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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们要从公司灾难中寻找“丑闻”很容易。因为商业决策的失误总是存在的，如果再发现某些涉及利益冲突的证据，那人们就完全可能把本身没有问题的商业决策指责为商业腐败，甚至犯罪。我们不是说经理人没有瑕疵（请看下一段），但是局外人往往把商业决策当成精确的科学，实际上却根本不是。本来是由于不确定性或者能力不足而出现的经营问题，经常被归罪于恶意所为。所以，在衰退时期容易出现政治迫害行为，这将更加玷污自由市场体制的合法性，给反市场行为提供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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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某些业绩下降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也有违规和不道德的行为，让人们更加相信市场是被非法操纵的，是掠夺普通人的工具。看到自己位置不稳的时候，投机者往往会加大赌注，希望撞上运气，此时最容易违背公司章程和法律规范。正是由于这样做，巴林银行的交易员尼克·里森（Nick Leeson）搞垮了整个银行。而安然公司的管理层也是为了继续保持公司在早年取得的高收入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在早期完全可能是合法的），从而在市场竞争加剧和真实利润下降之后采取了会计操纵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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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情况越来越变得不妙，有的经理人开始不择手段，甚至违背法律，希望能避开灾难。但是这些行为通常是疯狂的赌注，失败往往不可避免，当局紧接着会展开调查，揭发违法行动的内幕。这些人的行为会令其他诚实的商人的形象也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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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那些人民选出的议员们，往往过分夸大了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以前的失察，也许是为了铺垫个人今后的仕途。他们还常常暗示所发现的违规行为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实际上并没有那样严重。我们已经介绍过，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期间的金融立法中，佩科拉委员会举行的听证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听证会并没有发现什么直接证据，可以支持后来的立法，但是他们的确揭发了查尔斯·米歇尔，纽约花旗公司的主席，参与的违规行为和可能涉及的税务欺诈。虽说这些发现与委员会的主要议题并无太大关系，但却创造了公共气氛，让人们感觉金融业充满了违规和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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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首先是经济衰退帮助人们揭发出更多的庞式不法投机行为。其次，人们往往把商业上的失败看成是不正当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归因于机遇不好或者能力不够，例如费尔南德·德勒赛普（Ferdinand de Lesseps）由于成功地主持建造了苏伊士运河被捧为英雄，而他在修建巴拿马运河失败后却被当成骗子拖进法院，尽管他为后者所完成的基础工作可能花费了更大的努力15。还有，面临商业上的失败，原本正直的经理人也可能采取不道德的行动。最后，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佩科拉委员会那样，一些政治家可能抓住几个并没有普遍代表性的例子大做文章，指责整个行业。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竞争的受害者们更加不能接受自由市场制度的合理性，而他们本来就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对这个制度抱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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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贫困人群自发地组织起来，职业的政治家和政党就试图利用他们为自己助选。我们已经介绍过，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曾利用反市场的言论来取悦贫困人群。而一旦政治家们掌握了政治权力，开始着手立法的时候，利益集团就出来施加影响。这样，正如少数人可以煽动群众骚乱，最后达到群众根本没有想到的结果那样——很有意思的是，在印度，骚乱经常被贴上“社会运动”的标签，专门用来破坏竞争对手的产业，特别是少数族群的产业——贫困人群的政治组织也能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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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陷入经济衰退，国外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更少，对外开放缺乏吸引力的时候，利益集团的反市场行动尤其猖獗。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贫困人群和利益集团推动的立法也不再受到国际竞争方面的约束。政治家的本能是宁可承担市场约束的隐性成本，而不接受显见和直接的成本。于是，市场成了被拣出来的“软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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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对本节做结论之前，需要做一些说明。我们指出，衰退带来利益的联合，但并不代表以某一种利益为主——比如，工商业的利益集团会完全控制局面。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试图通过立法来建立工业卡特尔来消除价格竞争的时候，也同样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16。实际上，政治角逐中普遍存在讨价还价的交易，但是当时的各个利益集团有共同的议题，从企业业主，到工会领导，再到政治家，都主张压制市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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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是说利益的需要必然决定经济思想，而且并不否认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有可能变得更加人道和更有社会意识，一些真正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政治家也推动了某些法律的制定。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在某些集团的利益占据优势的土地上，那些为主导利益服务的思想有更好的机会生根发芽。在20世纪30年代，反市场的利益集团是当时的主流，我们接下来就描述在这种主流环境下所催生的“二战”以后的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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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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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和“二战”完全改变了关于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政治态度。古典经济学鼓吹政府的干预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但是政治家们在大萧条中得到的经验却是，执行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政府面对困境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结果被赶下了台；相反，那些敢于打破传统，干预价格和就业的政府却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得连任。实际上，很多国家的政府不仅仅是参与修建道路和桥梁，而是依靠最传统的公共项目——扩军备战最终实现了充分就业。到“二战”结束时，古典经济学在政治上已经失宠，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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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指望政府能保护他们的生活不再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于是发达国家普遍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养老、失业和健康保险。这样也创造出更多的政府就业机会，有利于保持经济稳定。政府在补贴和转移支付上的开支，加上广泛的社会保障和再分配，在1937年时约占GDP的4.5%，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增加到8.5%，而且那时的GDP本身增长速度就很快17。在1910年，西欧国家中只有20%的劳工拥有养老保险，22%拥有健康保险，而到1935年，这些数字达到56%和47%，到1975年，分别达到93%和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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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社会保障体系是在大萧条时期和“二战”以后的岁月里建立起来的，当时政府的开支十分紧张，需要面对各种类型的组织申请补贴的压力，政府实在没有能力同时予以满足。政府已经成了市场经济的支柱，但是自身的资源却有限，所以需要想办法减轻来自社会的压力。或者说，能否找到其他机构可以为人民提供经济安全的保障，而那些老牌的大型企业不就是最佳选择吗？