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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显示，限制进入的管制措施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一旦实施了限制，就会出现一批依赖这些限制的群体，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性规则他们就不能在竞争中生存。这个群体会由于限制的继续而变得强大起来，而那些受到限制措施损害的人的利益则会被削弱，反对者的声音也就变小了。限制措施给既得利益者提供了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使得他们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其政治庇护者。相反，反对限制的人除了竞争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源可以给政治家，而竞争的结果将压低未来利润，使得政治活动能得到的资助减少。难怪反对竞争的力量如此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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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银行是限制开设分支机构的天然支持者，由于限制性措施制约了高效率的大银行的发展，才保护了它们在低效率的小规模下可以生存。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在内也支持这些限制，因为它们担心大银行会进入保险业，通过分支机构高效率地销售保险。而大银行则是反对限制措施的，这阻碍了它们的成长和分散风险。有理由相信，小银行和保险公司会勾结起来共同支持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占了上风，但是从70年代早期开始，许多州放松了限制，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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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于技术革新18。只有其他银行不能给顾客提供远程服务的时候，分支机构的限制才可以使银行在所在地附近获得垄断权利。但是技术革新缩小了沟通的距离，自动取款机系统使得银行无须通过分支机构即可为遥远的顾客提供现金，而信用评级机构则掌握了大量消费者的信用记录，让银行可以为遥远的顾客提供贷款。简单地说，技术革新使得银行可以开展远程业务，削弱了地区垄断权，也就丧失了继续保护的价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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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技术革新日益商业化，美国各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纷纷放松管制，但是各州之间存在差别。一个州放松管制的时间，反映了那里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势力的大小。小银行比较少，而依赖银行的小企业比较多（更需要一个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的州取消分支机构限制的时间也更早。另一方面，保险业比较强大的州通常更晚取消管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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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管制带来了预期的效果，小银行失去了市场，而在一些允许银行进入保险业的州里，保险公司也受到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借款人可以获得更低利率的贷款，而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也加快了（参见我们在第5章提供的数据）21。特殊利益集团的确阻挠了经济发展，而要打消它们进行阻挠活动的积极性，技术进步可能是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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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和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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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由于防止竞争变得没有意义，技术变革将迫使既得利益集团改革陈旧的金融管制。而另外一种情况是，当经济对外开放产品和资本市场时，金融的落后对于利益集团也将同样丧失意义。简单地叙述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操纵政治力量来压制国内竞争，但是对外开放以后，它们无法用国内的政治力量来约束外来竞争。这样会有一系列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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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利益集团的利润会减少，在开放经济中利益集团不能用国内政治来限制外国竞争者，竞争的加强自然会降低利润水平。其次，限制国内竞争所能产生的利益也有限（当面临外国冲击的时候，是否放开国内的竞争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样，限制竞争的动力和能够拉拢政客的能力都会萎缩。最后，在外国竞争压力下，即便国内的利益集团也需要发展国内的基础设施——例如，它们最终会发现国内的融资成本太高。所以，它们不但不会再阻挠金融发展，而且会变成积极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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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对外开放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决策。本章我们不讨论这个决策过程，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意愿采用市场主导的体制，那是以后各章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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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大略地论述了开放促进竞争，竞争又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但是，实际上某些形式的外来竞争可能使得既得利益集团更愿意压制金融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把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带来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和资本流动开放（带来金融业的竞争）带来的影响分头进行研究，而且也要考虑工业既得利益集团和金融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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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考察一个只实行贸易开放的国家。开放带来了外国市场，也给本国市场带来了外国竞争者，外国人的进入减少了国内的利润水平，使得既得利益企业从经营中获得利润减少，更依赖于外部融资。同时，国外市场的机会（或者在国内市场上对付有技术优势的外国竞争者的需要）也增加了它们进行投资和改善风险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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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竞争是促使西班牙在1986年加入欧共体以后实行金融业开放政策的原因之一22。此前，西班牙的国内金融系统由七大银行组成的卡特尔控制，它们占据了72%的存款，贷款利率远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23。加入欧共体以后，周围的竞争环境更加严峻，暴露了金融体系给工业界造成的负担，引起国内政策的重大变化。1988年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领导的社会党政府批准了资本市场改革方案，而起草这个方案的那个特别政府委员会在此前整整10年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金融市场的发展是由一个社会党政府推动的，而不是由其前任的右翼政府推动，这充分说明，在外国竞争的现实压力下，意识形态其实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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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事情可能是例外，仅仅因为工业企业集团需要外部融资并不表示国家就会采取措施来改善金融业的透明度和便利性。