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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骑士团的灭亡以及此后一再发生的类似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一个组织，不管在物质和道义上有多么强大，都难以保证自己的财产不被政府的强权所掠夺。有意思的是，菲利普四世的作为反过来提醒了教会，他们开始关注君主对其财产的威胁。以前，教会认为财产是一种必然的罪恶（因为耶稣就曾严厉地抨击过富人），而此后，却坚决地主张财产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僧侣学者们开始发表议论，认为政府没有权利支配其公民的财产，而世俗的学者也在罗马法里面找到了类似的依据10。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国家的君主们减少了对国民的直接掠夺，而把目标更多地转向异教徒，例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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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府觊觎公民的财富，贪婪并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主要原因往往是政府需要资金来维持其军事力量。当然，在长期看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来弥补开支，但是战争产生的需要通常刻不容缓，所以不得不采取掠夺的手段。另外一种搜刮民间财富的办法是举债——现代国家的政府也深谙其理，但是举债也有矛盾。为了偿还债权人的款项，政府需要向广大民众征税，这样做非常费事，也不受欢迎。可是即便如此，政府依然要偿还，其原因是为了今后还要举债。但是，如果政府能够用其他办法从国民那里得到更多资金（比如中世纪时所谓的“强行借款”），暂时不需要举借新债，它可能就不再顾及自己的信誉，从而拒绝偿还原来的债务。而债权人则对政府无从惩罚，他们只有不再相信政府。债权人的无可奈何使得政府变本加厉，不时通过强迫贷款或者债务违约的方式来掠夺民间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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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掠夺的目标当然是富人，尤其是银行家（通常是在骚扰完犹太人这些少数民族之后）。连教会都要谴责的高利贷者，肯定是不能放过的。而且，金融家的财富往往更有流动性、更容易携带，也是导致他们被政府重点课税和敲诈的主要原因，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这一点上，政府的逻辑与银行抢劫犯没有两样，当人们审问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回答“因为那里有钱”。在一个政府动辄利用强行借款和债务违约来掠夺公民的社会里，金融业当然没有良好的发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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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政府违约的矛盾，思路似乎并不复杂，那就是政府要找到一个办法让人们相信它会偿还债务，使得人们愿意提供贷款，它也可以通过稳定的税收收入来偿还。传统的观点认为，威尼斯共和国、荷兰和17世纪后期的英格兰就找到了这样的方法，那就是把政治权力移交给投资人——与当时盛行的专制君主制度比起来，这些国家的政府更多地代表了富有的投资人的利益11。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政府不容易违约。但是，我们认为政治权力发生转移的实际过程远比上述看法要复杂，接下来就以英格兰为例做一个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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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君主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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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王朝早期的君主，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可以算得上是历史上最贪婪和最专制的君主。当时，他们要面对各种制约君主权威的势力——包括贵族、教会、议会甚至法院。为了解除对他的威胁，亨利七世不断打击那些大的封建领主。亨利八世也继承了这个路线，而且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掠夺中，他解散了英格兰的修道院，没收了他们的土地，总的没收面积据估计占当时整个英格兰土地的30%以上。这还没完，都铎王朝还从富有的公民那里收取大量的“自愿”借款。比如，理查德·瑞德（Richard Reed）没有交纳亨利八世规定的一项赋税，就遭到如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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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格兰军队部署在苏格兰边境上，瑞德被派到那里去当一个义务兵。那里的将军……接到暗示，要给他安排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在驻地里也要尽量敲诈他，让他明白自己违抗国王的愚蠢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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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王朝也继续执行掠夺政策，在1672年底，王室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查理二世宣布暂停支付总金额为130万英镑的银行债务，而当时王室的年收入总共不到200万英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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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快，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被推翻，威廉二世和玛丽女王上台。新君主批准了《权利法案》，王室承认议会拥有最高立法权，承认在和平时期保持常备军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还有，法官也不能被随意罢免，进一步保证了公民的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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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对于英国政府的借款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88年，政府的债务为100万英镑，相当于GDP的2%～3%，大多数属于短期债务（回顾一下我们的分析，在借款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时，贷款人只会答应贷出短期债务），年利息率达到6%～30%，而当时的荷兰政府能够以4%的年利率借到长期债务14。到1697年，英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上涨了17倍，相当于GDP的40%，其中很大部分是长期债务。政府债务大量增加的直接原因是和法国爆发了战争，但是也反映出投资人更愿意向政府提供借款。而且，在债务增加的同时，利率却下降了，平均水平从光荣革命结束时的14%下降到1697年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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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解释是，由于立法和司法的“制衡”力量不断增强，王室就会更加信守对于债权人的承诺15。议会的主要代表包括商人和金融家的势力（辉格党）与乡绅地主的势力（托利党），他们的实力上升，国王的权力受到约束，使得财产和合同权利得到了更大的保护，那么投资人的信心就可以大大增加。因此，传统的观点是，由于宪政体制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使得它的信用度得到提高，可以在短期内筹集到大量资金，国力迅速增强，英国从此跻身欧洲一流强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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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传统观点是有问题的。假如说，只要建立起更民主的政治程序，让政府的专制权力受到监督，就可以保证政府对尊重财产权利的承诺。那么，既然这样就可以保证政府的承诺，提高政府的信誉，为什么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和西班牙，却没有这样做呢？要知道，这些国家的政府也长期苦于财政的匮乏，也非常需要提高自己的信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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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解释是他们各自的国情并不相同。例如，有人认为英国的政府更容易被改善，原因在于英国没有常备军，不容易执行专制措施。建立常备军的预算必须经过议会审批，但由于议会成员多数是有产阶级，出于对自己的财产安全的考虑，他们不会批准建立军队的提议。