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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困难不是来自物质的贫乏……富裕就在我们的家门口，但是我们却不能有效地使用。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管理者过于固执和无能，他们失败了，连他们自己也承认了失败，放弃了作为。那些不道德的货币投机商的行为将受到公众舆论的指控，被人们的心灵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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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投机商已经从高高在上的位子上跌下来，从我们的文明殿堂中逃跑了。现在，我们可以依照古老的道德准则来重建这个殿堂。而重建的标准，就取决于我们是尊重社会的价值还是金钱的利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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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也感到了进行干预的责任，在1934年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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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的某种具体行为是否尊重工商业的利益，大家或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在目前这种时候，私人企业不能没有援助，不能没有合理的保护，否则，面临毁坏的不但是它们自己而且是我们的整个文明进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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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斯福认为他进行干预的目的只是为了重建自由市场，因为他是在反对垄断。（插一句，民主政府往往宣称干预的目的是反对垄断和减少风险，然而这两个目的其实是互相矛盾的。）1936年在费城，他在接受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提名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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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整个国家里，垄断势力都限制着成功的机会……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我们大多数人曾经争取到的政治平等将失去意义……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劳动，乃至我们的生命都完全操纵在一小撮人的手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生命已经不再平等，自由已经不再真实，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又在哪里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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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为少数人的利益造成了多数人的痛苦，罗斯福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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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抗这样的经济暴政，美国的公民们只有依靠有组织的政府权力……一个心怀仁慈精神的政府，即使偶尔要犯错误，也胜过一个无所作为、麻木不仁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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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即便希特勒和罗斯福在很多方面可谓水火不容，但是他们都认识到面对现实必须有所作为。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有差别，所采取的手段也大不相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理念，那就是政府必须代替失败的市场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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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对于处理经济萧条问题采用的办法在细节上千差万别，但是通常包含三个主题。第一便是放弃金本位制度。1933年7月，罗斯福在给世界经济大会的信件中宣称，“对于一个国家的福利而言，内部经济体系的健康要比其货币的汇价更为重要”11。在罗斯福看来，继续坚持金本位制度弊大于利。随着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放弃支持，金本位制度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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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对于政府干预的外在束缚，他们可以放手医治市场的明显伤疤。所以第二个主题就是限制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竞争。在过去，因为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自由贸易来开拓海外市场，所以外国企业也可以进入国内。但是现在出口市场已经风光不再，也就没有理由让外国人进来。加上外国人在国内政治中没有发言权，所以他们最容易成为打击目标。通过高昂的关税和严格的移民政策，产品和劳动力的进口受到了限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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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竞争也遇到了麻烦。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建立了国家复兴委员会（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委员会的领导认为，企业在萧条时期被迫裁员，完全是“野蛮的、残酷的竞争理论的产物，是狗咬狗的结果”13。罗斯福在《国家工业复兴法》里写到，企业需要通过合作来提高工资和就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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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要进行这样的合作，最大的障碍之一来自我们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用来约束恶意的价格垄断行为，当然应该继续保留下去，以确保从前的不公平竞争不会再回来。但是在政府的认可和指导下，私人企业可以就保证公平竞争达成协议和规范，以服务于公众的利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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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政府保护了工业卡特尔。政府约束竞争的愿望对于新兴企业非常有害，但是受到大型企业集团的欢迎，他们不再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也会很高兴和其他利益集团达成协定，共同把新兴企业排除在国内市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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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的一个例子是关于美国汽车货物运输行业的联邦规定。1935年制定了《汽车运输法》（Motor Carrier Act），其目的是“维护有序、可靠的运输系统，减少重复服务，降低企业经营的不稳定性，最终保护公众的利益”。该法规定汽车运输业不受反垄断法限制，还要求所有跨州的汽车运输企业向州际贸易委员会（ICC）报告费率标准，州际贸易委员会有权确定最低标准，制止价格战。还有，州际贸易委员会有权审批营业许可证，可以限制进入。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政策之一是，如果某条道路已经有一家运输商提供了足够的服务，就不再授予新的许可，换句话说，希望新加入的企业有责任证明现有的企业做得很糟糕，而不是说自己可以比原来的企业做得更好。不用说，新企业的进入被严格限制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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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不但限制了行业内的竞争，而且限制了汽车与铁路之间的竞争（铁路也有类似的法规）。既得利益集团得到的利润规模可以反映在运营许可证的价格上，许可证是成为既得利益者的通行证，其价格大约为运营年收入的15%～20%16。其他的利益集团也得到了好处17，比如，有工会组织的汽车运输业雇员比没有工会组织的雇员在收入上要高出50%，但是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汽车运输业放松管制之后，差距降到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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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价格不再由竞争性的市场来决定，那么必须有其他因素来取代市场、配置资源。于是，人们想到了在“一战”期间所采用的对经济实行中央集中控制的办法，这似乎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尤其当市场不能自我恢复的时候。例如，美国国家复兴委员会就试图通过价格控制、稳定工资和分配生产配额的办法来解决生产过剩，其模式是1917～1918年的战争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19。不过，在193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国家复兴委员会自身是违反宪法的。但是在其他国家，对于工业的中央控制都加强了，尤其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所以，第三个主题就是对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控制，由政府取代市场，居高临下地分配资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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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争论政府的干预是否必要。经济学家们对于大萧条的真实原因还有分歧——是市场失败的证明，还是相反，是政府失败的证明。显然，在大萧条的谷底，经济混乱，股市崩盘，出口缩水，大量企业破产，银行系统崩溃，失业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公众显然不相信自由市场体系还能运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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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为贫困人群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联合创造了难得的条件，其中的细节我们在下一章还会阐述。即便在社会舆论普遍对市场机制表示支持的情况下，利益集团还可以获得例外的保护，那么当社会舆论的风向发生转变之后，他们的影响就显著加强。借助公众对于市场的反感，既得利益集团重新建立起已经被开放的竞争市场削弱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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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构为不断增加的贫困人群提供救济的需要，成了利益集团保护自身利益的烟幕弹，这反映在当时的一项重要改革上面：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由于金融市场的管制可以有效地限制竞争，政治注意力很自然就转移到金融市场和机构上面。当时的金融行业十分混乱，恢复系统稳定就成了绝好的政治干预的借口。当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会反对导致它们赢利下降的管制措施。如果外国资本可以自由流入，那国内市场的管制就更可能让企业转向外国金融机构和外国市场。但是国际流动被阻止了，这种担心也就不复存在，还有，政府管制可以导致金融机构联合起来形成卡特尔组织，有利于增加它们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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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的具体形式，获得利益最多的利益集团，各国并不相同，但结果是相似的：金融市场的竞争性减少了，只有少数特权阶层能够获得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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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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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分析从股票市场受到的影响开始，因为这个市场对于政治风向特别敏感，其反映是融资便利程度的代表。在表2中，我们列出了在一些年份里，部分国家的股票发行融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股票融资的比例都下降了，不但不能和1929年繁荣时期的顶峰相比（在经济繁荣时期股票发行量通常很大），而且比1913年时的正常水平还要低。显然，有些下降要归因于大萧条和“二战”，但是下降趋势在战后并没有逆转，反而在1980年达到最低点。很有趣的是，即便在瑞典这样的避开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情况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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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和规模的指标所反映的情况也差不多。金融市场的规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衰退，直到1980年。要明白这样的倒退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现在来具体考察三个国家：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它们的政府在利益集团影响下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干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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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股票发行重要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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