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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同时也增加了贫困人群，产生了政治上的压力，这些压力被利益集团用来作为获取私利的冠冕堂皇的掩饰。我们通过三个国家的实践说明了危机如何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苏醒提供了借口。在意大利，以稳定银行系统为借口，私人企业借助公众的财富挽救了自己。在日本，大银行和军事政府勾结起来控制了金融业，虽然军事政府在战后灭亡，但银行自己的帝国却一直延续的今天（尽管已经大大削弱了）。在美国，存在更多的政治利益派别，结果是使金融系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竞争，然而，金融行业里各个部门之间的竞争削弱了，融资便利性依然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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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所有这些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得到的特权都比当初支持它们的政府要长命得多，许多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引入的竞争限制措施，都经过了半个世纪才被最后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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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经济转向繁荣，支持市场体制的呼声壮大以后，利益集团依然能够长时期保持这些竞争限制措施呢？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们得到了经济衰退的受害者的支持，包括那些失业的工人、破产的投资者、退休人员和贫困农民。为什么这些人在经济萧条时期会起来反对市场？他们今后是否还会这样做？这些情况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教训？请看下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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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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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第10章 市场机制为什么被压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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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我们叙述了大萧条前后发生的事件和市场倒退造成的后果，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出现倒退以前，社会表露出对市场机制的普遍反对情绪；第二，公众对于市场态度的转变，给利益集团反对市场和竞争提供了很好的借口。虽然倒退的直接原因或许是由于公众对市场体制的不满，但政府干预的方式和后果其实是利益集团操纵的结果，在那几年的时间里强加给市场的束缚用了半个世纪才完全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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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情还会发生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清楚，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大量的公众要起来反对市场。部分的原因恐怕是大萧条的严重和漫长，尤其是相比之下，“一战”时期的管制经济显得非常稳定，而苏联当时又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股市的崩溃，银行的破产，失业的迅速增加（在美国占全体劳动力的25%），打击非常沉重。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繁荣和衰退交替的周期性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一战”以前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但是大萧条的严重性还是动摇了人们对于市场体制能够自我修复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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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之所以起来反对市场，还在于人们厌恶一个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的、缺乏管理的风险。我们已经讲过，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效率，但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个人需要面对的风险。工人们既有在企业蒸蒸日上时的欢欣，也有在面临失业时的痛苦。他们通过多年经验积累下来的技能，可能由于某个陌生人发明了一套更好的生产系统而立刻过期作废。还有，激烈的竞争破坏了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其实是传统的保护伞，所以，竞争不但带来了风险的增加，而且削弱了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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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可以为某些风险提供保险服务，但显然不足以抵抗市场波动中最严重的破坏。整个行业被淘汰的风险，长时期失业的风险，大规模衰退的风险——这些风险是私营的保险行业难以承保的。被竞争伤害的不幸者由于没有机会和救助，生活显得格外艰难和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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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现行体制不满的人——失业者，损失了储蓄存款的退休人员，倾家荡产的小业主——其数量在经济危机中大大增加，政治影响力也剧增。实际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的增长还会超过人数的增加，因为在危机中，贫困人群可以更加团结，克服一个松散团体在平时常见的无组织、不协调的问题。一些有文化和组织才能的人也加入贫困人群，他们非常清楚还有很多人和他们的处境一样，正期待着他们的领导。还有，在衰退时期被曝光的经济丑闻也特别多，使得现存制度显得更加不合理。反过来，通常阻挠集体行动的障碍——例如担心自己的行动没有人追随，彼此之间缺乏沟通，共同行动的目标不明确，存在其他选择的机会等等——在当时都会减少。这样的结果就是使贫困人群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反对市场弊端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们的愤怒，加上利益集团的私利，就形成了强大的反市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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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后还会面临这种对抗势力吗？如今，人们对于市场的不信任与大萧条时期的情况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一家辉煌的能源公司破产了［当时是印述(Insull)，如今是安然］，人们指责金融机构追捧牵涉自己利益的股票（当时是大通，如今是美林），指控某些声名显赫的经理人涉嫌逃税\[当时是纽约花旗公司的查尔斯·米歇尔，如今是泰科公司（Tyco）的丹尼斯·科斯罗斯基\]。当然，当年的情形要严重得多，而今天的经济体系已经比20世纪30年代更加完善，不过并非没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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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社会保障的缓冲机制来减轻市场的打击，当时约束市场的政治压力尤其强大。幸运的是，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那时认识到，必须建立一定的社会保障来减少人们面临的经济波动的风险，减少衰退时期的贫困人口。很不幸，他们是在两个灾难性的事件——大萧条和“二战”之间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使得当时建立的保障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对自由市场机制的约束。