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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取代了贵族的位置?都铎王朝初期没收的大量贵族土地,以及随后的解散修道院的行动,带来了土地市场的繁荣。部分土地被国王授予功臣,但大部分被标价出售,以充实王室的财政。为了土地在市场上能够卖个好价钱,英国的君主们修改了法律,提高了土地购买者的地位,允许他们在必要时可再行出售。土地市场的繁荣带来了更多的影响,首先,更有生产效率的自耕农可以利用自己从土地上获得的丰厚收益购买更多的土地,而没有生产效率的人则会出售土地,或者看着自己的土地被债权人夺走。其次,自耕农的封建束缚减少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经营管理上面有了更大的积极性20。再次,新兴的职业人士,例如律师和商人等,可以购买土地这种身份的象征,从而把许多现代的经营管理技术带到了农业中21。这样一来,土地就转移到更有能力和生产效率的自耕农和经营者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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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在领主和雇农之间出现了新的中间阶级——地主(或者乡绅),他们和土地的紧密程度比领主要强,而比后者更有能力承受采用新的经营技术的风险。典型的乡绅具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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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不愿意成为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他们不像那些显贵的领主一样,需要负担庞大的管理机构的费用;他们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依赖别人去帮助他们管理;总之,他们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不是土地的奴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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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乡绅和土地的结合程度就比雇农或者领主更紧密,也有更强的能力开发土地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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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地的所有权很集中的时候,所需要的经营管理技能是一种监督技能:领主雇佣监工,组成一个垂直向下的管理系统,雇农在最底层。实际上,雇农可能最了解土地,能够生产最大的经济价值,但他们没有所有权,也就没有动力或能力去做。在中世纪早期,英格兰不允许农奴拥有自己的财产,要求他们必须把收入上交主人,与他们耕种的土地一起被买卖,其他国家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更长23。还有,为了减少管理成本,农民自己“不能选择耕种的日期和作物,大家在同一时间耕种和收割,播撒同样的种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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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领主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要学习如何管理他的庄园,但他和土地的联系却并没有因此变得紧密:因为任何一个人要想懂得太多实在是不现实。所以,大庄园的管理通常是墨守成规,很少有什么突破。其结果是,一块土地的所有者究竟是这个领主还是那个领主,对土地所产出的收入多少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所采用的管理监督方式都是一样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土地的收入对于领主而言只是一种纯粹的租金:收入的来源仅仅是由于他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和所有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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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产与领主的联系十分松散,甚至财产权利安全与否也不怎么影响收入的规模。因为雇农自己并不拥有土地,他们只是为领主耕种,所以领主的土地所有权是否更安全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当然,如果领主觉得他的土地占有权更有保障,他可能在改善土地经营方面有更大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庄园的规模过于巨大,他一个人的积极性并不会对收入产生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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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原因,封建领主能够保有自己的广大土地,仅仅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武力可以对抗君主。但是如果君主的军事实力过于强大,如果他不担心剥夺领主的土地继承权会影响自己的合法性,也不怕其他领主会联合起来反对他,如果领主们的武装已经逐渐解散,那么,在君主需要的时候,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就可能发生转移,而且一定会转移。因为所有权分布的无效率本身就是财产权利不安全的因素。在君主看来,这个领主和那个领主在经济意义上是等同的,因为他们拥有同样的监督技能,所生产的产品和用以交纳税收的剩余也都是一样的。这样,是否有必要保护领主的财产权利就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意愿。所以说,假如所有者是可以随便替代的,那么财产权利就不容易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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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土地规模更小的(不是说小到没有经济效率的)乡绅的情况就完全不同。首先,乡绅的土地通常都是靠自己积累的财富买下来的,而不是通过继承或者习惯得到,这就首先显示出他具有一定的能力,而做领主和雇农却不需要具备。其次,在自己的土地上,他有充分的权力决定在什么地点种植什么作物,如何使用不同作物进行轮作,采用何种灌溉技术,他熟悉天气对耕种的影响,甚至知道在耕地的周遭适合种植哪些树木,等等。因此,由于他本身具有的能力,也由于他与土地管理结合得更紧密,乡绅的土地生产效率就很高。而且,由于他拥有经营管理的能力和关于土地的丰富知识,他在出租土地时也善于挑选合适的雇农,这样在土地出租的方面他也能够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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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新兴的土地市场把土地转移给了出色的经营者——有能力的乡绅。而且随着乡绅对土地更加熟悉,他产生经济价值的能力还可以继续提高,成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最有生产效率的土地所有者。因此,与领主不同,如果乡绅的土地被剥夺,那么土地的内在经济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因为乡绅拥有的经营技能将不再有用。所以,一个明智的政府就应该通过谈判从这些乡绅那里得到持续、稳定的税收,而不是去直接掠夺他们的财富。而且,如果政府对乡绅的财产给予更大的保护,他们还会更有动力去投资土地、增加价值,也就可以交纳更多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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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都铎王朝的君主们脑子里考虑的首先是那些大领主,而不是这些经济方面的算计。为了进一步削弱领主的权力,君主把越来越多的税收征管权和地方司法权委托给当地的乡绅25,这使得他们对于君主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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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情形是,英格兰的法律执行和地方行政都落到乡绅们的手里,随着他们对于这些业务日渐精熟,整个国家的日常事务都要完全依赖于乡绅,而不是国王。我们的整个国家机器——法院、教区、济贫、城市和乡村——如果没有国王依然可以良好运转,但没有乡绅却不行。换句话说,对于国王来说乡绅们必不可少,而对于他们来说国王就不见得有多么重要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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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说,当乡绅们的经济权力扩大时,他们在地方行政上的位置也更加重要。