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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ajan and Zingale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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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公共资金与私人控制的联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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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是一个典型，在一个被大萧条严重打击的经济里，利益集团如何利用公众的资金来保护自己的位置和利益，其后果持续了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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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到来之前，意大利的经济已经由于1926年墨索里尼采取的里拉币值调整政策被大大削弱了，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在一年之内，中央银行向银行体系提供的信贷减少了36%21，为了弥补国内现金的不足，银行从国外借款。然而，到1930年国外信贷变得紧缺，国内的存款也开始减少。这引发了银行系统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因为很多银行资产放在长期信贷和股权投资上面。主要的银行纷纷向法西斯政府要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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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此前援救一些小银行的模式，政府建立了一家控股公司，由中央银行提供资金。这个公司把银行手中的其他企业的股份买过来，不是按照市场价而是更高的历史价格。这样，政府不但为银行系统注入了资金，而且还承担了部分损失22。同时，政府还成为许多公司的最大股东，而许多这样的公司当时已经在破产边缘，不但需要银行的救助而且还直接吸收了政府资金。政府这次控制的两家全国最大的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Credito Italiano）和商务银行（Banca Commerciale）此前为了支持自己的股价也曾徒劳地买入了相当数量的自身股票。所以，通过这次行动，政府取得了对整个经济的支配权力，控制了占意大利所有公司股本42%的工业企业，而且还包括最重要的两家信贷机构23。整个救援行动的代价是惊人的，达到GDP的10%——以今天美国的标准来计算就是1万亿美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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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和奥地利的类似救援行动不同，意大利政府并没有把它收购的很多公司重新出售给私人。在少数出售的企业中，最大规模的私有化是一家天然气公司，意大利燃气公司（Italgas），政府把该公司的控股权以不到市场价值的1/4出售给了都灵的一个工业家集团25。但是总体说来，工业家要求政府重新实行私有化的压力并不大26。意大利经济史学家贾尼尼·托尼奥罗（Gia-nni Toniolo）指出，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收购的很多企业都属于资本密集型，严重依赖军事需要，收入呈现周期波动，不是很有经济吸引力。只要政府继续运转这些企业，私人部门就可以得到必要的原材料，例如钢材，而不需要承受这些领域的损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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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虽然救援的钱是来自大众的税收，但这些企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化。这些控制权被转让的银行和企业继续在米兰的股票交易所上市，只不过由政府作为主要股东，政府也不直接介入企业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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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政府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公司，工业复兴公司（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IRI），来掌控这些股权。从法西斯统治时代到战后的20年里，政府对于工业复兴公司的控制都很松。工业复兴公司的第一任首脑甚至不是一名法西斯党员28。还有，虽然工业复兴公司的首脑是由政府任命的，但他对于下面的企业并没有直接的控制，这些企业都是独立王国，只接受中央来的关于财政方面的一般性指示29。比如有这样一个例子，工业复兴公司的下属企业商务银行的研究部门里居然聘用了很多反法西斯运动的领袖，这些人在战后的意大利政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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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在花费纳税人的巨额资金收购了众多私人企业的股权之后，政府既没有以一个合理价格卖出，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私人部门仍然免费地享受着控制权。不但那些在职的经理们继续工作下去，连很多作为前所有者代表的董事会成员也没有动。企业的国家所有和控制权只是一个表象，背后是非常复杂的私人和政府利益的缠绕关系。例如，菲亚特公司的老板吉奥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从1946年开始就成为工业复兴公司下属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的董事，一直任职到1994年私有化为止31，在1962～1991年，又在工业复兴公司的投资银行——梅地奥银行（Mediobanca）中担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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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的关系，这些花费了纳税人的资金来挽救银行业得到的企业股份，最后都用来保护和促进私人集团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最好是看看工业复兴公司的投资银行梅地奥银行，这个银行从战后开始直到最近，对于意大利几乎所有的企业融资决策都有影响。梅地奥银行由政府出资建立，目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在银行成立的时候，其创建人和后来长期担任主席的恩里克·库西亚（Enrico Cuccia）对一批大工业家宣布：“我们将一起重建意大利，而且还要一起重建资本主义，国家将提供资金，而你们则提供企业家的才能。”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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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地奥银行大约68%的股份由工业复兴公司下属的三家银行持有，3.75%由一伙工业家拥有，其余在米兰交易所上市。尽管工业复兴公司拥有绝对控股权，但梅地奥银行实际上是由拥有3.75%股份的那些工业家和工业复兴公司共同控制，他们拥有同等的表决权33。这个内部协议的理由是“保护梅地奥银行不受股东的股东（即工业复兴公司）的控制”，以及“使得梅地奥银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会受到通过工业复兴公司施加的政治干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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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梅地奥银行远远超出了为工业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授权，它在所有大型家族企业里拥有足够的股份，对于重大决策有投票权，以保护它们不受收购的威胁。