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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法兰西银行就是金融产业发展的绊脚石，它害怕竞争的威胁，反对建立股份制银行3。当时，法国社会的许多重大的改良主张都受到激进的哲学家圣西蒙（Henri de Saint-Simon）的影响，圣西蒙认为，世袭贵族和土地领主们都是寄生虫，而工业家和银行家则代表着未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自由信贷将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他的追随者们进一步提出把工业和银行业的发展结合起来的主张。但是复辟政府则害怕这些主张会破坏其统治基础——因为世袭贵族和土地领主正是他们的政治基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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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了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统治的政治革命。1830年革命削弱了贵族，改良了政府，但法兰西银行依然坚决反对改革，尤其是建立新的金融机构。1848年革命进一步打击了权贵，最终导致了政变，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上台。新政府非常清楚，现有的金融体系，尤其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和法兰西银行与刚刚推翻的奥尔良王朝有密切联系，所以迅速采取措施来限制他们的权力，并扶植对抗势力。措施之一便是强迫法兰西银行为新兴产业，例如铁路公司（他们与旧王朝没有瓜葛）提供更多信贷。同时也授权组建抵押贷款银行（mortgage banks）这些新的金融机构。很快，法国出现了全国性的抵押贷款市场，可以为各种规模的借款人提供价位合理的服务。不过新政府最大胆的行动还是在1852年组建了法国动产信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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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人是埃米利·贝列拉和伊萨克·贝列拉兄弟（Emile and Issac Pereire），他们是圣西蒙的经济思想的崇拜者，希望建立强大的金融集团，通过股票和债券筹集资金，向众多产业投资以分散风险。通过控制这些产业的信贷，它可以调控生产，确保各个经济环节协调发展，消除生产过剩和失业现象。这样，大集团自身的财务也能保持安全和流动，因为它的投资很分散，并且由最具盛名的银行界和工业界的领袖们来负责经营（当然也包括他们兄弟）5。这样，动产信用公司既像是信托基金，又像是银行，或者卡特尔。现代银行理论认为，它的一些功能是相互冲突的。但是对当时的第二帝国政府而言，它是用来对付法兰西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最合适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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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动产信用公司的提议遭到了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反对，他给政府写信，抨击这个计划是投机的、不负责任的、有垄断性质的骗局6。然而公众却强烈支持这项事业，在正式发行之前，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就已经在市场上流通，价格达到面值的4倍7。既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又迎合了公众的需要，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建已经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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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信用公司很快给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带来了巨大影响。在开业的第一年，它买入了丰赛信贷银行（Crédit Foncier）的大量股份，这是个新建立的国有抵押贷款银行，两家银行有共同的董事，便于协调行动；它通过直接贷款和股票承购为一些铁路公司提供融资，并对其中部分公司进行了合并；它重组了卢瓦尔（Loire）地区的煤炭工业；它参与组建了德国的达姆斯塔特银行（Darmstadter），该银行正是模仿动产信用公司的形式而建立的；此外它还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一批企业提供了融资，认购了一笔政府贷款8。经济史学家龙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专门研究了动产信用公司对于法国经济的重要性，到1856年，动产信用公司开业第4年的时候，它先后安排了16家金融和工业企业的融资业务，涉及的总资产达到10亿法郎，超过巴黎股票交易所市值的1/59。动产信用公司对于大型企业的建立和融资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很快西欧的所有国家都在考虑模仿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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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当代的法国著名银行就诞生在这个萌芽时期，那是个政府积极鼓励创立新兴企业的时期。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成立于1863年，也就是新的有限责任法律通过的当年，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建立于1864年。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也建立了很多新的股份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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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句话说，这样一个经济和政治的萌芽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新来者将成为明天的既得利益者，如果金融业与工业的领袖是从这些时期的激烈竞争中胜出的，他们在后来通常也不会太热衷于要求限制进入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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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被他人视为金融机构发展的典范——而且还是促进其他企业诞生的催化剂——动产信用公司自己的问题却越来越多。