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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土地分布模式所产生的后果在印度表现得也同样明显。在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把某些地区的大片土地给予当地的领主，而这些地区最近几年的情况恰恰是更低的农业投资，更低的农业生产率，更低的识字率和更高的婴儿死亡率53。现在印度的南部和西部比较繁荣，中部和东北部相对停滞，这种差距的扩大也许包含了上述历史因素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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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某些欧洲殖民地也比另外一些殖民地更加尊重财产权利。原因在于，如果当地的气候适宜而土地优良，那么欧洲的移民就会大量涌入，从而产生大量自耕农，为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法治政府奠定了基础。相反，另外一些殖民地不太适宜欧洲人居住，所以只有少数移民到来，他们大量使用当地的劳力工作，这些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往往就比较集中，工业也集中于采掘业54。这些国家将不得不等待一个新兴的工商业阶级出现，才能建立起安全的财产权利，不过这个阶级自己的发展也将受到落后的财产保护和金融市场的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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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有的政府过多考虑自己的权力而不顾及国民的福利，采取了不当的重新分配财产的政策，我们可以看看其后果。在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决定消灭苏联的自耕农阶级，把他们的土地集中到大型的集体农庄里，原因是他担心自耕农对于私有财产制度的支持。土地的集体化导致苏联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但是达到了政府的目的，就是从苏联的土地上完全消灭自耕农这个私有财产制度最强大的保守势力，接下来政府就可以毫无顾虑地推进其他共产主义改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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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前社会主义经济开始计划如何把国有资产分配给私人，以确保向资本主义的平稳过渡。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谁拥有财产并不重要，关键是财产要分配到私人的手里55。然而根据我们的理论则会得出不同结论，国家财产如果落到错误的人手里，尤其是如果集中地落到他们手里，会非常不利于制约政府权力和培育自由市场。俄罗斯就是这方面的明证。为了赢得1996年的总统选举，叶利钦同少数有权势的经理人达成了一笔秘密交易，把俄罗斯最好的企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他们。这笔令人瞠目结舌的交易与一系列类似事件，导致俄罗斯的工业和金融业被极少数人士所把持，而这些人最主要的能力在于政治上的关系而不是商业上的精明。所以难怪俄罗斯的这些“商人”被公众称为寡头，使人想起那些曾经阻碍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的封建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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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寡头会阻挠自由市场和金融服务的发展，他们在政治上也不会构成可以制衡政府的力量。因为这些人的王国不是建立在他们的商业能力基础上，所以很容易被别人夺走，正如他们当初取得财富的过程也比较轻松一样。普京领导的政府就在采取措施打击部分寡头，夺回经济权力。在今后，是这些寡头轮流坐庄、继续玩权力游戏，还是被彻底赶走，代之以真正有才能和竞争实力的商业阶层，人们将拭目以待，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未来也正取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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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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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的贪婪掠夺。我们提出，英国产生了一个新兴阶级，即乡绅阶级，他们拥有足够的农业生产规模，有能力承担风险，但是没有足够的个体实力在政治上保护自己，于是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宪政国家。乡绅们通过议会和行政机器这样的机构团结起来，获得了政治权力，从而达到了约束政府权力、保护财产权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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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财产权利得到保护对于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至关重要。与土地和工业资产不同，大多数金融资产是消极持有的：资产的所有者没有能够从资产中获得收益的专业技能。政府掠夺公民的钞票、金银或者拒付债务，只会遭受声誉上的损失，而不会带来掠夺乡绅的土地所造成的那种经济价值的损失，所以金融资产的持有人往往是政府首选的掠夺对象。现代政府在遇到财政困难时，不会去直接掠夺农民的土地或企业的机器，但是往往会利用各种手段减少对于政府对债权人的实际偿还。但是，如果政府的权力受到约束，必须保护其他形式的财产权利（例如乡绅的土地），那么对金融资产权利的保护也会相应提高，金融业就能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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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金融资产的保护让投资人感到安全，政府就可以通过借款来扶持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不再受短期内的税收水平的限制，对整个国家大有裨益。正如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理查德·爱伦贝格（Rechard Ehrenberg）所说，“如果不是在1693～1815年间发行了9亿英镑的国债，英国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大不列颠帝国，不可能把半个地球征服在脚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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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实现金融自由来说，建立起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只是取得了第一战的胜利。由于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政府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威胁降低了，可以大规模地举借债务。但是，这并不表示政府有兴趣发展金融市场，扩大国民的金融自由。即使在民主制度下，政府也可能被少数有组织的阶级所控制，而他们并不愿意积极开拓金融市场。这些是我们下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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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强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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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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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第7章 金融市场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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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金融体系，驯服专制政府只是长征的第一步。