实际上，奎多·加利（Guido Carli），1963～1978年期间的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就称库西亚为“保卫意大利资本主义家族的哨兵”35。政府的资金被用来提供保护，而普通股东却对糟糕的家族式的公司治理无能为力，这些库西亚并不关心。难怪，与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积极推动私有化不同，意大利的工业家们对于现状很满意，而工业复兴公司这个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临时性机构却把持了大量意大利企业，一直持续到90年代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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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发展并行的还有融资方面的变化。意大利银行（Bank of Italy）的总裁领导了一个“储蓄保护和信贷提供委员会”，批准所有的股票和债券发行。委员会还被授权决定银行存贷利率，银行服务的收费标准，和银行资产分配37，简单地说，所有金融决策都由中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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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所有融资发行都是出于加强稳定而不是加强竞争的考虑。公开交易的公司数目（关于新公司获得融资的便利性的良好指标）在1986年以前一直低于1929年的顶峰38，公司在上市时的平均年龄在1968～1981年间为53年，在1982～1992年间为35年39。新兴企业显然不容易获得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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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威胁的新竞争者的加入被限制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被“管理”了，金融市场就既不会带来创造也不会带来破坏。许多这样舒适的保护性协议在大萧条结束后继续存在，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时，外来压力出现了，国家所有和私人控制相勾结的系统终于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首先，作为欧共体创始国之一的意大利，在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方面一直存在困难，其债务和政府赤字都太大，为了降低这两个指标，政府被迫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来换取资金。其次，欧共体的规则禁止政府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使得这些笨拙的大企业集团很难再花费纳税人的钱。这一次，我们又要感谢外来的压力帮助克服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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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金融市场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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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大利相似，日本的大财阀银行抓住了大萧条带来的机会，建立了它们从19世纪末期就希望建立的银行业的垄断联合。主要区别在于，日本的利益集团的要求正好迎合了军国主义政府的需要，它们希望把金融系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可以更好地配置资源，为战争计划服务。当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其影响持续到军国主义倒台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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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以前，日本在发展金融市场方面取得了迅速进步，到1918年以前，银行业的进入没有限制，只要满足最低的资本金要求即可。当“一战”爆发的时候，银行超过1000家，到1920年，超过2000家。在“一战”前，最大的5家财阀银行只占有20.5%的存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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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竞争促进了日本的发展，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感到满意。早在1892年，东京银行家协会（Tokyo Bankers’ Association）的主席就要求财政部“给银行设置最低资本限制，以设置进入的障碍和限制产业的竞争”41。但是，直到1927年以前，对于小银行的利益十分敏感的下议院（国会）一直反对通过这样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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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日本爆发了银行业危机，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操纵。危机的爆发使得大银行有机会战胜国会中的反对力量。1927年的《银行法》（Bank Act of 1927）充分反映了大银行的要求，该法要求储蓄机构在5年以内至少要达到100万日元的资本金，而到1932年期限截止的时候，银行数量减少到538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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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系统走向集中的同时，政府的控制也加强了，尤其是政府需要调动资金来支持从1937年开始的侵华战争。通过压制比较难以控制的小银行和直接金融市场，政府可以阻止对于战争无关紧要的企业获得资金。这种动机与大银行阻止其他融资途径的要求很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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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银行与政府的联盟把过去的竞争性银行体系变成了集中的“主”银行体系。在大藏省（现财务省）鼓励下，银行进入了合并时期，到1945年时只剩下65家银行43，最大的5家财阀银行在存款总额中的份额从“一战”以前的20.5%上升到4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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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私人—政府的勾结部分导致了活跃的直接金融市场的毁灭。在1929年，日本大企业的负债中26%是债券，17%是银行借款45。由于债券偿还问题的增加，部分银行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联合在一起，在1931年以经济衰退为借口一致要求对债券发行实行抵押保证，这立刻导致它们的企业顾客很难再发行公共债务，而更依赖于银行融资。随着大藏省的认可，这个协定在1933年通过债券委员会的形式固定下来。把决定企业在公开债券市场上融资的权利交给银行来决定，等于是让守在鸡窝旁边的狐狸来决定小鸡是否可以获得自由46。明显的后果是，一个繁荣的债券市场被扼杀了，1936年，债券融资的比例降到14%，而银行借款上升到24%；1943年，47%是银行债务，债券只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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