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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上面不断出现抱怨和争吵，军队的要求时常不能得到迅速满足和有效执行，将军们变得很不耐烦。为了解决频繁发生的短缺现象，他们决定与大工会和大企业合作，从战争需要出发，重新组织国内的经济结构。结果使得各方都从中获得了好处：军队得到了更多的给养，工业家得到更多的利润，工会领导加强了对工人的控制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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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国家，价格由国家控制，资源被分配到战争最需要的用途上。工业、银行业和工会都相继建立了卡特尔组织，减少了中央政府需要谈判的对象，对集中化大有帮助。通过官僚系统而不是价格来决定资源分配，这样的机制至少在当时可以运转起来。原因并不奇怪，那时的目标很清晰，就是保证军需，加上群众的爱国热情，价格机制被压制一段时间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最后，操纵如此复杂的经济体系当然使得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也力不能及，在战时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然而，经济的集中控制相对来说还是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成功，这足以说明政府的干预并不总是不好的，而且到了经济萧条时期，很多人还认为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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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第二个后果是，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政治权力觉醒了。战场的壕沟变成了课堂，让工人阶级了解更多的激进思想。在战争的大屠杀中，许多人开始怀疑政治领袖们的动机和能力。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则在劳工中间找到了追随者，劳工们觉醒了，他们组织起来，不再无条件地承受宏观经济调整的代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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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各国的经济需要转向民用生产和市场价格体制，并消除在战时的集中控制下形成的扭曲。而工人们不愿意承担全部的转型成本，罢工的浪潮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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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抗力量增强了，但传统秩序的力量还是足够强大，各国都不惜代价回到了金本位制度。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恢复实行了金本位，但是宏观经济指标被绷得太紧了，有的经济史学家认为，这为日后的萧条埋下了种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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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率先崩溃，经济衰退接踵而至，成了压垮世界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陷入衰退，各国的出口剧减，贸易平衡问题困扰着欧洲、日本和拉丁美洲。由于国际借贷大量缩水，一个实行金本位制度的国家就只能寄希望于内部的调整，必须降低国内的工资和物价来增强出口获得盈余。但是由于大工会不再愿意大幅度减薪，政治家们只能寻求一个次优的办法来恢复贸易平衡，那就是限制进口，提供出口补贴。美国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法》（Smoot-Hawley bill），走在这个运动的前列。当然，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做，世界贸易就毁了，事实也正是如此。世界经济陷入下滑的循环，衰退变成了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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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由于价格下降，债务人需要售出更多的产品才能偿还债务，坏账增加了。金融机构损失大增，金融危机的威胁迫使中央银行进行干预。同样，在金本位制度下，中央银行不能自由提供贷款来拯救银行系统，否则将破坏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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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政治形势已经不允许让市场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调节，平息经济的混乱局面。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言：“长期内我们都死了。”要求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措施以减轻痛苦的呼声越来越高，被萧条吓倒的选民们推翻了消极等待市场复苏的政府，新当选的政治家们则期待着一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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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政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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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的岁月中，政治家们普遍抨击20世纪20年代的无节制竞争，认为过度的竞争带来了工业的过度投资，银行的过度贷款和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政治家们以不同的论调来表达反对市场的情感。例如，德国纳粹党一个吸引选民的宣称就是，它将控制市场，并使之为国家利益服务6。希特勒认为仅仅依靠政治意志就可以解决经济问题，他写到，“人民大众的命运并不应该依赖于经济活动、商业领导以及那些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相反，金融、经济、商业领导和任何经济理论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人民的意志”7。希特勒与历史上的很多统治者一样，找到犹太人作为困扰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替罪羊，但是德国人对于他的赞同与他用政治手段来控制市场的主张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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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于市场竞争的问题同样重视，在其就职演说中，他也批评市场、金融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陈旧传统”是导致经济萧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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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困难不是来自物质的贫乏……富裕就在我们的家门口，但是我们却不能有效地使用。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管理者过于固执和无能，他们失败了，连他们自己也承认了失败，放弃了作为。那些不道德的货币投机商的行为将受到公众舆论的指控，被人们的心灵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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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投机商已经从高高在上的位子上跌下来，从我们的文明殿堂中逃跑了。现在，我们可以依照古老的道德准则来重建这个殿堂。而重建的标准，就取决于我们是尊重社会的价值还是金钱的利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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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也感到了进行干预的责任，在1934年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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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的某种具体行为是否尊重工商业的利益，大家或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在目前这种时候，私人企业不能没有援助，不能没有合理的保护，否则，面临毁坏的不但是它们自己而且是我们的整个文明进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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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斯福认为他进行干预的目的只是为了重建自由市场，因为他是在反对垄断。（插一句，民主政府往往宣称干预的目的是反对垄断和减少风险，然而这两个目的其实是互相矛盾的。）1936年在费城，他在接受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提名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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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整个国家里，垄断势力都限制着成功的机会……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我们大多数人曾经争取到的政治平等将失去意义……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劳动，乃至我们的生命都完全操纵在一小撮人的手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生命已经不再平等，自由已经不再真实，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又在哪里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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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为少数人的利益造成了多数人的痛苦，罗斯福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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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抗这样的经济暴政，美国的公民们只有依靠有组织的政府权力……一个心怀仁慈精神的政府，即使偶尔要犯错误，也胜过一个无所作为、麻木不仁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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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即便希特勒和罗斯福在很多方面可谓水火不容，但是他们都认识到面对现实必须有所作为。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有差别，所采取的手段也大不相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理念，那就是政府必须代替失败的市场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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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对于处理经济萧条问题采用的办法在细节上千差万别，但是通常包含三个主题。第一便是放弃金本位制度。1933年7月，罗斯福在给世界经济大会的信件中宣称，“对于一个国家的福利而言，内部经济体系的健康要比其货币的汇价更为重要”11。在罗斯福看来，继续坚持金本位制度弊大于利。随着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放弃支持，金本位制度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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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对于政府干预的外在束缚，他们可以放手医治市场的明显伤疤。所以第二个主题就是限制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竞争。在过去，因为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自由贸易来开拓海外市场，所以外国企业也可以进入国内。但是现在出口市场已经风光不再，也就没有理由让外国人进来。加上外国人在国内政治中没有发言权，所以他们最容易成为打击目标。通过高昂的关税和严格的移民政策，产品和劳动力的进口受到了限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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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竞争也遇到了麻烦。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建立了国家复兴委员会（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委员会的领导认为，企业在萧条时期被迫裁员，完全是“野蛮的、残酷的竞争理论的产物，是狗咬狗的结果”13。罗斯福在《国家工业复兴法》里写到，企业需要通过合作来提高工资和就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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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要进行这样的合作，最大的障碍之一来自我们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用来约束恶意的价格垄断行为，当然应该继续保留下去，以确保从前的不公平竞争不会再回来。但是在政府的认可和指导下，私人企业可以就保证公平竞争达成协议和规范，以服务于公众的利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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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政府保护了工业卡特尔。政府约束竞争的愿望对于新兴企业非常有害，但是受到大型企业集团的欢迎，他们不再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也会很高兴和其他利益集团达成协定，共同把新兴企业排除在国内市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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