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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需要检讨，为什么政治家们如此急于给市场机制加上束缚，而不顾及由此带来的长期的消极影响。2002年3月5日，小布什总统决定把美国进口钢铁制品的关税从8%提高到30%，就提供了一个很及时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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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制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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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全世界的钢铁消费总量大约是7.3亿吨，而钢铁行业的生产能力还有2.7亿吨的富余1，除非出现突然的需求增长，全球的钢铁生产能力应该被削减1/3。而且，钢铁行业的生产效率还在不断提升。在1980年，美国国内的企业生产1吨钢需要10个人工小时，今天不到4个2。对于一个需求增长缓慢的行业来说，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就必然意味着大量的裁员。从1980年到2000年，美国钢铁行业的生产量大约提高了20%，而平均每年员工人数的减少超过了1万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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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整个行业都一团漆黑，有的部分在萎缩，而有的却在增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说，“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拥有两个钢铁行业，一个是依靠传统的技术……另一个是正在急速增长的微型工厂”4。这些微型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是传统企业的7倍5，很自然的结果是，它们的生产能力在过去20年里大量增加，在1981年占全美的15%，今天已经上升到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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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一些企业被迫关门，对于一个自由市场而言，首先关门的将是那些最没有效率的企业。在美国，就是那些古老的集中型的家族企业，例如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和贝斯勒翰姆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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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闭是“创造性破坏”过程的一环，对于一个经济体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给更有效率的企业铺平了道路，避免糟糕的企业拖累整个行业。但是这对于某些人是痛苦的，对于一个50岁的钢铁工人而言，他成了祭献给生产效率上帝的牺牲品，实在难以接受。很自然，他要站起来抨击竞争体制，而不是责怪自己的技术或者运气，他要竭尽全力去改变这个体制的不公正基础。这样，3万名钢铁行业的员工就开赴华盛顿，要求政府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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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生产行业有16万名员工，而钢铁消费行业的员工有900万人。尽管在人数对比上处于绝对不利的位置，但是美国钢铁生产行业的员工和企业却成功地得到了政治支持，迫使政府对钢铁进口提高关税。根据我们以前的分析，小而团结的群体取得这样的胜利并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因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需要他们这个群体来承担，而调整的利益却是由很多人分享，所以竞争的受害者的声音总是显得比受益者的要洪亮。老的钢铁企业集中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西弗吉尼亚州，这些地区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争夺非常激烈，那里的钢铁工会在选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于下一次选举也是同样。有人认为，正是因为比尔·克林顿没有能够对钢铁行业给予帮助，才导致2000年小布什在民主党的传统优势选区西弗吉尼亚取得了胜利7。很明显，在小布什总统宣布对钢铁制品提高关税的时候，政治需要压过了他以往奉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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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钢铁工人得到的政府帮助的形式。美国政府不是给面临失业的工人提供补助，而是利用提高关税来保全他们不失业。根据研究，这样做的代价是导致钢铁消费行业减少7.4万个就业机会8。关税还会让美国的消费者每年多付出50亿美元的资金。其实，这并不是最近的政策产生的临时效应，美国的钢铁行业一直就从贸易限制和政府补贴中得到好处，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限制就使得消费者每年多负担了68亿美元的代价，而同期的政府补贴高达300亿美元9。而且，关税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美国，为了防止被美国阻挡的大量钢材涌入自己的市场，波及自己的钢铁企业，欧盟已经开始提高关税。这样，除了美国的消费者以外，在一些更贫穷的国家，例如波兰和保加利亚，那里的钢铁行业的员工和家属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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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政治家们不考虑直接给“创造性破坏”的受害者提供补贴呢？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干预经济过程，保护落后企业，导致这些企业今后还会继续要求提供更多保护？毕竟，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给钢铁行业的富余员工提供再培训和抚恤金，不是要比实施贸易限制的代价小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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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与形式有关（如何操作），另一个与功能有关（为谁服务）。首先来考虑形式的问题，限制竞争的成本大多是隐性的，其负担者是外国的企业、本国的消费者和潜在的企业家，他们在政治上都不活跃（有的根本不在场），所以没有太大的危害。钢铁消费行业的确会表示抗议，他们会宣称这些关税要让每个公民付出多少成本，要使他们的行业损失多少就业机会。但是他们的言论要牵涉自身的利益，这种立场的倾向会影响他们的论证的权威性，而且他们提出的理论比较复杂，公众很少有时间、兴趣和能力去评判。对政府来说，限制贸易不会涉及政府财政，不会再增加已经不堪重负的财政赤字。而对于保留了工作的钢铁行业员工来说，限制竞争的措施当然是公平的，也不像领取政府补助那样容易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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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的最佳反应是混淆救济的性质而选择关税作为关怀的措施，这完全符合政治家的利益。例如，俄亥俄州的众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就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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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总统的果断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非法”的进口产品泛滥成灾，在过去4年里，已经有29%的国内钢铁企业宣布破产或者歇业……为了美国的钢铁行业能够生存和发展，联邦政府必须采取积极行动，落实美国贸易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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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非法”的钢铁进口。而布朗所谓的积极落实“美国贸易法”，实际上是指美国应该援引《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201条款，或者说例外条款，该条款允许一个国家暂时停止对自由贸易的承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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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直接给失业的员工提供政府补助，但是这个办法更难以通过政治决策的审查流程。直接给失业员工提供补助所需要的成本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明显的，他们会提出疑问：“为什么要给他们补助而不给我？”或者说，形式的变化会让公众不再保持“理性无知”的状态。而且，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要增加，政治家们就必须平衡这些工人和其他有权势的集团之间的利益。