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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非法”的钢铁进口。而布朗所谓的积极落实“美国贸易法”，实际上是指美国应该援引《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201条款，或者说例外条款，该条款允许一个国家暂时停止对自由贸易的承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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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直接给失业的员工提供政府补助，但是这个办法更难以通过政治决策的审查流程。直接给失业员工提供补助所需要的成本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明显的，他们会提出疑问：“为什么要给他们补助而不给我？”或者说，形式的变化会让公众不再保持“理性无知”的状态。而且，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要增加，政治家们就必须平衡这些工人和其他有权势的集团之间的利益。最后，提供补贴需要员工们自己接受现实，他们要靠社会的救济生存，尽管这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但他们的内心会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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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贸易限制的第二个原因是功能的问题：尽管贸易限制并不是保护员工利益的最佳办法，但却是工业集团最期盼的办法。如果工人们得到直接的补助，那些钢铁企业就什么也得不到，相反，还更容易倒闭。3万名开赴华盛顿的工人其实是工业集团为保护自己利益而设置的人体盾牌，牺牲的是自由市场体制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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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保护工人和保护企业混淆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保住目前的工作岗位，这些大型的老钢铁企业都有所谓的历史负担问题——就是说，这些企业需要给60万名退休员工提供退休金和医疗费用。让企业来负担这些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其实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原因，因为在支付工资时，企业完全可以每月支付必要的费用给私人的或者公共的信托基金，由这些基金负责在将来给员工支付退休金（用现代的说法叫作缴费确定型年金）。但是，如果职工要依赖原来的企业给自己发放退休金，那么他们又会形成一股支持企业继续生存的政治力量，所以这些企业钢铁都不愿意把退休金的责任交给信托基金。工业集团就是这样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人体盾牌体系来保卫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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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在资本家和其他竞争受害者之间结成联盟看上去似乎难以想象，其实总是可能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尤其容易。衰退削弱了支持对外开放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削弱了支持竞争效率的最大力量。同时，衰退增强了贫困人群的力量。这样，经济衰退，尤其是同时在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经济衰退，威胁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稳定。这就是在大萧条时期发生的事情，当时形成了反市场的逆流，其影响一直持续了5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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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经济衰退时期对管制的支持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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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益集团不同，其他受到竞争损害的人通常更加分散，他们没有统一的议程，对于政治的影响力也就有限。但是在经济危机时，以下的几个因素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的人数增加了，时间也更充足；同样，他们更容易达成共识，认识到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处在无助的境地，认识到这个制度的腐败性；此外，在经济危机中各种真真假假的丑闻经常被揭发出来，更加证明了现有经济制度的腐败，而人们也更容易相信是这些腐败给自己带来了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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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经济衰退中那些破坏性行为，例如公司和银行的倒闭，人们的倾家荡产，远远多于创造性的方面。尽管这些“清理”对于经济复苏是必要的，但是却往往成为导火索，激怒那些已经沸腾起来谴责不公正制度的贫困人群，使他们迅速组织起来共同行动。而既得利益集团此时也看到了机会，也出面帮助他们，把人们的愤怒转移到竞争上面。这样一个被激怒的人群一旦团结起来，其影响就可能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初始愿望：他们成了对自由市场体制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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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城市骚乱的例子来做个类比。发生骚乱的原因很复杂，但通常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骚乱的爆发需要很多不满于现状的人，二是需要一个导火事件。仅仅有很多对现状不满的人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将遇到如何进行组织协调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用石块砸商店玻璃，而别人没有追随他，那他会被当成普通的罪犯被投入监狱。但是假如很多人都这样做，警察就难以对付，当局会宣布这些人是在参加政治运动而不属于犯罪团伙，也不会把他们全都关起来。