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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的保护起源于抵抗外国侵略者，西欧国家的生活水平从11世纪以后普遍提高，部分的原因正是东部边境变得更安全了，野蛮人的入侵基本结束。因此，军事上的安全对于经济和金融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仅仅有军事上的保证是不够的，而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并不总是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实际上，在中世纪时，西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首先是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然后是汉堡和汉莎同盟的城市）都不是军事强国的政治中心，而是独立的政治体，并且除了威尼斯以外，其他城市都很容易受到外国的攻击。为什么它们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取得了成功，而巴黎、维也纳或者马德里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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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强大并不代表其公民的经济地位安全，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往往完全相反。政府的军事力量越强大，给士兵提供给养所需要的经费就越多，政府就越容易掠夺自己公民的财产（特别是，当不容易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时）。有关君主们敲诈掠夺富豪的故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圣殿骑士团（the Templars）在14世纪早期的命运，就是个有益的警示，它告诉我们，不管普通公民在道义上和财富上多么有实力，但是当他们面对一个贪婪的君王时结果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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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圣殿（Temple of Solomon）的军事骑士团，又叫圣殿骑士团，是最早的国际银行家组织。这个组织从贵族家庭中招募那些没有希望继承财产和爵位的年轻人。他们志愿献身于教会的事业，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废墟附近，由此得名。他们负责保卫基督教朝圣者通往耶路撒冷的大路，过着极其朴素和严谨的生活，他们无惧死亡，渴望战斗，是当时最具盛名的勇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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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很多信徒和被保护者的慷慨捐赠，骑士团得到了很多财富，甚至拥有了一些非常坚固的城堡。在动乱年代，这些城堡成了最好的财富保险箱。比如，英格兰的约翰王原来是把伦敦的教堂作为保管王室珠宝的仓库，而在1261年，他的儿子亨利三世与贵族们发生冲突后，就考虑要把珠宝转移到圣殿骑士团在巴黎的城堡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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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堡形成了一个“分支机构”的网络，从地中海沿岸延伸到伦敦、巴黎，他们为顾客提供可以在当地流通的现金6。一位骑士可以在巴黎存钱，到耶路撒冷取出金额相当的本地货币。十字军骑士们所使用的这种网络，今天手持美国运通卡的旅行者们也在使用。当然，圣殿骑士团对于兑换和转移资金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同时也从事着类似于本地银行的其他业务。他们留下来一些羊皮纸记录，从中可以看出，骑士团在巴黎的城堡就像今天的银行柜台一样运转，定时开门，为顾客提供存取货币的服务，而他们的顾客名单简直就是当时的名人录，包括王室成员、教会官员、贵族和富商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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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骑士团的金融功能迅速超过了其军事功能，他们不但是十字军的财务托管人和执行人，而且成为王室和教皇的财务经纪人，还为其他很多有钱有势的人提供财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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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圣殿骑士团的仓库里囤积了大量金钱。然而不幸的是，虽然拥有非常坚固的城堡，他们却完全不是王权的对手。1263年，英格兰的爱德华王子与贵族西蒙发生冲突，他闯入了圣殿骑士团的金库，打开保险柜，抢走了贵族和商人们储存在那里的钱财。在他死后，其子爱德华二世如法炮制。此外，阿拉贡的彼得三世也曾经掠夺过贝基尼昂的圣殿骑士团金库。但是，君主们抢劫圣殿骑士团的事情其实并不奇怪，真正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那时各国的王室财政都非常窘迫，国王公开掠夺圣殿骑士团的事情还是很少发生。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圣殿骑士团的势力还是处于上升阶段，君主们对他们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主要原因恐怕是圣殿骑士团在宗教道德上有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君主们担心赤裸裸的抢劫会破坏自己和教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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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1307年的时候，法国的菲利普四世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他用尽了一切传统的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包括货币贬值、榨取银行家和犹太人的钱财等，最后把目标转向了圣殿骑士团。菲利普四世首先发动了宣传攻势，败坏圣殿骑士团的宗教名誉，然后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逮捕了骑士团的领袖，指控他们犯有一系列违背中世纪道德准则的罪行，例如异端、叛教、邪恶崇拜、性堕落等等8。