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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英国议会的权力并不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通过修改宪法才确立的，而是在此之前它就已经非常强大了，其表现就是议会成功地驱逐了两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这表示，宪法的修改只不过是在书面上正式确认了在此前已经存在的权力关系对比，而斯图亚特王朝与议会的冲突，只是国王在权力争夺已经失去平衡之后的背水一战。当然，宪法的修改最终使得权力转移的结果变得更加牢固。所以我们的观点是，宪政体制是政治权力的转移累积形成的结果，而不是权力转移的原因，下面予以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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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没落和市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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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不过是几张写着文字的纸，能有多少斤两？而议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为什么却比那些有权有势的封建领主们更有力量，更能制约君主的权力？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继续深入历史，答案的第一页便是英国大封建主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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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85年，兰开斯特家族的冒牌继承人亨利七世意外地在博斯维斯战胜了理查三世，从而结束了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间长达成30多年的红白玫瑰战争。由于人们对亨利的继承合法性存在怀疑，他必须着手清除威胁。他采取的一个办法是直接打击那些最有权力的领主——而既然领主的权力来自领地，那么没收他们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以后的人就不再会构成威胁了。亨利八世也继承了这项政策，处决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最尊贵和最富有的白金汉公爵。另外，都铎王朝非常注意防范出现新的权力集中，他们在统治期间没有册封任何新的公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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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最有权力的领主，固然可以捕风捉影，搞些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但是不能用这个办法对付所有的人。在当时，领主的专制权力来自他的附庸武装，由于农产品市场和土地市场不发达，领主可以用剩余的农产品来养活仆人和贫苦的雇农18。他给他们提供保护，免受游寇（或其他领主）的侵扰，给他们租金较低的土地。作为回报，这些人对领主效忠，为领主作战，穿上特殊的制服以代表对主人的忠诚。借助他们的武装力量，领主就足以胁迫法院和其他领主，甚至威胁到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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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这种地方武装，亨利七世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宣布所有臣民首先应该对他，也就是对国王效忠，而不是对于当地的领主效忠。他还禁止其他人雇佣王室官员，并恢复执行一项旧的法律，规定只有家庭仆人才能穿制服，还特别以那些保留有私人武装的领主为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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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出现了另外的情况促使领主们解除武装。农产品市场开始扩大，使得土地的剩余产品可以用来出售而不需要再分配给仆人和雇农，养活随从的成本逐渐突显出来。而且，土地租金也出现上升，土地买卖的市场日趋繁荣，这更让领主们意识到继续帮助那些忠诚但缺乏生产效率的贫苦雇农是不划算的。而另外一些生产效率比较高的雇农也感到与其花费时间给领主服务，不如把更多的精力用来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宁愿按照合理的市场水平支付土地租金，也不愿意在支付低租金的同时附带封建义务。这样，由于市场的发展，像军事服务这样的非市场义务就受到了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这种类似的现象我们以后还将不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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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都铎王朝统治的长期和平岁月里，领主也不需要使用武装为国王效力。由于维持武装的成本上升了，收益却在下降，部分领主就解散了武装。解散武装产生了自我放大的效应，因为武装的作用之一是为了对抗其他领主的武装，周围的武装越少，其作用也就越小。这样，由于国王和经济的双重压力，领主们逐渐丧失了其专政力量。一个“16世纪早期的白金汉公爵，拥有城堡、武器库和数百人的武装随从”，变成了“18世纪中期的纽卡斯尔公爵，拥有帕拉迪奥建筑风格的豪宅和复杂的政治关系”19。在市场的协助下，都铎王朝有效地摧毁了贵族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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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阶级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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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取代了贵族的位置？都铎王朝初期没收的大量贵族土地，以及随后的解散修道院的行动，带来了土地市场的繁荣。部分土地被国王授予功臣，但大部分被标价出售，以充实王室的财政。为了土地在市场上能够卖个好价钱，英国的君主们修改了法律，提高了土地购买者的地位，允许他们在必要时可再行出售。土地市场的繁荣带来了更多的影响，首先，更有生产效率的自耕农可以利用自己从土地上获得的丰厚收益购买更多的土地，而没有生产效率的人则会出售土地，或者看着自己的土地被债权人夺走。其次，自耕农的封建束缚减少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经营管理上面有了更大的积极性20。再次，新兴的职业人士，例如律师和商人等，可以购买土地这种身份的象征，从而把许多现代的经营管理技术带到了农业中21。这样一来，土地就转移到更有能力和生产效率的自耕农和经营者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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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在领主和雇农之间出现了新的中间阶级——地主（或者乡绅），他们和土地的紧密程度比领主要强，而比后者更有能力承受采用新的经营技术的风险。典型的乡绅具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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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不愿意成为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他们不像那些显贵的领主一样，需要负担庞大的管理机构的费用；他们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依赖别人去帮助他们管理；总之，他们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不是土地的奴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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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乡绅和土地的结合程度就比雇农或者领主更紧密，也有更强的能力开发土地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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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地的所有权很集中的时候，所需要的经营管理技能是一种监督技能：领主雇佣监工，组成一个垂直向下的管理系统，雇农在最底层。