最后，提供补贴需要员工们自己接受现实，他们要靠社会的救济生存，尽管这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但他们的内心会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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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贸易限制的第二个原因是功能的问题：尽管贸易限制并不是保护员工利益的最佳办法，但却是工业集团最期盼的办法。如果工人们得到直接的补助，那些钢铁企业就什么也得不到，相反，还更容易倒闭。3万名开赴华盛顿的工人其实是工业集团为保护自己利益而设置的人体盾牌，牺牲的是自由市场体制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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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保护工人和保护企业混淆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保住目前的工作岗位，这些大型的老钢铁企业都有所谓的历史负担问题——就是说，这些企业需要给60万名退休员工提供退休金和医疗费用。让企业来负担这些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其实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原因，因为在支付工资时，企业完全可以每月支付必要的费用给私人的或者公共的信托基金，由这些基金负责在将来给员工支付退休金（用现代的说法叫作缴费确定型年金）。但是，如果职工要依赖原来的企业给自己发放退休金，那么他们又会形成一股支持企业继续生存的政治力量，所以这些企业钢铁都不愿意把退休金的责任交给信托基金。工业集团就是这样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人体盾牌体系来保卫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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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在资本家和其他竞争受害者之间结成联盟看上去似乎难以想象，其实总是可能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尤其容易。衰退削弱了支持对外开放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削弱了支持竞争效率的最大力量。同时，衰退增强了贫困人群的力量。这样，经济衰退，尤其是同时在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经济衰退，威胁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稳定。这就是在大萧条时期发生的事情，当时形成了反市场的逆流，其影响一直持续了5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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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经济衰退时期对管制的支持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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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益集团不同，其他受到竞争损害的人通常更加分散，他们没有统一的议程，对于政治的影响力也就有限。但是在经济危机时，以下的几个因素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的人数增加了，时间也更充足；同样，他们更容易达成共识，认识到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处在无助的境地，认识到这个制度的腐败性；此外，在经济危机中各种真真假假的丑闻经常被揭发出来，更加证明了现有经济制度的腐败，而人们也更容易相信是这些腐败给自己带来了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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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经济衰退中那些破坏性行为，例如公司和银行的倒闭，人们的倾家荡产，远远多于创造性的方面。尽管这些“清理”对于经济复苏是必要的，但是却往往成为导火索，激怒那些已经沸腾起来谴责不公正制度的贫困人群，使他们迅速组织起来共同行动。而既得利益集团此时也看到了机会，也出面帮助他们，把人们的愤怒转移到竞争上面。这样一个被激怒的人群一旦团结起来，其影响就可能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初始愿望：他们成了对自由市场体制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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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城市骚乱的例子来做个类比。发生骚乱的原因很复杂，但通常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骚乱的爆发需要很多不满于现状的人，二是需要一个导火事件。仅仅有很多对现状不满的人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将遇到如何进行组织协调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用石块砸商店玻璃，而别人没有追随他，那他会被当成普通的罪犯被投入监狱。但是假如很多人都这样做，警察就难以对付，当局会宣布这些人是在参加政治运动而不属于犯罪团伙，也不会把他们全都关起来。1992年，洛杉矶法院宣判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无罪释放[1]，就成了一次骚乱的导火索，不光是因为感到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而且这是一个公共事件：让人们相信大家会一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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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受害者们所参加的政治行动与城市骚乱有某些类似之处。如果每个人都害怕别人不会响应，他就会退缩，不想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经济危机发生后，人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和他一样，自由得一无所有，团结起来则可以得到整个世界，而且危机中往往会出现许多点燃行动的导火事件。例如在1931年，芝加哥南部的一些地区失业率高达85%12，很多无家可归者住到寄宿站，组织到失业委员会的旗帜下。当政府宣布要把失业救济金削减一半时，他们就上街了，救济金立刻被恢复到正常水平13。在大萧条早期的几年中，美国建立了许多这样的抗议性组织，包括形形色色的农民、工人和退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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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危机时期，不断曝光的公司丑闻也动摇了整个制度的基础。为了加深读者的理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所发明的一个把戏，他的把戏现在很多发生丑闻的公司都在玩。庞兹是生活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在20世纪20年代他声名鹊起，原因是他给予投资人的回报高得吓人——例如，短短45天的投资收益率就高达50%。在名义上，他说是把资金投到一些复杂的项目里，包括邮票买卖，细节十分玄妙14；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什么投资项目，只不过是在借新债还老债而已。只要上当受骗的人增加得足够快，他的把戏就很能演下去。最后，政府当局感到有些怀疑，遂命令他停止接受资金——他的魔术就立刻现出了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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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很多发达国家爆发的公司丑闻，并不是直接出现了资金盗窃或者挪用的问题，而是属于庞式把戏——例如，在做账时通过加速确认未来收益把今天的收入做得更高，利用复杂的交易往来来隐藏成本和损失，把债务转移到附属企业等。如果公司可以迅速摆脱困境，管理层就容易隐藏和化解原来的假账。相反，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公司的业绩下降，那么需要作假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难以掩盖，由此导致公司丑闻在衰退时期更多地被曝光。安然公司最后发生崩溃，部分原因就在于其亏损规模之大，已经难以用任何可能的财务处理手段来掩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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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完全合法的投资也会演出庞式闹剧。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到潜力无穷的互联网领域，他们不断投入资金，刺激价格的狂涨，给早期的投资人带来丰厚回报。由于新投入的资金兑现了以前的投资收益，似乎真的印证了这个领域会给投资人带来无限的财富。但是当投入的资金减少，价格下跌时，一切都成为泡沫。从事后看来，泡沫很容易辨别，但是当人们身处其中时，就不免当局者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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