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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对衰落行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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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面的讨论揭示了金融体系的发达对于一个成长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衰落产业来说,金融的作用还更加重要。通过对新兴企业的扶持,金融市场可以帮助一个产业适应环境的变化。我们还是以纺织品工业为例,看看美国在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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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竞争的压力下,美国的纺织品工业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处于衰落中34。1976年,整个产业有27.5万台飞梭织布机,到1997年只有1万台。1992年,纺织品企业的工厂数量只有1972年的2/3,员工人数也下降了35%。这些数字表明,该产业陷入了严重衰退,不应该有什么外部融资的要求,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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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工厂关门的同时,却有很多新的企业开张。例如,从1987年到1992年,31%的老工厂关闭,但是在1992年,却有27%的工厂是新建立的企业。事情看起来有些荒谬,老的企业在纷纷撤退,同时新的企业却大量开业,但正是这样的大换血加快了整个产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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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了——比如,使用了更多的机器人技术——而雇用了更少的人工。结果是,美国的纺织品工业变得更有生产效率——部分是因为剩下的企业改进了效率,部分是因为低效率的企业被挤出,部分是因为新建的企业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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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开始生产像Gore-Tex(戈尔特斯,十种多功能面料)、Polartec(一种抓绒面料)这样的新产品,在美国大量进口纺织品的同时,这些企业也在扩大出口。这是一个动态的重组过程,新企业的生长加速了老企业的变革和淘汰,而外部融资环境对于新兴企业的发展是决定性的。这样,即便在衰退产业里金融业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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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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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已经知道了金融市场如何帮助创建新兴企业,挑战老企业,保持竞争的激烈和活力,我们现在考察它如何帮助个人扩展成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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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个人究竟有什么影响,一个明显指标是人们选择个人创业的可能性。自己出来干,不管是做水暖工还是开杂货店,都需要启动资金。但是,除了少数生于大户人家的幸运儿以外,大多数人的启动资金还是要来自金融市场。因此,一个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应该更容易帮助个人创业,我们是否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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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不同地区的融资便利性的差异就影响了个人的职业选择。即便排除其他的地区差异的影响,条件基本相同的两个人选择个人创业的概率,处在金融最发达地区的要比处在最不发达地区的高出33%35。由于不再受制于自有资金的限制,金融市场还帮助人们在更小的年龄段就开始创业(例如本书内容介绍中讲的搜寻资金),在意大利金融最发达的地区,企业主的平均年龄要比不发达地区低5岁。所以,金融对于人们的经济活力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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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指标是考察那些最富有的人,看他们的财富如何得来。从1987年开始,《福布斯》杂志发表世界富豪排行榜,并指明他们的财富是来源于继承还是由自我创造。《福布斯》杂志最后一次为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人排名是在1996年(此后亿万富翁的人数就太多了),我们先从这个资料入手,这是在互联网泡沫产生大量新一代暴发的(和短暂的)亿万富翁之前。考虑到国家的规模大小不一,我们采用的指标是,每百万居民拥有亿万富翁人数(该国的亿万富翁人数除以该国的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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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万居民拥有亿万富翁人数最多的地区是香港(2.6),此后是巴林(1.7)、瑞士(1.7)、新加坡(1.4),人数最低的国家里有比较贫穷的秘鲁(0.04),也有比较富裕的挪威(0)和南非(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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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个指标更有说服力的是每百万居民中的“自我成功”(即通过自己努力而不是依靠继承)的百万富翁人数。结果并不令人奇怪,在一些最近增长速度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自我成功的富翁人数比较多。有趣的是,美国的数字(0.26)远远高于欧洲的大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平均数字为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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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我成功的富翁人数比例和该国或地区的股票市场规模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香港在这两个数字上都独占鳌头,但即使把这个特殊的前英国殖民地排除在外,正相关的关系依然存在。股票市场规模从法国的水平(1996年为GDP的50%)增长到美国的水平(140%),相应的自我成功的亿万富翁人数比也从0.07增加到接近0.30。在统计学的意义上,美国与法国的自我成功的亿万富翁人数比的所有差别,都可以解释为美国拥有更加发达的金融市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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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关关系,如前所说,不代表因果关系的证据。其他很多因素,例如一个国家对待自由企业的保护程度,都要影响一个人积聚财富的能力。但当这些因素相对稳定时,我们就可以忽略其影响,而考察一个地区的富翁人数的比例在一个时期里的变化。从1987年福布斯杂志的最早调查开始,我们来看看1987~1996年之间的自我成功的富翁人数的变化,在那些金融体系更发达的国家,自我成功的富翁人数比例增加幅度最大。而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对于继承而来的亿万富翁的人数比却没有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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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富翁的财富是继承而来还是通过自我奋斗而来,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一个国家,如果继承性的富翁拥有的财富占GDP的比例比较大,那该国要比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更慢,在创新方面投资更少37。在一个产业内,由家族继承者控制的公司业绩比较差,在研究开发方面投资比较低38。不过,继承对于财富的创造有消极影响,其最有力证据还是来自股票市场。当一个公开上市企业任命创办者的一位后裔担任CEO时,股票价格会下降1%,而任命一个外来者时,会上升2%39。市场的不同反应显示了对于业绩的不同预期。由创始人的后裔经营的企业在任命后的两年里资产收益率平均会下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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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原因不是在继承本身,而是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因为更发达的金融市场会给企业带来新的管理人,向继承者构成竞争,迫使他们要显示他们自己的能力,也使得更好的企业家收购不合格的继承者,避免有价值的资源被他们糟蹋。当然,还是有人不惜任何代价拒绝离开,但发达的金融市场已经大大缓和了这类问题的严重性。反之,在一个金融不发达的社会里,大量的继承财富对国家繁荣尤其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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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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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把银行家送上断头台的革命,很快都会发现,当商业发展的轮子停下来时,社会还是需要他们。金融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也为没有资源的人扩展了机会。1911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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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它(金融),现代工业的结构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同样,金融也使个人更加独立于继承的财产,有经营才能的人“利用债务来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即使最保守的正统理论家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事实。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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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写这些文字后,确实有很多理论家怀疑金融是否发挥了这些作用。而最近的很多研究显示熊彼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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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金融市场的批评已经逐渐从质疑金融的作用变成了抱怨金融业自由化带来的风险。的确,当一个国家进行自由化时,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不令人奇怪。一个从来不离开床的人,当然不可能出车祸,同样,一个不实行自由化的经济也不会遭遇危机,但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慢慢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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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一个制度环境脆弱的国家——普遍存在的腐败,低效率的政府机构,不充分的合同执行——自由化的进程尤其危险41。在这些国家里,老迈的企业不是拥抱竞争,而是试图阻挠。他们组成联合的卡特尔联盟,利用关系贷款,把整个体系变得不透明,不灵活,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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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建议,制度环境脆弱的国家应该首先改善制度,推迟金融自由化的时间。我们对此表示异议。因为接下来我们将论述,制度环境的改善不能脱离竞争的促进和经济的开放。在不发达的环境里,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人取得了权力,不愿意改善制度,只有通过竞争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他们对于政治权力的控制才会减少,所以没有竞争,制度环境更不容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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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即使有陷入危机的风险,那些制度最差的国家也可以在自由化中得到利益。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42。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危机可能带来损失和政治方面的阻力,而且要说服自己的公民,让他们明白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和前景将远远超过风险增加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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