随着市场更加自由化，当时建立的保障体系是否还适用和充足就值得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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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需要检讨，为什么政治家们如此急于给市场机制加上束缚，而不顾及由此带来的长期的消极影响。2002年3月5日，小布什总统决定把美国进口钢铁制品的关税从8%提高到30%，就提供了一个很及时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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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制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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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全世界的钢铁消费总量大约是7.3亿吨，而钢铁行业的生产能力还有2.7亿吨的富余1，除非出现突然的需求增长，全球的钢铁生产能力应该被削减1/3。而且，钢铁行业的生产效率还在不断提升。在1980年，美国国内的企业生产1吨钢需要10个人工小时，今天不到4个2。对于一个需求增长缓慢的行业来说，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就必然意味着大量的裁员。从1980年到2000年，美国钢铁行业的生产量大约提高了20%，而平均每年员工人数的减少超过了1万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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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整个行业都一团漆黑，有的部分在萎缩，而有的却在增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说，“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拥有两个钢铁行业，一个是依靠传统的技术……另一个是正在急速增长的微型工厂”4。这些微型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是传统企业的7倍5，很自然的结果是，它们的生产能力在过去20年里大量增加，在1981年占全美的15%，今天已经上升到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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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一些企业被迫关门，对于一个自由市场而言，首先关门的将是那些最没有效率的企业。在美国，就是那些古老的集中型的家族企业，例如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和贝斯勒翰姆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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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闭是“创造性破坏”过程的一环，对于一个经济体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给更有效率的企业铺平了道路，避免糟糕的企业拖累整个行业。但是这对于某些人是痛苦的，对于一个50岁的钢铁工人而言，他成了祭献给生产效率上帝的牺牲品，实在难以接受。很自然，他要站起来抨击竞争体制，而不是责怪自己的技术或者运气，他要竭尽全力去改变这个体制的不公正基础。这样，3万名钢铁行业的员工就开赴华盛顿，要求政府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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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生产行业有16万名员工，而钢铁消费行业的员工有900万人。尽管在人数对比上处于绝对不利的位置，但是美国钢铁生产行业的员工和企业却成功地得到了政治支持，迫使政府对钢铁进口提高关税。根据我们以前的分析，小而团结的群体取得这样的胜利并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因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需要他们这个群体来承担，而调整的利益却是由很多人分享，所以竞争的受害者的声音总是显得比受益者的要洪亮。老的钢铁企业集中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西弗吉尼亚州，这些地区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争夺非常激烈，那里的钢铁工会在选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于下一次选举也是同样。有人认为，正是因为比尔·克林顿没有能够对钢铁行业给予帮助，才导致2000年小布什在民主党的传统优势选区西弗吉尼亚取得了胜利7。很明显，在小布什总统宣布对钢铁制品提高关税的时候，政治需要压过了他以往奉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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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钢铁工人得到的政府帮助的形式。美国政府不是给面临失业的工人提供补助，而是利用提高关税来保全他们不失业。根据研究，这样做的代价是导致钢铁消费行业减少7.4万个就业机会8。关税还会让美国的消费者每年多付出50亿美元的资金。其实，这并不是最近的政策产生的临时效应，美国的钢铁行业一直就从贸易限制和政府补贴中得到好处，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限制就使得消费者每年多负担了68亿美元的代价，而同期的政府补贴高达300亿美元9。而且，关税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美国，为了防止被美国阻挡的大量钢材涌入自己的市场，波及自己的钢铁企业，欧盟已经开始提高关税。这样，除了美国的消费者以外，在一些更贫穷的国家，例如波兰和保加利亚，那里的钢铁行业的员工和家属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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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政治家们不考虑直接给“创造性破坏”的受害者提供补贴呢？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干预经济过程，保护落后企业，导致这些企业今后还会继续要求提供更多保护？毕竟，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给钢铁行业的富余员工提供再培训和抚恤金，不是要比实施贸易限制的代价小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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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与形式有关（如何操作），另一个与功能有关（为谁服务）。首先来考虑形式的问题，限制竞争的成本大多是隐性的，其负担者是外国的企业、本国的消费者和潜在的企业家，他们在政治上都不活跃（有的根本不在场），所以没有太大的危害。钢铁消费行业的确会表示抗议，他们会宣称这些关税要让每个公民付出多少成本，要使他们的行业损失多少就业机会。但是他们的言论要牵涉自身的利益，这种立场的倾向会影响他们的论证的权威性，而且他们提出的理论比较复杂，公众很少有时间、兴趣和能力去评判。对政府来说，限制贸易不会涉及政府财政，不会再增加已经不堪重负的财政赤字。而对于保留了工作的钢铁行业员工来说，限制竞争的措施当然是公平的，也不像领取政府补助那样容易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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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的最佳反应是混淆救济的性质而选择关税作为关怀的措施，这完全符合政治家的利益。例如，俄亥俄州的众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就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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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总统的果断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非法”的进口产品泛滥成灾，在过去4年里，已经有29%的国内钢铁企业宣布破产或者歇业……为了美国的钢铁行业能够生存和发展，联邦政府必须采取积极行动，落实美国贸易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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