实际上，工业集团在出现更大的金融需要时，反而可能要求实施更严格的金融压制，以便控制有限的资金更多地为自身服务。对于金融业的利益集团来说，改革虽然让工业出现繁荣，可能带来更多的顾客，但可能不足以抵消金融业出现更多竞争（更大的透明度和更便利的融资渠道）所带来的损失，而对它们更有利的办法是，维持与工业集团的现有关系，不断给它们提供所需要的庞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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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工业集团的做法就可能不是要求政府改善国内金融体系，而是要求提供更多的贷款补助以应付外国竞争。而政府给这些企业直接发放贷款或者补贴是有害的，原因有二，第一，这种行为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经济需要；第二，由于投资人得不到补贴的好处，不能以同样的优惠利率提供资金，政府的廉价资金将产生资本市场的挤出效应。另外，资金需要银行系统的中转，它们也可以要求分享政府的一部分补贴。假如离开补贴，银行就无法同政府竞争，这样一来银行就会变成按照政府计划指导从事贷款发放的代理人，即便它们不是直接归政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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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法国在“二战”之后发生的事情。在战后，法国的工业主要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在两次大战中间，它们没有遇到什么国际竞争。同时，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法国的农业长期占据主要地位。在战后的30年里，国内外的竞争压力导致法国经济在两方面发生重要改变。第一，农业让位于工业，第二，工业实现重组，最终由大企业占据了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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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竞争迫使工业产业进行变革，但是法国政府却不允许金融市场获得自由发展来支持变革，而是通过接管金融业来控制变革，这里的原因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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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法国政府对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业采取了很多干预措施。虽然原有的法国企业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生产规模要小，但政府还是阻止开设有更高生产力和更高工资的新工厂，它直接提供工资补贴以防止失业，设置障碍阻止外国竞争，并且设置了支持这些小企业的专门基金24。在初期，政府干预的目的似乎是通过提供资金来保护落后的产业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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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地，经济自身的力量开始缓慢地发挥作用。纺织工业的就业人数开始减少，政府基金帮助工厂平稳关闭。政府的干预转向为支持合并，通过信贷指导计划来实施。这些干预措施有助于防止纺织业直接暴露在竞争下，避免迅速的失业，但是也延长了痛苦，使得法国纺织业的生产率长期落后于荷兰和德国。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的竞争者，这个产业尤其不能适应。结果又引起了新一轮政府干预，力度比过去还大，由政府来决定挽救哪些困难企业，而不是由债权人来决定25。干预创造了新的干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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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信贷安排的干预非常普遍，在法兰西银行的一本出版物里有报告显示，直到1979年，所有经济信贷中仍然有43%附带某种特权或津贴，而企业借款中有25%带有直接补贴26。信贷资源的安排主要由法国政府的财政部掌握，这是个由大约100人组成的官僚群体，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一个法国商人从财政部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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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活在一种深远的信念中，法国是世界的中心，巴黎是法国的中心，而财政部则是巴黎的中心……财政部的影响和特权遍及法国的各个角落，在三家最大的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巴黎国民银行和兴业银行中，里昂信贷作为国家的代表，掌握着在西方国家中数一数二的法国公共部门预算，以及庞大的政府补贴。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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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政府可以通过干预减轻外来竞争的影响，这进一步降低了金融的透明度和便利性。这样，仅仅有贸易的开放（工业部门的开放）可能不足以转变国内的利益集团对待金融发展的态度。这表示，在西班牙的经验里还有其他因素，使得它与早期的法国不同，外来的竞争给西班牙带来了金融的发展，而给法国造成了政府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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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只有当国际的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都不受阻碍时，工业和金融业的既得利益集团才能有共同的发展金融的动力。由于开放带来的竞争，工业集团的利润会减少，需要重组产业和扩大融资。但是此时就出现了很重要的区别，那就是，由于有自由的国际资本流动，政府不能随便扩大对于利益集团的信贷，因为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信贷决策的风险和信息要求都会提高，政府指导的信贷政策出现重大失误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要求政府必须维持财政平衡，使得政府给企业提供大量补贴贷款的能力明显下降，政府对金融业的直接干预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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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法国最终发生的事情。在20世纪50～60年代，法国政府通过货币供应扩张来支持信贷，以降低大量发放补贴信贷的政治成本。这是说，公民不是直接为政府的大量开支交纳税收，而是通过承受通货膨胀，使自己拥有的货币贬值，以此来负担政府的大量赤字。在此期间，法国不得不三次实行货币贬值（还不算1954年实施的关税政策，其效果也是变相贬值）28。但是这些贬值毕竟次数很少，相距的时间也比较长，最终被公众承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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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麻烦终于来了。1981年，弗朗斯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上台，他起初的计划是增加补贴、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然而环境却完全不同了。由于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书以后还会介绍这个话题），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在密特朗掌权后，资本开始逃离法国，部分是因为富人害怕社会党的国有化政策，部分是因为敏感的人预见到社会党政府的预算赤字会给汇率带来更大压力。之后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81年10月法郎贬值，1982年6月再度贬值，到1983年3月，法国政府在保卫法郎汇率的时候又面临储备枯竭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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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资本流动的外来压力最终迫使社会党政府的态度出现了大转弯。他们认识到，要么完全封闭对外的贸易和资本流动，要么平衡预算，停止对于经济的干预，政府最后选择了后者。在把整个银行业实行国有化以后短短几年，法国社会党成了自由市场金融体系的支持者，以至于在1986年，他们在巴黎举行了一个期货市场的开业典礼——这是发达市场经济的最高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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