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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风险投资人如何帮助缺乏经验的管理人，这些投资人的内部备忘录详细记载了他们在投资决定前后的活动。在投资决定做出以后，美国的风险投资人对大约50%的顾客提供了积极的建议，有14%的项目他们在投资之前就开始干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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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风险投资人如果干预太多，将会伤害管理人的积极性。通常，风险投资人的干预是温和的，但是当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时，干预会加强。在生物产业的创业企业中，有18%的企业被风险投资人更换了CEO，并在此后增加了他们支持的董事的人数34。风险投资人的指导非常重要，连地理上的距离远近都成了问题。所以决定投资的一个因素是看投资项目与风险投资人的地理距离，在一半以上的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里，都至少有一个来自风险投资的董事的办公室在60英里以内，而有25%的企业，风险投资人委派的董事的距离在7英里以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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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干预人在发现问题后拥有足够的干预权力，那指导的好处还会增加。因此，好的投资合同不但给投资人提供了干预的动力，还有权力。风险投资人常常在合同里安插许多或然条件，例如，有的条款要求企业在某个时间之前达到某个目标，如实现正的现金流，这被称为“财务地雷”。设置地雷的目的不是要引爆而是提醒投资人在哪个时刻有可能需要干预。如果规定的目标不能实现，合同就同时赋予投资人更大的决策权或者现金流上更多的份额。合同如果设计得好，将给创业者有效的激励，同时给予投资人在情况不利时必要的干预权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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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创业企业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或然条款并不足够满足投资人的要求，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工具：分期投资。典型的风险投资不是一次给付企业开发产品需要的全部资金，而是只支付一年的经费。此后，创业者需要回去申请更多的钱。分期投资对于投资人而言事实上是一种权利，可以提前终止对企业的投资。在投资期间，投资人还平均每月访问创业者一次，每次在其机构停留大约四五个小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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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直接指导都是非常昂贵的。风险投资所要求的成功项目的回报至少是50%，这样的要求部分是由于创业企业的高失败率（每4个企业中有1个失败，2个一般，1个能成功上市），但并不完全是由于这个原因，回报的很大部分其实是为了补偿为企业提供指导和建议所需要花费的大量时间和努力。在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家们的贡献确实值他们的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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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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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章里，我们介绍了限制金融业发展的障碍，以及信贷成为抵押和关系的特权后，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后果。本章则阐述了这些障碍如何得到克服，尤其是那些有助于扩展融资渠道的各种制度基础——学者们解决了棘手的金融学难题，投资银行们家创造了转移风险的办法，中介机构提供了大量借款人的信用历史记录，法院拥有了执行复杂的金融合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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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制度基础到位以后，金融家就可以不再受抵押和关系的特权的局限，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开展金融服务。我们不是说抵押和关系没有作用，而是说，即便没有这种特权，也有可能提供金融服务。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泛分散的风险、公开便利的信用历史记录、有关借款人经营状况的实时信息以及通过精巧设计可以提供激励的法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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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里，全球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变革，简直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金融市场的进步解决了我们提出的上述问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使我们距离为大众服务的金融乌托邦更近了一步。在下一章，我们将深入地描述这场革命，并考察引起革命的关键因素，以及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给予我们史无前例的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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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第3章 金融革命与个人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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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30年里，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在美国，全体上市公司的市值对GDP的比值从1970年的0.66上升到2000年的1.51，其他国家这个比值的变化甚至更大，法国从0.16增加到1.12。尽管在最近股市出现下跌，但今天的市场规模相对于国民经济而言已经比30年以前扩大了很多倍。股票市场规模的剧增是金融革命的一个标志，此外还出现了专门为新兴公司服务的新型股票市场，例如纳斯达克市场（NASDAQ）。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像货币市场基金一类的机构还没有出现，而现在它们在美国控制着价值2万亿美元的资产。当时也没有那些人们现在已经熟知的金融衍生工具，例如指数期权、利率掉期交易等，而仅仅在2001年第四季度，这些衍生工具的交易额就达到163万亿美元，是美国年GDP的16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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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企业获得了新的分散风险和筹集资金的金融工具，个人也得到了更多选择。在美国，像信用卡之类的消费者信贷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几乎还没有出现，而到2001年底时总额已接近7000亿美元4。企业和个人不但能从国内机构贷款，而且可以到国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那里去融资。197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流动与GDP的比例增长了近10倍，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超过5倍，仅仅在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就增长了4倍以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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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金融革命为什么在当时爆发，其原因我们在以后再解释，现在我们先关注这场革命的进程。革命的爆发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其中包含着许多相互作用的机制，我们的研究就从这里入手，并看看金融的大发展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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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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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市场的基础是在20世纪30年代奠定的。在那个时代，很多国家决定限制金融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用政府的控制来取而代之。在美国，这种思潮也同样存在——本书以后还会进一步探讨——然而，美国政治思想却存在一种传统，对于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始终存在怀疑。布兰代斯大法官在1922年的一封信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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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相信你能找到一个万能的办法，可以解决所有的丑恶现象和不道德的行为，给社会带来根本的变革（例如通过国家社会主义）。也不要过于相信立法。国家的干预很容易落到别有用心的人的手里，并成为他们压迫大众的工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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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他建议通过“公开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今天我们称之为“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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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社会和工业的疾病，应该提倡采用公开化的办法。如果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那么电灯则是最有效率的警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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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在实施“新政”时借鉴了上述的哲学思想，包括国会在1933～1934年通过的金融法案。当时，罗斯福在演讲中就经常引用布兰代斯的上述言论8。应该说，新政的某些法案是出于政治而非经济上的考虑而制定的，例如，包括银行法在内的一些法案就没有表现出鼓励竞争的态度9。但是这些法规还是给美国的金融体系奠定了会计、监管和法律方面的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很多束缚被最终解除后，美国的金融业就迅速出现了真正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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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放松管制、竞争和创新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的运动机制，包括学术界和企业界也在这个机制中互相影响。下面就是一个案例，显示了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何影响到放松管制，而后促进了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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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多样化与私人股票市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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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哈里·马科维茨的研究显示，一个投资人可以通过投资组合很好地分散风险，参与那些他以前不能承受的高风险项目。今天，他的思想已经被投资行业广泛采纳，为人们所熟悉（此外，他还创造了一些数学模型，可以计算出既定投资回报率时风险最低的投资组合，这些贡献并不广为人知）。最终，学术的发展还导致了投资行业监管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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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举的例子是所谓“谨慎人原则”，它规定了退休基金经理人在选择投资品种时的合理范围，这个原则已经逐渐成为基金经理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在1979年以前，对谨慎人原则的解释是，不能大量投资于高风险的资产，像今天常见的很多不派息的股票，在当时都被认为是高风险的资产。1979年，美国劳工部对“谨慎”的概念进行了重新澄清：在良好的风险分散的投资组合战略中，高风险投资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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