在酷刑折磨下，很多人被屈打成招，即便他们日后翻供，仍然被判处有罪，很多人甚至被处以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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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四世指示认真清理圣殿骑士团的财产，财宝被王室官员占有，土地被租赁出去。看到大势已去，教会也决定加入掠夺者的行列。1312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宣布撤销圣殿骑士团的神职，力图把骑士团的财产转移到教会其他机构的名义下。这样，菲利普四世成了最大的赢家，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彻底摧毁了圣殿骑士团。然而，尽管他给自己找到了无数的借口，但是在意大利这样更商业化的国家里，人们依然清醒地看出他的行径纯粹是出于贪婪的本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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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骑士团的灭亡以及此后一再发生的类似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一个组织，不管在物质和道义上有多么强大，都难以保证自己的财产不被政府的强权所掠夺。有意思的是，菲利普四世的作为反过来提醒了教会，他们开始关注君主对其财产的威胁。以前，教会认为财产是一种必然的罪恶（因为耶稣就曾严厉地抨击过富人），而此后，却坚决地主张财产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僧侣学者们开始发表议论，认为政府没有权利支配其公民的财产，而世俗的学者也在罗马法里面找到了类似的依据10。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国家的君主们减少了对国民的直接掠夺，而把目标更多地转向异教徒，例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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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府觊觎公民的财富，贪婪并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主要原因往往是政府需要资金来维持其军事力量。当然，在长期看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来弥补开支，但是战争产生的需要通常刻不容缓，所以不得不采取掠夺的手段。另外一种搜刮民间财富的办法是举债——现代国家的政府也深谙其理，但是举债也有矛盾。为了偿还债权人的款项，政府需要向广大民众征税，这样做非常费事，也不受欢迎。可是即便如此，政府依然要偿还，其原因是为了今后还要举债。但是，如果政府能够用其他办法从国民那里得到更多资金（比如中世纪时所谓的“强行借款”），暂时不需要举借新债，它可能就不再顾及自己的信誉，从而拒绝偿还原来的债务。而债权人则对政府无从惩罚，他们只有不再相信政府。债权人的无可奈何使得政府变本加厉，不时通过强迫贷款或者债务违约的方式来掠夺民间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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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掠夺的目标当然是富人，尤其是银行家（通常是在骚扰完犹太人这些少数民族之后）。连教会都要谴责的高利贷者，肯定是不能放过的。而且，金融家的财富往往更有流动性、更容易携带，也是导致他们被政府重点课税和敲诈的主要原因，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这一点上，政府的逻辑与银行抢劫犯没有两样，当人们审问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回答“因为那里有钱”。在一个政府动辄利用强行借款和债务违约来掠夺公民的社会里，金融业当然没有良好的发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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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政府违约的矛盾，思路似乎并不复杂，那就是政府要找到一个办法让人们相信它会偿还债务，使得人们愿意提供贷款，它也可以通过稳定的税收收入来偿还。传统的观点认为，威尼斯共和国、荷兰和17世纪后期的英格兰就找到了这样的方法，那就是把政治权力移交给投资人——与当时盛行的专制君主制度比起来，这些国家的政府更多地代表了富有的投资人的利益11。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政府不容易违约。但是，我们认为政治权力发生转移的实际过程远比上述看法要复杂，接下来就以英格兰为例做一个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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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君主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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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王朝早期的君主，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可以算得上是历史上最贪婪和最专制的君主。当时，他们要面对各种制约君主权威的势力——包括贵族、教会、议会甚至法院。为了解除对他的威胁，亨利七世不断打击那些大的封建领主。亨利八世也继承了这个路线，而且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掠夺中，他解散了英格兰的修道院，没收了他们的土地，总的没收面积据估计占当时整个英格兰土地的30%以上。这还没完，都铎王朝还从富有的公民那里收取大量的“自愿”借款。比如，理查德·瑞德（Richard Reed）没有交纳亨利八世规定的一项赋税，就遭到如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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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格兰军队部署在苏格兰边境上，瑞德被派到那里去当一个义务兵。那里的将军……接到暗示，要给他安排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在驻地里也要尽量敲诈他，让他明白自己违抗国王的愚蠢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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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王朝也继续执行掠夺政策，在1672年底，王室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查理二世宣布暂停支付总金额为130万英镑的银行债务，而当时王室的年收入总共不到200万英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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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快，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被推翻，威廉二世和玛丽女王上台。