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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家的税收征管机构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所得税等于是政府在所有企业中拥有的一种权利，因此政府的积极性和少数股东是一致的，都希望企业规范地披露信息、分配利润。但政府还有独特的优势，有强制性的力量和企业不敢忽视的影响。例如，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就在仔细审查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以确保企业收入不会被非法转移给低税收的企业。这样的审查对于制止经理层监守自盗，防止他们把公众公司的利益转移给自己的公司也同样有用。所以说，国家的税收部门也可以发挥防止管理层渎职的监督作用，并且有研究表明，税收体制比较好的国家，“私人控制权收益”相对较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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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公司自身也有控制管理层，提高融资能力的措施，比如通过公司章程和制度来约束管理层，禁止以低于市场价格发行股票，限制向其他公司出售资产等。俄罗斯的公司为解决严重的价值低估问题，已经在改善内部控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公司治理做得最好的俄罗斯公司（包括某些在美国上市的），其实际市场价值与潜在市场价值（如果该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的市场价值）的比例比那些内部治理最糟糕的公司高450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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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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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法律和司法能限制直接的盗窃，却不能阻止浪费和无能。如果非要用法律手段来限制浪费，那难免导致公司经营的瘫痪。因为投资都带有风险，如果经理人每次出现了错误，都要被起诉，那就没有人敢做出有风险的决策。美国的法学界很早认识到这个问题，采用了所谓“商业裁决规则”（business judgement rule），意思是说只要经理人的决策是符合法律程序、没有引起利益冲突的，法院就不能根据事后的结果来处罚当事人。这样，法律规定了经理人不能盗窃挪用，但是即便他遵守程序办事，还是有可能浪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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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熟的大公司而言，这种问题尤其突出，由于过去的成功和规模，这些公司面临的竞争较少，积累了大量现金，而且由于所在行业发展前景已经有限，他们的投资需要也不强烈，这就形成了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所指出的“自由现金流问题”：手里的现钱太多了23。这时候，管理层就可能把钱挥霍在自己喜好的事情上：奢侈的写字楼，办公飞机，用以提高个人地位而不是公司形象的慈善捐款，反正不是把资金用以回报股东。由于这些企业的现金资源非常巨大，如果对浪费现象缺乏监督，那么损毁的价值就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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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一家公司花费巨资设计自己的新办公楼的时候，投资人脑子里就该敲响警钟。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该公司的钱除了浪费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而CEO的时间也不好打发，只能用来给自己建立金字塔式的陵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92年，波兰德公司（Borland International）的菲利普·卡恩决定修建造价高达1亿美元的公司总部，包括一个篮球场、一个游泳池、两个网球场24，也正是在这一年，波兰德开始从优秀软件开发商的位置上跌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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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详细分析一个例子，看看一家大企业是如何由于环境的改变导致落伍和损毁投资人价值的25。成立于1893年的美国企业比泰斯（Beatrice）最开始是一家食品分销商，到1940年，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奶制品生产商之一。从1940年到1976年，比泰斯通过收购其他食品企业获得快速增长，在这段时期，公司的主要战术是寻找收购目标——通常是家族式企业，这些家族式企业通过和比泰斯的合并可以获得更好的融资能力和职业管理技能。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个方针的执行效果一直很不错：比泰斯的股东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获得的年均回报达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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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80年代早期，比泰斯成了公司核心战略落伍的典型。那些传统上的收购目标——家族式企业拥有了广泛的融资渠道，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倚赖比泰斯了。而且，这也导致比泰斯对分支机构的控制权受到削弱，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分散式经营策略，而建立更多的管理机构，加强总部的控制权。最后，为了提升总部对分支机构的影响力，公司把市场营销活动集中到总部，预算也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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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泰斯做了所有的事情，唯独没有关注股票市场的评价。它开展昂贵的收购行动，特别是以22倍的市盈率购买了可口可乐的瓶装分部西北工厂。