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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少数人拥有的财产超过其他所有人，那么他们的财产导致贵族统治或者混合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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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存在一个人或者少数人拥有压倒数量的财产，那么人民的（或者许多人的）财产导致民主的或者普遍参与性的政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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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的观点相似的信念，即财产所有权的广泛分布将导致产生民主制度和市民社会，其实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传统。有的社会规定一个人拥有的某些财产的最高限额，而有的却规定最低限额：罗马共和国的《土地法》限制任何人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一个最高数量；而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为弗吉尼亚起草的宪法却要求每个成年人都得到至少50英亩的土地40。但是，财产即是权力的论点却有点循环论证的意味，说权力来源于财产，其实是暗示了政府要尊重财产分布的现状。否则，政府在发现反抗势力将组建武装的时候，简单地宣布他们的财产无效，不就解除他们拥有的权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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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要我们指出什么是财产权利出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那其实不仅是财产的更广泛分布，更重要的是在财产与所有者之间存在的经济（或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即使在非常混乱的环境下也能维持。可以说，哈林顿的论述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就是通过出售没收土地和随后的市场繁荣，使得土地财产落到那些更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手里。正是这个因素——财产所有权的经济效率——促进了财产权利的保全，因为有效率的所有者比其他人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保卫他的财产。当然，还有乡绅们具有通过议会来团结行动的能力，使他们得以把分散而巨大的经济权力最终转化为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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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土地市场的放开是否就足够导致权力的转移呢？剥夺大领主和修道院的土地是否是实现权力分散的必要条件呢？这些问题是以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假设为前提的，恐怕难以给出准确的回答，但我们相信，虽然这些剥夺行为本身是侵犯财产权利的，但结果反而限制了未来的君主专制权力。原因在于，剥夺的结果直接导致了财富的再分配，分散了经济权力。而且，原来的领主和修道院在自己的辖区拥有大量土地，是当地的垄断势力。即便更小规模的土地具有更高的经营效率，但如同所有垄断者一样，他们还是会维持现状，采取低效率、大规模的经营方式，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从当地的民众身上榨取利润。因此，如果不依靠强制剥夺这种类似于反垄断行动的措施，单靠土地市场恐怕还不能把土地转移给更有经营效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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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论述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城邦政府比民族国家的政府有更大的民众参与性。在城邦里，财富的主要来源不是土地而是贸易和制造业。这些活动产生的剩余显然与业主的技能、关系和积极性有密切联系，就像商业化的农场主与土地的关系一样。所以在城邦里，尊重财产权利，让公民更广泛地参与政府以增加他们的安全感，是有特殊的经济意义的（公民这个单词，citizens，来源于法语单词cité，原来的意思仅仅是指城邦的居民）。正如古人所云，“城邦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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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城邦随着工商业的壮大而发展。我们并不认为，在城邦发展的早期人们就高度重视对于财产权利的尊重，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大量的企业成长起来，商人们就产生了更多的要求，最终获得了对城邦政府的参与权和对财产权利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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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国家中则相反，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土地，只要财产所有权很集中，国家就不会很尊重财产权。即便工商业有所发展，但由于在总产出中只占据很少的份额，政府也不会尊重工商业的财产权利。因此，只有等到封建庄园解体，或者大规模土地改革，导致乡绅阶级出现以后，才产生了私有财产制度的有力推动者，并最终迫使政府承认财产所有权的地位，从而为后起的竞争性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一旦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以后，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对于财产权利的重要性就显得不那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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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英国历史也提供了见证。当工业产业开始发展时，国王曾试图通过授予工业垄断权的办法为自己捞取好处。如下案例就生动地反映了国王如何滥用其专制权力，揭示了垄断权如何构成了对财产权利的威胁和对正常经济活动的破坏。1614年，英国政府制定了一个策略，其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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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商旅公司（当时的一家贸易公司）向荷兰出口半成品的毛纺布的权利，而把出口成品布的垄断权授予一家新公司……据估计，成品布的出口将给该商家增加每年60万～70万英镑的利润，国王将从中获得30万英镑，作为新公司的特许权的费用。但是，荷兰人后来拒绝进口英国的成品布，使得该公司很快关门。而商旅公司则不得不通过向詹姆斯一世的官员行贿6万～7万英镑，以取回以前的出口权，在此期间，整个布匹贸易行业损失惨重……到1620年，英国商人出口的布匹只有1613年出口额的一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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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意识到这些垄断权对于财产权利（和自身权力）构成了威胁，于是在1624年通过了《垄断法案》（Statute of Monopolies），禁止国王对个人颁发除新发明以外的垄断特许权。在1640～1660年间，议会与国王发生对抗，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最终完全终结了向公司和个人颁发垄断特许权的行为42。所以，在保护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之外，乡绅们还通过议会约束了国王对于工业的专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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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终工业的发展也变成了保护财产权利的源泉。虽然说乡绅们在打破专制王权上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后来也利用议会来为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务。在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的中小规模农场主——所谓的自耕农革命——到18世纪和19世纪成为圈地运动和地主革命的牺牲品。自耕农革命是进步的、促进生产力的，而后一个运动却把财富重新分配给新兴的政治势力43。但是到那个时候，工业已经成长起来——新兴的工业阶级在英国议会上就食品关税问题与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权力转移到新的财产权利捍卫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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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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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集中在英国，这是一个典范的发展出宪政政府的国家，接下来再简要研究一下其他出现宪政政府的国家，看看它们在发展模式上是否与英国模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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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经常用法国和英国进行比较。