分散，个人投资者也不必过分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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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如少数公司垄断了再保险市场，那么再保险服务就可能变得昂贵起来。幸运的是，保险公司还有另外一个选择：直接与个人投资者分担风险。近来，保险公司开始发行巨灾债券，这种债券的发行所得用于购买某些安全的证券，例如政府债券。如果在规定期限内发生某种特别的巨灾（如加州地震），那么这些政府债券就成为保险公司的资产，用以赔付投保人的损失，同时巨灾债券的持有人则丧失债券的投资价值；相反，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发生巨灾，则巨灾债券的持有人将能得到所投资的政府债券的利息（当然还有到期后的本金），另加一个收益作为他们承担巨灾风险的报偿。这个创新工具给各方都带来好处，房产所有者得到了保险，可以申请贷款；保险公司得到了应付地震赔付的巨额资金；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发生巨灾时），巨灾债券的持有人得到了更高的收益。只要巨灾债券的持有人自己不住在加州，而且其价值只占他的财富的一小部分，他就不必过于担心遥远的加州地震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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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要设计类似巨灾债券这样的创新工具是非常不容易的。要让投资人愿意掏钱来购买债券，需要预先解决无数的难题。例如，人们要知道，什么情况算是发生了巨灾？因为涉及巨额的资金，巨灾的定义必须非常清楚。假如我们把巨灾损失定义为灾难造成的所有损失，那又该如何估计这个损失？由谁来做这个估计？即使能找到一个公正可靠的机构来收集整理损失的报告，恐怕也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而在此之前，保险公司就需要足够的钱来应付索赔。假如我们把巨灾损失定义为某个平方英里的地区里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再乘以整个受灾地区的面积，但是这个地区可能遭受的损失相对较小，不能代表整个受灾地区的情况……总之，任何涉及这个债券的定义只要有一点点不确定，都是一种新的风险，投资人都可能要求给予更多的补偿。所以，在巨灾债券这样的金融创新工具发行前，所有的问题都必须有清晰的答案，让投资人清楚他的权责，能够准确定价。因此，创造这些工具的投资银行家和律师们收入很高，也确实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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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也是关于金融创新如何扩大人们的融资渠道，这是最近出现的一种叫“圣餐”（Viatical）的证券，这个名字来自拉丁文viaticum，原来的意思是“给旅行者准备的路费”。“圣餐”证券的操作方式如下，那些得了艾滋病的人通常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即使有的人在得病以前购买过人寿保险，他本人生前也不能受益；而“圣餐”的基本思路就是，让那些病人把他们唯一有价值的资产——人寿保险单——卖给“圣餐”证券的持有人，换取现金，以便在生前改善自己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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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餐”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的转让，得到这个权利的人在艾滋病人死后可以得到病人生前购买的人寿保险的赔付。这个证券听起来令人感到恐怖，金融家们似乎是在盼着病人早点死亡，但是它其实满足了某种真实的需要——把人寿保险单证券化，金融市场把保险单这样的流动性很低的资产转换为病人在生前可以使用和享受的资金。因此，金融创新又扩大了融资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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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圣餐”的投资人要面临若干风险。病人的死亡时间不确定，有关疾病的可靠数据现在还非常缺乏，另外，医疗技术的发展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从而让投资人的利益受损。考虑到这些因素，最好的办法是把很多病人的保险单捆绑到一起，根据整体的未来收益来确定价格。这样，投资的风险比较分散，容易负担，证券在道义上也更容易让人接受。投资人不需要再盼着某个特定的病人早点死亡，不至于遭受由此而来的道德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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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金融活动很容易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一方面，人们可以说冷酷无情的金融家利用“圣餐”证券从垂危的病人身上榨取最后一分钱；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债券又起了非常重要的、甚至值得歌颂的作用：给那些艾滋病人（最近还发展到其他的垂危病人）提供了必要的金钱，以减轻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承受的痛苦。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因为存在这种追求利益的投资人（或者说是“贪婪的”投机家），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于所购买的证券的道德意义没有顾虑，才使得这个市场有可能发展起来。正是由于投资者认钱不认人，才使艾滋病人得到了帮助。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看似矛盾的逻辑其实并不陌生，现代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我们每天早上可以吃到新鲜的面包，不是因为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需要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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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信息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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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确定性或者风险，我们还讲到了另外两个阻挠金融活动的障碍：金融家或投资人缺乏有关借款人及其盈利前景的信息，此外借款人有可能对于金融家的利益不负责任。随着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发展，我们可以克服这两个障碍，首先看看关于信息缺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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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社区里，当地的银行家往往是通过传言来获得有关借款人信誉的信息，而今天，一些大型机构建立起来，它们拥有大量借款人的信用记录。例如，美国的D&B公司（Dun and Bradstreet）就通过网络或者电话采集很多企业的信息，他们与企业业主和经理直接接触，与企业的银行和商业伙伴进行联系，查阅政府的档案和公开的新闻资料。在过去30年里，D&B公司的信用档案记录里的公司数目每年增长6.3%，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5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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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信贷活动的发展。如今，要调查某个借款人的信用记录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很容易办到，使得借款人也不再局限于只和他所在地的银行打交道。还有，中介机构会实时更新有关借款人的信息，使得贷款人在发现借款人出现财务困难后可以及时介入，避免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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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说明信息的便利如何显著地帮助借款人扩大了信用的选择和成功的可能性，美国的小企业能够从越来越远的贷款人手里得到资金，1976年，小企业和其银行的地理距离平均不到16英里，而在1992年时达到了68英里，是原来的4倍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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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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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并不仅仅根据人们过去的表现来评估其接受信贷的能力，而且还可以为我们预测未来的前景发挥指导作用。