相反，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却拥有常备军，因为他们面临的外国威胁更加迫切，也没有海峡提供的天然保护。所以，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即便总是感到财政饥渴，但由于他们手中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依然很难建立起可靠的对政府权力的内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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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说法过于强调地理位置的差别了。我们很难相信，没有常备军是英国国王的权力更容易受到控制的主要原因。因为，即便英国四面环海，不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容易受到突然袭击，但英国国王依然拥有一只常备的警察武装来维护国内治安，并且还利用过这个武装力量来掠夺自己的国民。或者换一个角度，即便宪法要求国王在建立军队时需要议会的批准，但国王一旦得到资金之后，就可以把宪法抛在脑后，把军队对准议会。而那时候军队究竟会对谁保持忠诚，就取决于谁能够在长期里给他们提供更大的好处。（古代罗马也曾试图把将军和军队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但是最终禁卫军还是在政治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说，英国的国王并没有考虑操纵军队来镇压议会，或者没有这个能力来操纵，那么就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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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封建君主是被很多大领主们所包围的，而这些大领主往往都拥有自己的军队。而我们观察到只有在封建体制解体后，宪政政府和对财产权利的尊重才开始出现，那么为什么在封建体制解体之前没有发生呢？为什么拥有军队的领主们没有对王权形成有效的“制衡”呢？传统的观点认为，政府通过建立监督和制衡机制就可以约束自己的贪婪本能，提高政府的信用度，这里似乎忽略了某些其他因素。那么制约政府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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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任何政府都有可能建立起权力的制衡，尤其是通过立宪的形式？要知道，在国家政治的层次上，很多规则是可能被操纵的，各种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完全可能违背宪政的规则。所以，并不是说只要通过了某个法案或者改变了宪法，就可以实现政治权力的转移。政治权力能够从政府转移到财产权利的所有者手里，一定有更深的根源，有的根源其实就在于财产权利自身。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把政治权力的转移和财产权利的保护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对财产权利的保护最终会变成政治权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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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英国议会的权力并不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通过修改宪法才确立的，而是在此之前它就已经非常强大了，其表现就是议会成功地驱逐了两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这表示，宪法的修改只不过是在书面上正式确认了在此前已经存在的权力关系对比，而斯图亚特王朝与议会的冲突，只是国王在权力争夺已经失去平衡之后的背水一战。当然，宪法的修改最终使得权力转移的结果变得更加牢固。所以我们的观点是，宪政体制是政治权力的转移累积形成的结果，而不是权力转移的原因，下面予以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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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没落和市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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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不过是几张写着文字的纸，能有多少斤两？而议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为什么却比那些有权有势的封建领主们更有力量，更能制约君主的权力？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继续深入历史，答案的第一页便是英国大封建主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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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85年，兰开斯特家族的冒牌继承人亨利七世意外地在博斯维斯战胜了理查三世，从而结束了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间长达成30多年的红白玫瑰战争。由于人们对亨利的继承合法性存在怀疑，他必须着手清除威胁。他采取的一个办法是直接打击那些最有权力的领主——而既然领主的权力来自领地，那么没收他们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以后的人就不再会构成威胁了。亨利八世也继承了这项政策，处决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最尊贵和最富有的白金汉公爵。另外，都铎王朝非常注意防范出现新的权力集中，他们在统治期间没有册封任何新的公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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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最有权力的领主，固然可以捕风捉影，搞些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但是不能用这个办法对付所有的人。在当时，领主的专制权力来自他的附庸武装，由于农产品市场和土地市场不发达，领主可以用剩余的农产品来养活仆人和贫苦的雇农18。他给他们提供保护，免受游寇（或其他领主）的侵扰，给他们租金较低的土地。作为回报，这些人对领主效忠，为领主作战，穿上特殊的制服以代表对主人的忠诚。借助他们的武装力量，领主就足以胁迫法院和其他领主，甚至威胁到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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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这种地方武装，亨利七世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宣布所有臣民首先应该对他，也就是对国王效忠，而不是对于当地的领主效忠。他还禁止其他人雇佣王室官员，并恢复执行一项旧的法律，规定只有家庭仆人才能穿制服，还特别以那些保留有私人武装的领主为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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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出现了另外的情况促使领主们解除武装。农产品市场开始扩大，使得土地的剩余产品可以用来出售而不需要再分配给仆人和雇农，养活随从的成本逐渐突显出来。而且，土地租金也出现上升，土地买卖的市场日趋繁荣，这更让领主们意识到继续帮助那些忠诚但缺乏生产效率的贫苦雇农是不划算的。而另外一些生产效率比较高的雇农也感到与其花费时间给领主服务，不如把更多的精力用来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宁愿按照合理的市场水平支付土地租金，也不愿意在支付低租金的同时附带封建义务。这样，由于市场的发展，像军事服务这样的非市场义务就受到了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这种类似的现象我们以后还将不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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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都铎王朝统治的长期和平岁月里，领主也不需要使用武装为国王效力。由于维持武装的成本上升了，收益却在下降，部分领主就解散了武装。解散武装产生了自我放大的效应，因为武装的作用之一是为了对抗其他领主的武装，周围的武装越少，其作用也就越小。这样，由于国王和经济的双重压力，领主们逐渐丧失了其专政力量。一个“16世纪早期的白金汉公爵，拥有城堡、武器库和数百人的武装随从”，变成了“18世纪中期的纽卡斯尔公爵，拥有帕拉迪奥建筑风格的豪宅和复杂的政治关系”19。在市场的协助下，都铎王朝有效地摧毁了贵族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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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阶级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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