对于整个农业的生产效率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乡绅们在行政上的重要性提高了他们在财产权利方面的安全感,无疑这又促进了他们的生产效率,从而再巩固了他们的财产的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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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的兴起是一个渐进过程,根据统计,在亨利八世时期,大约有1000名地主(当然关于地主的划分有一个机械的标准,但这些人通常都是新兴的乡绅),到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达到1.6万名。毫无疑问,英国的农业生产率正是从乡绅出现的时期开始持续提高的。早期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发现,新兴的乡绅无疑要比从前的领主和雇农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27。但是在此后,学者们的研究掺杂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因素,有关谁促进了生产率提高的争论变得模糊起来。直到最近,一些研究利用大量的样本数据又逐渐澄清了事实28。这些数据表明,在16世纪和17世纪,乡绅的兴起的确显著促进了生产率的革命,他们控制的财富也随之增长29。到1600年时,社会上的传言是,乡绅拥有的财富是教会、贵族和富裕农民的财富加起来的三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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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没落同时伴随着乡绅阶层的兴起。我们认为,乡绅阶层比过去的大领主更能制约君主的权力,但是有人会问这个结论是如何得来的呢?因为和封建领主比起来,乡绅们从个体上来说更加弱小,从集体上来说更加分散,那么是什么因素把他们结合起来共同对抗国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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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和财产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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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今后还会提到,大量的分散的群体比少数而集中的群体更难以组织协调行动。尽管人数众多而分散,但很多乡绅还是能够聚集到一起,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财产来源,有捍卫财产权利的共同利益,而议会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团结起来协调行动的会议场所。这样,乡绅就可以克服通常会阻挠大群体在采取集体行动时所遇到的障碍。具体的进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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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解散修道院,亨利八世得罪了罗马教廷。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国内的反对势力开始质疑他的继承合法性,并构成威胁。亨利八世需要同盟军,如果把教会的土地分配给乡绅,就可以使他们“被私人利益的纽带联结起来,坚决反对任何回归罗马教廷的企图”31。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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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众多的人参与了破坏教会的财产……给我们的宪政体制带来了不小的好处。由于这些人获得土地,土地贵族群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的力量增强有助于抵制国王滥用权力。如果说财富就意味着权力,那么把如此大片的王国土地分配给民众……必然加强了他们在权力制衡中的分量。现在这些地位显赫的家庭所拥有的庄园,毫无例外地……都从修道院和其他教会机构那里分到了不小的份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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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建立反对罗马教会的同盟军的同时,都铎王朝也培养了以后站起来反对国王的势力。许多乡绅都特别提防那些有天主教倾向或者企图与其他天主教国家结盟的君主33,而后来的国王,包括查理一世(被处死)和詹姆斯二世(被驱逐)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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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度则保证了分散的乡绅可以团结起来保证他们新获得的经济权力。在英国历史上,国王在开征新的税收时需要征得议会的同意,议会是国王与他的主要纳税人之间进行谈判的机制,尤其是国王后来还需要借助乡绅的帮助来征管税收,所以议会并不容易被随便解散。但这并不代表议会从一开始就拥有足以和国王抗衡的实力。都铎王朝早期的君主们对于议会有完全的支配权34,例如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只需要给议会传个话,就可以终止一项议题的讨论。她的大臣在接见一名下议院的新议员时,警告他不要在下议院涉及任何有关“女王陛下个人和她的财产,或者教会管理”的话题35,而议员对他的警告也唯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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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乡绅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随着他们看到天主教出现了复辟的苗头,议会的对立情绪开始上升。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政府对食盐之类的必需品实行垄断生产和销售,议会中就出现了大量的抱怨,表现异常愤怒。而到了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时期,议会开始频繁否决国王的议案,并积极拥护其成员的言论和人身自由。詹姆斯一世徒劳地发出警告,“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和其他人一样有友爱和激情;所以我请求你们不要做得太过分,免得我不得不考虑动用自己的权力。”36但是议会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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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分析,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议会能够这样自信。假设国王和议会为了财产权利或者税收的问题不能达成协议,必须用非常手段一决高下,那么国民将为谁而战呢?一部分人可能是出于荣誉和习惯的考虑来决定自己的立场,但是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被雇佣参战的人,将会以钱袋的分量为判断依据,哪一方提供的报酬更优厚更有保证,他就会对哪一方效忠,正如俗话所说,“金钱就是力量”。国王可以宣布反对派是叛徒,宣布剥夺他们的土地,用这些战利品和他自己的财富来犒赏他的支持者,而议会也可以如法炮制。因此,不管是由自己出钱,还是从对手那里剥夺财富,谁能够给雇佣军更多的物质许诺,谁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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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联系到我们上文的论述,乡绅是优秀的土地经营者和财富创造者,而国王和大的封建领主与土地之间却没有这样的经济联系。如果国王和领主被乡绅们剥夺土地,那么对于社会整体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上的损失,假如结果相反,则社会的损失将十分巨大。所以,乡绅们显然有能力做出更多可信的许诺。另外,其他一些因素也有利于他们,例如土地税收的征管机构多数操纵在乡绅手中,他们能够更好地筹集资金;还有,他们与地方的民众有密切的关系,而国王和领主却脱离群众。无论如何,最基本的一点是,权力的均衡已经改变了。假如君主们还没有看清楚时局,那就有可能爆发内战、流血、革命,让他最终明白权力已经易手!当然,在革命时代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到时势改变了,例如在1658年,一位名叫亨利·内维尔(Henry Neville)的议员就在下议院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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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七世以前,下议院从来没有否决过议案。一切事务都取决于领主的态度,在那个时代这个房子里没有如此众多的乡绅。然而现在,乡绅们不需要依靠贵族的势力了,权力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乡绅,他们控制了全部土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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