这与它的融资方式和对手的影响有关。动产信用公司在成立之初有充分的资本金，还可以发行短期债券，从其发起的公司（附属企业）那里获得存款。这些再加上回收的贷款以及在市场繁荣的时候出售附属企业股票的收入，使它拥有足够的资金继续为新企业提供投资，但是在1857～1858年的经济萧条中，许多资金来源枯竭了，那些附属企业不但不再是资金来源，反而需要大量贷款以渡过难关，而公开市场也不景气，动产信用公司成了它们唯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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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贝列拉兄弟并没有继续执行良好的经营策略和分散化投资，而染上了许多成功的金融机构易得的狂妄症——以为他们可以点石成金。早在1854年，他们就发起了一家巴黎的城市建设公司——巴黎地产公司（Société Immobilière），该公司后来卷入了贝列拉兄弟的另外一个项目——修建苏伊士运河的计划。考虑到运河的开通将使马赛成为世界级的大港，巴黎地产公司购买了马赛郊外的大片土地，利用动产信用公司的资金从事开发。投入土地开发的资金流动性非常差，但是该公司的原则却是“建好项目，资金自然会来”。到1865年，动产信用公司总共为各种企业提供了5500万法郎的贷款，其中有5200万法郎投入了巴黎地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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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信用公司的大问题出现了。由于政府阻止它利用长期资本市场，它很难继续为庞大的土地开发项目提供投资。而当时的法兰西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看到路易·波拿巴政府比较稳固，已经逐渐转向支持政府的立场，它们对动产信用公司施加了不利的影响10。到1855年9月，贝列拉兄弟宣布要发行长期债券，政府则要求推迟发行，以减轻资本市场的压力，结果导致了无限期的推迟11。贝列拉兄弟不断攻击法兰西银行在其中发挥的消极作用，但于事无补。1863年，贝列拉兄弟提出为动产信用公司的资本金增资1倍的建议，也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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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巴黎地产公司的贷款增加，贝列拉最终获得批准扩大股本，代价是修改部分公司章程，限制经营者的行动。但是太晚了，新增的资本被巴黎地产公司的无底洞吞噬，股东再也坐不住了，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价格大跌。此时，动产信用公司已经站到了破产的悬崖边上，其他金融机构却都不愿意伸手，贝列拉兄弟只好去找法兰西银行寻求贷款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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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龙多·卡梅伦所描写的那样，“（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最开始的反应是愤怒甚至羞辱，贝列拉兄弟这些人在长达15年，不，是37年的时间里一直用语言和行动来攻击他们，试图剥夺他们的特权和地位，现在却要请他们去挽救自己。”12当然，最终法兰西银行认识到动产信用公司这样大型的金融机构如果完全崩溃，必将连累整个经济，因此决定进行干预，最少要保证正常的清算。作为条件，它要求贝列拉兄弟辞职，然后有些得意地安排了一位法兰西银行的前总裁成为动产信用公司的主席，主持了银行的重建。动产信用公司从此一蹶不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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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信用公司的失败中包含了金融机构经营中多方面的教训：资产多样化的问题，坏账产生后不要再盲目追加投入，资产与债务的匹配，保持流动性，保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筹措到必要的资金……所有的这些原则都被忽略了。甚至在给顾客提供融资方面动产信用公司也没有做得特别出色：其贷款客户并没有因为动产信用公司的失败而受到严重损害，说明动产信用公司并不是他们很专一的资金来源；或者这些客户早已预见到后来的结果，在动产信用公司失败前已经找到了其他融资渠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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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动产信用公司的故事显示了重大的政治变革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通过设计新的金融和工业发展策略，一个新兴的金融机构可以动摇原有的经济和金融基础，远远超过直接的政治干预的力度。这个故事也显示，如果这家新兴机构的经营战略是正确的，那么既得利益集团最后也会追随它的模式，甚至可能比它做得更加出色。所以，即便新兴的企业自己并没有坚持下去，它依然永久地改变了金融服务的面貌。例如，为了保住在奥地利的地位，罗斯柴尔德银行被迫建立了一家类似于动产信用公司的机构——萨尔特信贷银行（Credtansalt），该机构在大萧条以前一直是奥地利金融体系的核心14。在美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像德克塞尔·贝恩哈姆·兰伯特（Drexel Burnham Lambert）这样的恶意收购者，他们掀起的并购浪潮最终促使大型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抛弃传统的顾虑，对那些“蓝血”家族——传统工业集团——采取更积极的督促态度。他们被迫与德克塞尔集团竞争，为恶意收购辛捷（Singer）和纳贝斯克这样的老牌企业提供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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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比中我们还能发现很多相似之处，德克塞尔也和动产信用公司一样，得罪了太多的人，以至于在遇到麻烦以后找不到可以帮忙的朋友。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决定不必组织专门的援救行动，与德克塞尔的行动树敌众多不无关系。