如果政府能够更加尊重公民的财产权利，公民就可以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下致力于财富的创造。在这个步骤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把财产所有权转移到最好的经营者手里，随着财产的分布变得更加广泛和更有效率，权力也就相应转移到民众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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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对于金融产业而言，最理想的政府不应该是一个消极的政府。例如，私人之间的合同有时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得到强制执行，但这只是最低要求，人们往往希望政府能够做得更多。有时候，受害方执行合同的成本太高，导致合同权利的保护失去意义。比如一个小股东，在市场上购买了很少量的股票，假如他的权益受到公司内部人的侵害，他要自己出面去维护权利的成本就太高了。如果没有监管机构或者其他机制来控制内部人的不法行为，小股东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外部的股权融资就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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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市场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它们需要基础设施才能运转起来。这些基础对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是有益的，而无论他是否为建立这些设施做过什么贡献。例如，信息披露的统一规则，就对所有的投资人和企业都有好处，但没有哪个企业或个人愿意承担制定和执行这些规则的成本。市场基础设施属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公共品：它能够使很多人受益，但不能向所有受益的人合理地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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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表明一定需要政府出面来提供公共品，有时私人机构也可以提供，尤其是当这些私人机构本身也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足以抵消其成本的时候。例如，芝加哥大学就雇用了一支私人保安力量在校园中巡逻，学校获得的好处是校园得到了更大的安全保障。同样，纽约证券交易所对于上市公司规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标准，它获得的好处是良好的监管声誉。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私人性的组织可以获得足够多的公共品利益，从而没有人愿意提供公共品服务。由于大家都不愿意付款，希望搭便车，单靠私人机构来供给公共品往往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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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这样的协调困难和搭便车的问题时，就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建立金融市场（和其他市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但是，政府可以做好事并不代表它就愿意做好事。即使在最民主的社会里，政府也未必能够完全代表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协调困难和搭便车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的原因，但是也正是这样的问题，使得我们难以保证政府的干预忠实于公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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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虽然公众的整体压力对于民主政府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对普通的个人来说，他自己仅仅是一个庞大的、杂乱的群体中的无名小卒，往往没有特别的动力去采取行动，伸张他所赞成的政策。相反，他通常希望其他人为此目标努力而自己可以搭便车。但是当大家都这样考虑时，大众的利益可能就无人伸张，而为那些小规模的利益集团服务的游说者就左右了政治议题。因此，金融发展的第一步是限制政府对于自己公民的专制权力，第二步就是限制小规模的利益集团操纵政府的权力。这些利益集团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阻碍金融的发展，正是本章的主题，而如何减轻他们的影响将在下一章予以论述。首先，我们要详细阐述为什么在建立市场基础设施的时候需要政府组织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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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权威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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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章里，我们已经讨论过，法院的无效率和拖延将严重阻碍借贷业务的发展。更普遍地说，大量的市场交易都需要一个中央权威的保证，才能高效率、低成本地得到执行。我们下面将分析一个案例，看看在柏林墙倒塌以后波兰和捷克两个国家股票市场的发展情况，来体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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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国家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但是采取的办法大不相同1。捷克共和国的总理瓦克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是个自由主义者，对于市场的自我组织能力很有信心。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捷克政府在建立充分的市场基础制度之前就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相反，波兰政府采取了更加渐进式的发展思路，首先引进了非常严格的信息披露标准，接着建立了类似于美国证监会的机构，以确保这些信息披露标准和其他保护少数股东的规范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在这以后才进行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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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事实证明波兰的道路是正确的。捷克的股票市场在一开始规模更大，但是当小投资者认识到自身利益缺乏保护之后，市场迅速萎缩。并且出现了很多投资人被内部人欺骗，大机构投资者与内部人勾结起来对付少数股东的事情。当然，最后小投资者变得更加成熟，也呼吁加强保护，但他们此时已经遭受了损失。根据估计，在捷克，公司内部人通过股权和其他形式平均占有了58%的公司价值，而美国的比例只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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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印象至关重要：一旦投资者认识到市场的不公平，再深入的改革也很难把他们拉回来。要让投资者关注到改革措施，使得他们确信原来的不公平环境已经得到改变是非常费力的工作。投资者的初始印象不佳，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捷克的公司失去了重要的融资来源，从1996年到1998年，没有一家公司通过公开股票发售来筹集资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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