新君主批准了《权利法案》，王室承认议会拥有最高立法权，承认在和平时期保持常备军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还有，法官也不能被随意罢免，进一步保证了公民的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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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对于英国政府的借款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88年，政府的债务为100万英镑，相当于GDP的2%～3%，大多数属于短期债务（回顾一下我们的分析，在借款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时，贷款人只会答应贷出短期债务），年利息率达到6%～30%，而当时的荷兰政府能够以4%的年利率借到长期债务14。到1697年，英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上涨了17倍，相当于GDP的40%，其中很大部分是长期债务。政府债务大量增加的直接原因是和法国爆发了战争，但是也反映出投资人更愿意向政府提供借款。而且，在债务增加的同时，利率却下降了，平均水平从光荣革命结束时的14%下降到1697年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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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解释是，由于立法和司法的“制衡”力量不断增强，王室就会更加信守对于债权人的承诺15。议会的主要代表包括商人和金融家的势力（辉格党）与乡绅地主的势力（托利党），他们的实力上升，国王的权力受到约束，使得财产和合同权利得到了更大的保护，那么投资人的信心就可以大大增加。因此，传统的观点是，由于宪政体制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使得它的信用度得到提高，可以在短期内筹集到大量资金，国力迅速增强，英国从此跻身欧洲一流强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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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传统观点是有问题的。假如说，只要建立起更民主的政治程序，让政府的专制权力受到监督，就可以保证政府对尊重财产权利的承诺。那么，既然这样就可以保证政府的承诺，提高政府的信誉，为什么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和西班牙，却没有这样做呢？要知道，这些国家的政府也长期苦于财政的匮乏，也非常需要提高自己的信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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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解释是他们各自的国情并不相同。例如，有人认为英国的政府更容易被改善，原因在于英国没有常备军，不容易执行专制措施。建立常备军的预算必须经过议会审批，但由于议会成员多数是有产阶级，出于对自己的财产安全的考虑，他们不会批准建立军队的提议。相反，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却拥有常备军，因为他们面临的外国威胁更加迫切，也没有海峡提供的天然保护。所以，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即便总是感到财政饥渴，但由于他们手中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依然很难建立起可靠的对政府权力的内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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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说法过于强调地理位置的差别了。我们很难相信，没有常备军是英国国王的权力更容易受到控制的主要原因。因为，即便英国四面环海，不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容易受到突然袭击，但英国国王依然拥有一只常备的警察武装来维护国内治安，并且还利用过这个武装力量来掠夺自己的国民。或者换一个角度，即便宪法要求国王在建立军队时需要议会的批准，但国王一旦得到资金之后，就可以把宪法抛在脑后，把军队对准议会。而那时候军队究竟会对谁保持忠诚，就取决于谁能够在长期里给他们提供更大的好处。（古代罗马也曾试图把将军和军队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但是最终禁卫军还是在政治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说，英国的国王并没有考虑操纵军队来镇压议会，或者没有这个能力来操纵，那么就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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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封建君主是被很多大领主们所包围的，而这些大领主往往都拥有自己的军队。而我们观察到只有在封建体制解体后，宪政政府和对财产权利的尊重才开始出现，那么为什么在封建体制解体之前没有发生呢？为什么拥有军队的领主们没有对王权形成有效的“制衡”呢？传统的观点认为，政府通过建立监督和制衡机制就可以约束自己的贪婪本能，提高政府的信用度，这里似乎忽略了某些其他因素。那么制约政府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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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任何政府都有可能建立起权力的制衡，尤其是通过立宪的形式？要知道，在国家政治的层次上，很多规则是可能被操纵的，各种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完全可能违背宪政的规则。所以，并不是说只要通过了某个法案或者改变了宪法，就可以实现政治权力的转移。政治权力能够从政府转移到财产权利的所有者手里，一定有更深的根源，有的根源其实就在于财产权利自身。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把政治权力的转移和财产权利的保护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对财产权利的保护最终会变成政治权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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