1992年，洛杉矶法院宣判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无罪释放[1]，就成了一次骚乱的导火索，不光是因为感到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而且这是一个公共事件：让人们相信大家会一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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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受害者们所参加的政治行动与城市骚乱有某些类似之处。如果每个人都害怕别人不会响应，他就会退缩，不想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经济危机发生后，人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和他一样，自由得一无所有，团结起来则可以得到整个世界，而且危机中往往会出现许多点燃行动的导火事件。例如在1931年，芝加哥南部的一些地区失业率高达85%12，很多无家可归者住到寄宿站，组织到失业委员会的旗帜下。当政府宣布要把失业救济金削减一半时，他们就上街了，救济金立刻被恢复到正常水平13。在大萧条早期的几年中，美国建立了许多这样的抗议性组织，包括形形色色的农民、工人和退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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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危机时期，不断曝光的公司丑闻也动摇了整个制度的基础。为了加深读者的理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所发明的一个把戏，他的把戏现在很多发生丑闻的公司都在玩。庞兹是生活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在20世纪20年代他声名鹊起，原因是他给予投资人的回报高得吓人——例如，短短45天的投资收益率就高达50%。在名义上，他说是把资金投到一些复杂的项目里，包括邮票买卖，细节十分玄妙14；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什么投资项目，只不过是在借新债还老债而已。只要上当受骗的人增加得足够快，他的把戏就很能演下去。最后，政府当局感到有些怀疑，遂命令他停止接受资金——他的魔术就立刻现出了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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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很多发达国家爆发的公司丑闻，并不是直接出现了资金盗窃或者挪用的问题，而是属于庞式把戏——例如，在做账时通过加速确认未来收益把今天的收入做得更高，利用复杂的交易往来来隐藏成本和损失，把债务转移到附属企业等。如果公司可以迅速摆脱困境，管理层就容易隐藏和化解原来的假账。相反，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公司的业绩下降，那么需要作假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难以掩盖，由此导致公司丑闻在衰退时期更多地被曝光。安然公司最后发生崩溃，部分原因就在于其亏损规模之大，已经难以用任何可能的财务处理手段来掩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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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完全合法的投资也会演出庞式闹剧。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到潜力无穷的互联网领域，他们不断投入资金，刺激价格的狂涨，给早期的投资人带来丰厚回报。由于新投入的资金兑现了以前的投资收益，似乎真的印证了这个领域会给投资人带来无限的财富。但是当投入的资金减少，价格下跌时，一切都成为泡沫。从事后看来，泡沫很容易辨别，但是当人们身处其中时，就不免当局者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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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们要从公司灾难中寻找“丑闻”很容易。因为商业决策的失误总是存在的，如果再发现某些涉及利益冲突的证据，那人们就完全可能把本身没有问题的商业决策指责为商业腐败，甚至犯罪。我们不是说经理人没有瑕疵（请看下一段），但是局外人往往把商业决策当成精确的科学，实际上却根本不是。本来是由于不确定性或者能力不足而出现的经营问题，经常被归罪于恶意所为。所以，在衰退时期容易出现政治迫害行为，这将更加玷污自由市场体制的合法性，给反市场行为提供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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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某些业绩下降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也有违规和不道德的行为，让人们更加相信市场是被非法操纵的，是掠夺普通人的工具。看到自己位置不稳的时候，投机者往往会加大赌注，希望撞上运气，此时最容易违背公司章程和法律规范。正是由于这样做，巴林银行的交易员尼克·里森（Nick Leeson）搞垮了整个银行。而安然公司的管理层也是为了继续保持公司在早年取得的高收入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在早期完全可能是合法的），从而在市场竞争加剧和真实利润下降之后采取了会计操纵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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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情况越来越变得不妙，有的经理人开始不择手段，甚至违背法律，希望能避开灾难。但是这些行为通常是疯狂的赌注，失败往往不可避免，当局紧接着会展开调查，揭发违法行动的内幕。这些人的行为会令其他诚实的商人的形象也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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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那些人民选出的议员们，往往过分夸大了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以前的失察，也许是为了铺垫个人今后的仕途。他们还常常暗示所发现的违规行为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实际上并没有那样严重。我们已经介绍过，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期间的金融立法中，佩科拉委员会举行的听证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听证会并没有发现什么直接证据，可以支持后来的立法，但是他们的确揭发了查尔斯·米歇尔，纽约花旗公司的主席，参与的违规行为和可能涉及的税务欺诈。