实际上，雇农可能最了解土地，能够生产最大的经济价值，但他们没有所有权，也就没有动力或能力去做。在中世纪早期，英格兰不允许农奴拥有自己的财产，要求他们必须把收入上交主人，与他们耕种的土地一起被买卖，其他国家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更长23。还有，为了减少管理成本，农民自己“不能选择耕种的日期和作物，大家在同一时间耕种和收割，播撒同样的种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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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领主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要学习如何管理他的庄园，但他和土地的联系却并没有因此变得紧密：因为任何一个人要想懂得太多实在是不现实。所以，大庄园的管理通常是墨守成规，很少有什么突破。其结果是，一块土地的所有者究竟是这个领主还是那个领主，对土地所产出的收入多少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所采用的管理监督方式都是一样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土地的收入对于领主而言只是一种纯粹的租金：收入的来源仅仅是由于他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和所有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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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产与领主的联系十分松散，甚至财产权利安全与否也不怎么影响收入的规模。因为雇农自己并不拥有土地，他们只是为领主耕种，所以领主的土地所有权是否更安全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当然，如果领主觉得他的土地占有权更有保障，他可能在改善土地经营方面有更大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庄园的规模过于巨大，他一个人的积极性并不会对收入产生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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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原因，封建领主能够保有自己的广大土地，仅仅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武力可以对抗君主。但是如果君主的军事实力过于强大，如果他不担心剥夺领主的土地继承权会影响自己的合法性，也不怕其他领主会联合起来反对他，如果领主们的武装已经逐渐解散，那么，在君主需要的时候，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就可能发生转移，而且一定会转移。因为所有权分布的无效率本身就是财产权利不安全的因素。在君主看来，这个领主和那个领主在经济意义上是等同的，因为他们拥有同样的监督技能，所生产的产品和用以交纳税收的剩余也都是一样的。这样，是否有必要保护领主的财产权利就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意愿。所以说，假如所有者是可以随便替代的，那么财产权利就不容易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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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土地规模更小的（不是说小到没有经济效率的）乡绅的情况就完全不同。首先，乡绅的土地通常都是靠自己积累的财富买下来的，而不是通过继承或者习惯得到，这就首先显示出他具有一定的能力，而做领主和雇农却不需要具备。其次，在自己的土地上，他有充分的权力决定在什么地点种植什么作物，如何使用不同作物进行轮作，采用何种灌溉技术，他熟悉天气对耕种的影响，甚至知道在耕地的周遭适合种植哪些树木，等等。因此，由于他本身具有的能力，也由于他与土地管理结合得更紧密，乡绅的土地生产效率就很高。而且，由于他拥有经营管理的能力和关于土地的丰富知识，他在出租土地时也善于挑选合适的雇农，这样在土地出租的方面他也能够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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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新兴的土地市场把土地转移给了出色的经营者——有能力的乡绅。而且随着乡绅对土地更加熟悉，他产生经济价值的能力还可以继续提高，成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最有生产效率的土地所有者。因此，与领主不同，如果乡绅的土地被剥夺，那么土地的内在经济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因为乡绅拥有的经营技能将不再有用。所以，一个明智的政府就应该通过谈判从这些乡绅那里得到持续、稳定的税收，而不是去直接掠夺他们的财富。而且，如果政府对乡绅的财产给予更大的保护，他们还会更有动力去投资土地、增加价值，也就可以交纳更多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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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都铎王朝的君主们脑子里考虑的首先是那些大领主，而不是这些经济方面的算计。为了进一步削弱领主的权力，君主把越来越多的税收征管权和地方司法权委托给当地的乡绅25，这使得他们对于君主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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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情形是，英格兰的法律执行和地方行政都落到乡绅们的手里，随着他们对于这些业务日渐精熟，整个国家的日常事务都要完全依赖于乡绅，而不是国王。我们的整个国家机器——法院、教区、济贫、城市和乡村——如果没有国王依然可以良好运转，但没有乡绅却不行。换句话说，对于国王来说乡绅们必不可少，而对于他们来说国王就不见得有多么重要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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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说，当乡绅们的经济权力扩大时，他们在地方行政上的位置也更加重要。对于整个农业的生产效率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乡绅们在行政上的重要性提高了他们在财产权利方面的安全感，无疑这又促进了他们的生产效率，从而再巩固了他们的财产的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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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的兴起是一个渐进过程，根据统计，在亨利八世时期，大约有1000名地主（当然关于地主的划分有一个机械的标准，但这些人通常都是新兴的乡绅），到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达到1.6万名。毫无疑问，英国的农业生产率正是从乡绅出现的时期开始持续提高的。早期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发现，新兴的乡绅无疑要比从前的领主和雇农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27。但是在此后，学者们的研究掺杂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因素，有关谁促进了生产率提高的争论变得模糊起来。直到最近，一些研究利用大量的样本数据又逐渐澄清了事实28。这些数据表明，在16世纪和17世纪，乡绅的兴起的确显著促进了生产率的革命，他们控制的财富也随之增长29。到1600年时，社会上的传言是，乡绅拥有的财富是教会、贵族和富裕农民的财富加起来的三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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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没落同时伴随着乡绅阶层的兴起。我们认为，乡绅阶层比过去的大领主更能制约君主的权力，但是有人会问这个结论是如何得来的呢？因为和封建领主比起来，乡绅们从个体上来说更加弱小，从集体上来说更加分散，那么是什么因素把他们结合起来共同对抗国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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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和财产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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