这些企业毕竟有过成功的经营历史，也有足够的规模和能力来负担管理和发放职工福利所需要的成本。但是人们已经在大萧条中看到，许多著名的企业也倒台了。所以，如果要让这些大企业为民众提供安全，就必须先保证它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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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大多数国家都会自然地采取下面的办法，由于市场已经不受信任，政治家们又本能地愿意用市场管制来隐藏成本，所以他们通常会在企业业主、经理人和工会进行调解，促使他们达成共识，压制市场竞争。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大萧条时期采取的短期措施变成了长期性的政策。工业和金融业的卡特尔被允许继续保持下去，可以保证成员企业带来的高利润和工会成员的高工资，有利于产业的稳定。虽然在长期里，产业会变得越来越僵化，会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保护（例如2002年的美国钢铁制品关税），但是当时的政治家们已经不能顾及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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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资本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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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二战”以后兴起的有管制的竞争体系称为“关联资本主义”（relationship capitalism）。对竞争的限制，部分是通过管制机构和企业互相勾结、阻碍产业进入的方式来实现，如我们看到的美国汽车货物运输行业的例子；部分是通过大规模的、涉及经济生活各方的利益集团的调解来实现，这里面有很多是大萧条时期采取的政策的延续。例如在瑞典，劳工、农业部门、工业界、金融界和政府，在1938年到萨尔托斯巴滕（Saljtosbaden）开会，制定了一个公约。公约让劳工得到了稳定的工资、充分就业政策和社会福利；农民得到了更高的产品价格和补贴；私人企业得到了对私有财产权的尊重和产业竞争的缓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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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60年代，沿用这个模式，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工会和瑞典工业协会的领导们每年会到首相的避暑别墅中举行一个私人会议20，商讨下一年度的经济和社会计划。这些在贸易联盟和业主协会之间达成的协定，要求企业不能通过抢别人的生意来取得竞争优势。很明显，这样的协定损害了大众消费者，但是消费者往往又是雇员，所以他们也可以接受。协定也助长了一些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力量，比如在许多国家，工会谈判得到的工资水平也自动适用于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的员工。比如，在法国和西班牙，即使只有10%的员工是工会成员，但是工会和产业协会达成的协议却适用于70%的员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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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大量的人被排除在这种公约之外。潜在的竞争者、中小企业不能得到大企业获得的国家补贴；在大企业里工作期限比较短的妇女和年轻人的利益同样被忽视。但是这个体制似乎运转得不错，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如此。它比许多国家原来的竞争性市场体制提供了更多的安全，而且似乎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使得很多人一度认为社会能够做到两全其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1957～1963年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1959年提出的竞选口号就是“从来没有这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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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的竞争管制措施以外——这种管制一直持续至今——政府还借助对金融的控制来管理经济。政府的控制权有三个支柱，第一是继续执行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压制国内金融市场的政策。例如股票和债券的发行需要政府的批准，直接融资活动被窒息等。还有，许多国家规定苛刻的股票上市条件，比如要求公司在上市前至少有几年的盈利记录，明显地约束了新兴企业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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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政府还采取对待市场的消极政策——例如不去建立保证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的制度基础。在1990年，103个拥有股票交易所的国家里只有34个有禁止内部人交易的法律22，而且只有9个实际上严格执行过这个法律。我们已经知道，积极实施限制内部人交易的法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股票融资成本，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采取更好的改革措施。由于缺乏更好的信息披露标准，缺乏保护少数股东的法律和行政程序，造成只有那些最有势力的企业才能够利用股票市场进行筹资。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企业上市时的平均年龄达到了40年23。相比之下，美国现在由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通常在成立后5年就公开上市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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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控制金融业的第二个支柱是对于信贷投放的大规模干预。政府推行了银行国有化，在1985年，许多国家的政府平均拥有将近55%的银行资产25。政府还给银行提供补助，鼓励它们向特殊部门提供优惠贷款，在20世纪60～70年代，这样的信贷指导计划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很普遍。在70年代的韩国，金融系统的全部资金投放中有50%以上服从于政府的信贷指导计划26。在战后重建时期的日本，主要产业的融资里有71%来自补贴贷款，此后还长期停留在10%～15%的水平上27。在法国，全部企业贷款中有3/4来自政府、准政府的金融机构、国有银行及其下属企业28，全部贷款中有43%包含政府补助29。这些数据来自1979年，当时是在一个保守政府连续执政21年之后，而在弗朗斯瓦·密特朗推行大规模的银行国有化运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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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信贷的控制本身不是坏事，政府或许打算拓展民众的融资渠道——而且，政府也通常解释说，银行国有化是为了给那些传统上不容易得到融资的社会成员提供机会。但在实践中，庞大的官僚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缺乏效率，而政府指导的信贷资源通常最后还是到了工业集团或者政府自己的手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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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是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接下来，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这些限制措施对于关联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限制最终会失败。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年来竞争性市场的复兴，这个话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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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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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经济理论对于政府的政策只有间接影响：给政治家们在特定时势下的合理行为提供合法的外衣。在大萧条开始后，各国政府不顾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建议，纷纷干预经济过程。但是，他们的做法最终得到了当时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支持，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凯恩斯指出，在一个经济体中，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完全有可能低于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由此产生的供给过剩——表现为失业和产品过剩——这种现象并不能像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会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下降得到自动和迅速的消除。相反，凯恩斯认为，政府有责任挺身而出，通过公共事业产生的需求来弥补私人部门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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