而法国一直到19世纪才建立起宪政政府，这使很多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一个显见的原因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贵族和教会的势力过于强大，即便路易十四这样有权势的国王也只能通过权贵们彼此内斗来把握局势，在他死后，贵族们重新执掌大权44。由于法国的国王无力压服贵族，他们就试图寻求农民的支持，尽力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利免受大贵族的蚕食45。所以，法国的农民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但是规模过小，没有生产效率46。土地买卖也发展得比较缓慢，部分原因是国王不愿意为土地转让提供便利，以免农民把土地卖给贵族或者被贵族霸占，部分原因是法国不像英格兰那样有大量通过没收得到的土地，无法启动市场。这样，乡绅阶级就没有发展起来。最后，法国国王拥有一个中央集权形式的官僚体系，可以直接从农民那里征管税收，他通常也就没有必要召开任何形式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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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教会和贵族的财产被没收和出售，起到的作用类似于英国都铎王朝的剥夺行为。大革命削弱了贵族的土地和权力，增强了当时还比较弱小的法国乡绅和富裕农民的力量，取消了国内的贸易壁垒，创造了全国性的土地和产品市场，为代议制政府的建立制定了制度体系。结果，在19世纪法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大提升47。这些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后起而强劲的法国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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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的观点是有普遍意义的，那么它不但在历史上可以得到验证，而且在更近的时代也应该有同样的结果。简要地说，我们的论点显示，在农业国家里，如果土地所有权太集中，则财产权利的保护程度比较差——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具体包括，在法律上对财产的所有权和买卖给予了清晰的描述，政府和司法体制能够有效地尊重和执行财产权利等。大的土地所有者有能力通过私人武装来保护自己，或者对当地政府施加影响，他们并不希望自由市场的制度基础发展起来，形成对自己的挑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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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分析数据支持我们的推测。在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的确与低水平的私有财产保护相联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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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论给我们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广泛的（但不是过于广泛的）土地所有权分布会导致政治参与的增强和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为什么很多国家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呢？为什么一直到1861年，俄罗斯的绝大多数农奴还是束缚在土地上，得不到他们的领主和政府的保护？为什么需要经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征服、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才使得欧洲大陆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并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发展和对于财产权利的更大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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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可能在于这些国家土地的性质。有的国家的土地主要是精细型的耕作，而有的却采取种植园一类的大规模耕作方式。或许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哥斯达黎加比哥伦比亚的民主色彩更浓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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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性质，或者说生产采用的特殊方式或者技术，制约了财产所有权的分布，从而不利于财产权利的保护，这个论点不但适用于农业而且在工业里也能找到证据。有的工业被大企业所垄断，而垄断的成因仅仅是因为政府给予的特许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不会尊重财产权利。例如，采掘工业的企业，其价值主要是来源于采掘的特权而不是经营者的能耐。在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度——例如扎伊尔——政府可以很随意地从一家公司收回采矿权，再拍卖给另外一家，轻松地获得大笔金钱。当然，投标者最终也知道他们需要在今后继续进行贿赂才能保全所获得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没有什么约束会主动尊重公民的财产权利。对于很多国家而言，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简直就是一个魔咒，只有少数国家得以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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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多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财产的合理分布，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和权贵们出于自己的私利而阻挠土地改革，即便他们也知道改革会给国家整体带来好处。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个别的领主去把自己的土地分割开，并卖给耕种土地的农民。因为，如果其他领主不同样效仿，如果财产权利缺乏保护的大气候没有改变，那么这个革命的领主就会发现，由于没有了原来的领主，那些自耕农的权利将更加缺乏保护，而且，由于他没有了剩余的粮食和低租金的土地可以雇佣农民来为他战斗，他自己出售土地所得的资金也将面临危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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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君主也可能不希望土地所有权的分布过于广泛。即便所有权的广泛分布有利于财产权利变得更安全，有利于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君主们考虑得最多的毕竟是自己的权力。在多数情况下，君主们出于自己的私利会继续实行专制政策，而不管其在长远来说是否有害于国家——正如路易十五的名言，“法国足够我打发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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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内容介绍里所讲的那样，最开始的土地所有权分布所产生的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在分布的无效率显示出来以后还会发挥作用。例如，在拉丁美洲的废奴运动后，奴隶和雇工已经得到解放，从而降低了大庄园的利润。但是庄园主依然维持这种生产方式，他们继续依赖大量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工为自己的庄园劳动。这些庄园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普及人民的教育和经济社会权利方面不够热心，原因也许正是在这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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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来的土地所有权分布没有通过强制性的改革而得到改变，那么这些历史的包袱就造成国家之间甚至一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在后来的发展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例如，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巨大，北部地区比南部地区要发达很多，而南部的庄园规模更大，农民更加贫穷。有一些历史事件可能是导致南方的土地所有权分布过于集中的原因，例如11世纪发生的诺曼征服，14世纪由于瘟疫造成的巨大破坏等52。反过来，土地所有权分布的差异又部分地导致了南北方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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