真是万变不离其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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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会和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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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政治变革时期出现的新的金融和工业企业后来会变成新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他们没有消亡的话。但是他们不会总是过河拆桥：如果投资机会多于他们自己融资的能力，工业集团也还是可以从金融发展中受益。由于新市场的开拓，生产规模的要求突然扩大，增加了他们的融资需要和发展金融的需要，高效率的企业在新市场中能找到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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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50～60年代，交通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迅速扩大了潜在的市场规模。为了使自己国家的企业能进入外国市场，政府开始执行自由贸易政策，实施金本位制度。用黄金来固定各国的汇率使得厂商能更准确计算进出口货物的价值，增添了发展贸易的信心。金本位制度也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使得像英国这样资本丰富的国家可以把多余的资本用于投资，像瑞典这样资本不足的国家可以利用外国资本迅速实现工业化，这样，市场的扩张也带来了对金融服务的供求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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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融资的需求发生变化，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金融发展的态度也会相应改变。例如在欧洲大陆，“一战”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尤其对于重工业来说特别明显。在战前，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非常依赖外部融资，这些国家的工业集团也都坚决支持金融发展政策，但是到战后，通货膨胀和战争利润养肥了这些企业。例如，意大利的重型机械制造商安萨尔多（Ansaldo）在战前非常依赖银行贷款，但是在战后它拥有了大量资金，甚至两次试图收购给它提供贷款的那家银行16。简单地说，主要厂商（不是大众）对于融资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对待金融发展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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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和外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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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利益集团再排斥新的进入者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技术使得竞争跨越了政治上的边界。而一旦政治上的进入障碍已经形同虚设，既得利益集团也就可能放弃其他的进入壁垒，包括对金融活动的阻碍。美国当年禁止银行开设分支机构的法律就是一个例子，作为进入的管制壁垒，最终由于技术革新带来的外部竞争而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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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禁止各州发行自己的货币，禁止对各州之间的贸易征税。结果，从很早开始，各州的政府就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其中之一就是银行。各州都限制进入银行产业：在一个州开设银行业务需要给州政府交纳很大一笔特许费用，另外，州政府在很多银行拥有股份，也对它们征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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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银行利润对于人民而言就成了一种变相的税收，私人银行获得超额利润，并把相当一部分通过税收或者分红的形式转移给政府。州政府可以通过使银行利润最大化来使自己的税收最大化，比如在全州只给一家银行发放开业特许，但是如果那样做这家银行的权力就太大了。而如果给太多的银行发放特许，使得它们相互竞争，最终得益的将是大众消费者，对政府来说同样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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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各个州政府就采取了折中的方案。开业特许授予多家银行，但是不允许在州内开设更多的分支机构。有的州还有单体银行法（unit banking laws），限制每家银行只能开设一个分行。限制的结果，是让各家银行获得了在其附近区域的垄断权，从而确保了银行的利润，同时也确保不让某一家银行做大。这样，限制本州银行开设分支机构就成为规范，由于不能从外州的银行获得特许收入，他们也禁止外州银行在本州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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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限制将严重制约银行的效率。优秀的银行得不到扩张，银行的风险不能更大范围分散，分支机构数量太少，这些都使得银行的成本上升、风险增加。然而限制性的规定却继续保留着，起初是因为州政府需要增加财政收入，后来是因为在这种规定下产生了很多小银行，它们需要这些限制性规定的保护才能存活，而且它们也愿意给州里的立法者提供政治资金的支持以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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