虽说这些发现与委员会的主要议题并无太大关系，但却创造了公共气氛，让人们感觉金融业充满了违规和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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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首先是经济衰退帮助人们揭发出更多的庞式不法投机行为。其次，人们往往把商业上的失败看成是不正当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归因于机遇不好或者能力不够，例如费尔南德·德勒赛普（Ferdinand de Lesseps）由于成功地主持建造了苏伊士运河被捧为英雄，而他在修建巴拿马运河失败后却被当成骗子拖进法院，尽管他为后者所完成的基础工作可能花费了更大的努力15。还有，面临商业上的失败，原本正直的经理人也可能采取不道德的行动。最后，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佩科拉委员会那样，一些政治家可能抓住几个并没有普遍代表性的例子大做文章，指责整个行业。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竞争的受害者们更加不能接受自由市场制度的合理性，而他们本来就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对这个制度抱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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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贫困人群自发地组织起来，职业的政治家和政党就试图利用他们为自己助选。我们已经介绍过，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曾利用反市场的言论来取悦贫困人群。而一旦政治家们掌握了政治权力，开始着手立法的时候，利益集团就出来施加影响。这样，正如少数人可以煽动群众骚乱，最后达到群众根本没有想到的结果那样——很有意思的是，在印度，骚乱经常被贴上“社会运动”的标签，专门用来破坏竞争对手的产业，特别是少数族群的产业——贫困人群的政治组织也能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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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陷入经济衰退，国外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更少，对外开放缺乏吸引力的时候，利益集团的反市场行动尤其猖獗。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贫困人群和利益集团推动的立法也不再受到国际竞争方面的约束。政治家的本能是宁可承担市场约束的隐性成本，而不接受显见和直接的成本。于是，市场成了被拣出来的“软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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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对本节做结论之前，需要做一些说明。我们指出，衰退带来利益的联合，但并不代表以某一种利益为主——比如，工商业的利益集团会完全控制局面。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试图通过立法来建立工业卡特尔来消除价格竞争的时候，也同样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16。实际上，政治角逐中普遍存在讨价还价的交易，但是当时的各个利益集团有共同的议题，从企业业主，到工会领导，再到政治家，都主张压制市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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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是说利益的需要必然决定经济思想，而且并不否认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有可能变得更加人道和更有社会意识，一些真正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政治家也推动了某些法律的制定。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在某些集团的利益占据优势的土地上，那些为主导利益服务的思想有更好的机会生根发芽。在20世纪30年代，反市场的利益集团是当时的主流，我们接下来就描述在这种主流环境下所催生的“二战”以后的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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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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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和“二战”完全改变了关于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政治态度。古典经济学鼓吹政府的干预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但是政治家们在大萧条中得到的经验却是，执行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政府面对困境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结果被赶下了台；相反，那些敢于打破传统，干预价格和就业的政府却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得连任。实际上，很多国家的政府不仅仅是参与修建道路和桥梁，而是依靠最传统的公共项目——扩军备战最终实现了充分就业。到“二战”结束时，古典经济学在政治上已经失宠，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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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指望政府能保护他们的生活不再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于是发达国家普遍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养老、失业和健康保险。这样也创造出更多的政府就业机会，有利于保持经济稳定。政府在补贴和转移支付上的开支，加上广泛的社会保障和再分配，在1937年时约占GDP的4.5%，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增加到8.5%，而且那时的GDP本身增长速度就很快17。在1910年，西欧国家中只有20%的劳工拥有养老保险，22%拥有健康保险，而到1935年，这些数字达到56%和47%，到1975年，分别达到93%和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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