特别是一个发达国家经济中的股票市场能够产生大量信息，指导投资流向，由此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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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需要股票市场来发挥这种作用呢？把资源配置的工作交给一批训练有素、能力卓越的政府官员，不是比交给一个无组织的、喧闹不堪的市场要好吗？在芝加哥的商品期货交易场里，那些高声叫卖的连中学都没毕业的交易员们，怎么能够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cole Nationale de l’Administration）培养的政治精英们比肩呢？在20世纪的30～40年代，社会流行的观点是，在资源配置方面，中央计划经济要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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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却对此提出异议。哈耶克认识到，制订计划需要信息，而信息在社会里非常分散。例如，在汽车市场里，每个销售商都有很多关于顾客的经验，每个人对于什么车型流行都有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如果把所有的销售商的看法加起来，就能很好地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发展趋势。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来综合这些信息，并传递给投资的决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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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搜集和传递信息的办法是通过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每个销售员把自己的观点报告给所在地区的销售代表，然后再由他们报告给全国的销售经理，再传递给企业的预算决策机构。但是很不幸，许多信息会在传递的过程中散失。这是因为，大量信息是难以用语言来准确表达的，例如，人们的直觉是许多商业决策的依据，它是定性的、难以解释的，不容易写成标准化的报告。但是，如果不采用标准化，高层管理者就难以处理海量的信息；而采用标准化，又要丢失许多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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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不同的管理层次中，企业员工是否有动力来准确传递这些有用的信息。我们设想一下，某个销售员掌握了对他本人不利的信息——顾客很喜欢汽车，但不喜欢他的售后服务。那么，他会有动力向上级汇报这个信息吗？如果他不汇报，上层又如何能够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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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织在整体上也会在获取信息时出现有害的偏向，例如，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现有的顾客身上，过分集中在改进现有的技术上面，却忽视了对新兴技术的关注，忽视了顾客的未来需要。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磁盘驱动器产业，在每次技术革新的浪潮中都是一家新公司冒出来占据领先地位，其原因正是在于原来的领先企业总是过分关注现有的顾客需求，而没有精力和意识去关注和研究新技术，从而很快失去领先的位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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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获取信息方面存在的偏向往往还反映了有关的利害关系。例如，企业经理通常是靠着过去取得的成就积累才坐到现在的位置的，他们了解以前的技术，对新兴技术可能就不如后来者熟悉，因此他们会排斥新技术，以免让那些后来者分享他们的权力。像公司和官僚机构这样的成熟组织，甚至可以完全关闭某些对当局者不利的信息传播渠道。只有新兴企业才没有老顾客的负担和既得利益，它们需要在大企业的夹缝里发展“异端”技术，直到逐渐成长起来占领整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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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现市场价格可以发挥综合信息的作用，而没有上述的企业和政府组织的缺陷。例如，商品交易所里的原油价格，每天都是通过市场上的买卖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确定。生产商和销售商不需要给谁写报告，而只需要通过他们愿意买入或者卖出的价格来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这些价格反映了他们对于未来的无偏向的全部的预期。最重要的是，他们行为的动力不是来自某个官僚机构的要求，而是来自最纯粹的动力——自利。不管这些人的信息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不管是对哪些人有利还是对哪些人有害，只要有正常运转的市场，价格就综合了所有个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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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哈耶克的描述似乎很动听，但是否能找到充分的实际数据来证明呢？每天，股票交易所都是一片狂热的、乱糟糟的景象（至少那些传统的、还没有完全电子化的交易所是这样）。很多交易员进行买卖的根据完全是自己的直觉，是他们发现在股票价格中出现了某种神秘的情况，而不是出于规范的分析。这样的股票市场能够给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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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我们今天来研究股票市场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股票交易所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其中有许多是新近建立的。在发达的股票市场上，有关信息搜集的体系已经比较完备，例如有成熟的会计标准，有大量的分析人员、财经媒介、审计机构等，而这些制度和机构在新兴市场中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如果要研究发达的股票市场会给信息的生产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可以比较那些从新兴市场到美国来跨境上市的企业。尽管美国的股票市场最近表现失常，但它依然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成熟的金融市场8。当一个外国企业到美国跨境上市时，关注这个企业的分析人员就增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企业未来赢利预测的准确度提高了，从而提高了股票本身的价值9。因此，我们可以说发达的金融市场在信息收集方面确实做得更好，甚至可以产生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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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不发达的金融市场所产生的信息更缺少价值，这些信息主要是来自经济发展的总体指数和股市的气氛，而不是个别公司所特有的信息，在那里，个体股票的价格变化更倾向于与市场总体涨跌保持一致。相反，发达的股票市场会产生更多的有关具体公司的信息，个体股票之间的价格变化差距比较大，相互联系比较少。实际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10，在美国，市场总体涨跌的影响只能解释个体股票价格变化中的3%，而在台湾地区是40%，在波兰是60%。这样，发达的股票市场就产生了关于个体公司的信息，并反映到股票价格中，越发达的股票市场产生的信息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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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达的股票市场所产生的大量信息对于投资决策也有更显著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产生了更多个体公司的信息，那就会导致更多的投资发生转移，从衰退的产业转向前景光明的产业。在不同股票市场之间，这种差别十分巨大：如果某个产业出现了一种积极的信号，在美国对该产业的投资会出现7%的增长，而在印度只有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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