在这个收购公布当天，其股票价格下降了7.1%，投资者大为激怒，他们原本指望公司会把这笔资金用来回购股票。当时的CEO詹姆斯·达特（James Dutt）的回答是“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用途，我们才会把资金用于股票回购。”26他的回答是对的，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当时比泰斯的资金的确没有其他更好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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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比泰斯没有了新的投资意向，可是又把资金浪费在管理层发起的其他事情上。公司搬进了更大更豪华的新办公楼，总部的工作人员大量增加，从1976年的161人剧增到1985年的750人。每年都进行“业务重组”，更改了公司名称，发起以树立CEO达特的形象为核心的公司宣传运动。尤其过分的是，公司赞助了两个赛车车队，在几年里花掉了7000万美元，除了达特本人对这项运动的热情和他对收藏汽车的嗜好以外，比泰斯与赛车之间似乎毫无联系。与赛车勉强有一点关系的一家分支企业仅仅价值9700万美元，而且已经挂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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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到1985年，比泰斯的价值大约损失了20亿美元。由于股票市场的持续下挫和中层经理人员的呼声，董事会在1985年最终解聘了达特。作为一名CEO，达特的墓志铭是最悲惨的：在得知他被解聘的消息后，比泰斯的股票价值大涨了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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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泰斯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例外，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天上掉下馅饼，让经理层得到一笔横财，他们会做些什么？比如说，公司赢得了一场诉讼，法院判决获胜的一方得到大笔赔偿金，但判决本身对公司经营并没有其他帮助27。这样一个大馅饼就真的在1988年掉了下来，当时宾州石油公司（Pennzoil）从得克萨斯石油公司（Texaco）得到了巨额赔偿。事情的大致经过如下，起初是宾州石油公司与盖提石油公司（Getty）达成了一项合并协议，而后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干预了进来，被宾州石油公司起诉，当所有的起诉、上诉和判决都尘埃落定之后，宾州石油公司得到了23亿美元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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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州石油公司拿到这笔钱以后做了什么？在收到赔偿金之后，把其中的5%作为额外分红派发给了股东，但同时削减了公司回购，削减的总金额相当于赔偿金的32%（回购是公司回报股东的形式之一，除了税收方面的差别外基本上和分红一样）。也许有人认为在得到赔偿金之前，宾州石油公司已经安排了更多的回购。就算如此，这段时期的股息支出却大幅下降，相当于赔偿金金额的27%！不但没有给股东更多回报，宾州石油公司反而降低了他们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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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宾州石油公司的经理层似乎并没有得到股东的惩罚，他们开始了收购热潮，买入一个新企业，两年后又卖出，花费了很高的成本。根据估计，“宾州石油公司……在得到赔偿金后的三年，由于失败的投资战略损失了20亿～40亿美元的价值。”28有趣的是，在当初法院尚未做出最终判决，但人们已经越来越确信结果将是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败诉，宾州石油公司获得赔偿的时候，两家公司的市场价值之和就开始下降了。市场已经正确预计到，宾州石油公司的经理们会像在糖果店门口捡到100美元大钞的小孩们一样，股东们（焦急的父母们）宁可希望他们的经理们不要得到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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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表现如此糟糕，经理们却没有浪费为自己捞取好处的机会。宾州石油公司的总裁本来在赔偿金支付前一年已经退休了，公司又把他请回来，同时又延长了另外两位高层经理的退休年限，这三个人在赔偿金支付后都很快退休，拿走了2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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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通常的投资战略分析都认为，这些得到意外收入的公司一般都不能利用意外收入创造更多的价值”29。钱太多了的确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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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公司在成熟后会开始浪费金钱，投资人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愿投资于年轻的企业。所以，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必须找到解决自由现金流问题的办法，而最有争议的（至少在大众看来）办法就是公司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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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公司并购的自由市场，就可能帮助一个得病的企业获得新生，并购可以破坏企业中低效率的部分，而保留盈利的部分。在理论上，企业并购的工作机制如下。当股票市场意识到某个企业的经营出现问题时，其股票价格就会下降，价格下降得越厉害，就越能吸引某些人购买该企业的股票，并夺取控制权，重组企业。重组通常是从更换管理层开始，改变公司政策，而后把亏损的部门关闭或者出售给其他人，到最后，把一个臃肿的企业变成敏捷的竞争者。这其实也就是比泰斯后来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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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离职后不到两个月，公司就卖给一个管理团队和杠杆收购集团——柯尔贝格—克拉维斯—罗伯特集团（Kohlberg, Kravis, and Roberts, 即KKR）。收购者给股东开出的价码相当于对以前管理层毁坏的价值的补偿，其资金大部分来自银行和低息的债务。结果导致比泰斯的资本构成中85%都成了债务，如果不削减多余的开支，出售资产，拆分企业，这样的债务负担将无法偿还。其实这也正是企业并购的目标。比泰斯旗下的大量资产组合现在被拆散，转卖给更有能耐的业主，这样一来，这家有近百年历史的企业行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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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店的消失不免让人伤感，然而由于时势的变化这样的结果其实不可避免，收购活动只是加速了必然的进程。如果比泰斯拒绝变革，还是会逐渐失血而亡，并把一切都带进坟墓，但是通过拆分，企业大部分还是可以生存下来，不过是到了不同的业主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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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员工，包括总部的员工确实失去了工作。但其他的员工得益了，他们有机会从愚蠢的管理者那里解放出来，创造更多价值，也得到更多收入。还有其他的受益人，他们得到了经营企业的好机会，雷吉纳尔德·刘易斯（Reginald Lewis）成了财富500强企业里的第一位非洲裔CEO，他就是通过融资购买了比泰斯的一部分企业而迅速出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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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并购和管理层收购给企业控制权带来的影响，又是一个例子，说明了公众的看法与金融实际之间存在巨大差距。20世纪80年代，皮肯斯（T. Boone Pickens）发起了对几家石油公司的恶意收购，皮肯斯是公司控制权袭击者的代表，他受到的抨击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恶意袭击者信奉的格言就像高登·杰科（Gordon Gekko）在电影《华尔街》里所说的那样，“贪婪无罪”（Greed is good）。他们被别人形容成秃鹫，要破坏稳定的公司管理层，解聘为企业辛劳一生的员工，以极低的工资剥削留下的人，不择手段地牟取利润。实际上，如同杰瑞·斯特纳（Jerry Sterner）在电影《别人的金钱》（Other People’s Money）里所说的那样，企业并购的作用类似于殡仪馆，这个职业对某些人来说感觉令人讨厌，但对于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而言却必不可少。如果闲置的资源不能有效地从没落的产业转移到朝阳产业，社会经济将失去活力，而公司袭击者正是加速了这个过程。为什么说企业并购如此重要，大家只需要看看日本的例子，由于日本经济选择共同承受痛苦，而不是及时清除经营不良的企业和银行，很久以来那里的健康企业的活力一直受到侵蚀，至今仍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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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并购并不是唯一的，或者最有效的解决公司浪费的办法。在公司里拥有大量投票权的机构投资者可以直接向管理层施压。机构投资者所有权比例越多，公司的市场价值也越高30。平均来说，在美国，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比例每上升1%，公司的市场价值将上升0.6%，或者说平均1.25亿美元。当然，或许有人认为机构投资者只是选择在更有价值的公司里投资，本身对提升价值没有直接作用。但我们有办法排除这样的解释。当一家企业被标准普尔500指数采纳，计入指数成分之后，许多共同基金就照搬指数上的公司名单，投资该公司的股票。这样，该公司的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比例上升，只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而不反映投资人的价值判断。而即便是这样的机械过程造成的机构投资人比例的增加，也对提高公司的价值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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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关监管体制的改革也表明，机构投资人会给公司价值带来好处31。在1992年以前，当10名以上的投资人需要开会讨论某个公司的经营情况时，他们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要讨论的议题、参与的人员。这些要求对于机构投资者协调行动而言非常麻烦。1992年，这一规定废止了，而此后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价值的相关关系比之前密切了2倍，从而佐证了机构投资者可以迫使公司管理层改善经营的观点。还有，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帮助现金流充足的企业减少浪费，有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在那些创造更多自由现金流的企业尤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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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熟企业而言，金融家的角色是警察和殡仪馆，防止盗窃和埋葬死者。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们则发挥助产士的作用。年轻的公司与成熟企业需要的帮助完全不同，这些企业有巨大的发展机会。同时，在一个有良好的法律和会计制度的经济中，这些企业的管理人更有动力去争取成功（而不是盗窃和浪费投资人的钱财）。在成熟企业中，高层经理容易结成联盟，不但是为了对付股东，也是为了对付有野心的低层经理。而一个成长公司的吸引力，却不是在于数量不多的现金流，而是在于更远大的发展前景。所以，管理人之间相互勾结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可以互相监督，避免明显的错误，更值得信赖32。年轻企业的管理层也需要辅导，其原因在于管理人可能太缺乏经验、太固执，犯了错误自己却意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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