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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欧洲国家的理解甚至同情，美国政府不顾国内银行家的反对同意了对资本流动进行限制（然而，为了争取在欧洲的投资机会，银行家们还是争取到了让步，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并不是绝对密不透风的，后来这也促成了限制措施的最终瓦解）34。由于跨国资本流动的影响消除了，国内的金融机构就把持了金融业的垄断权，资金就可以向政府主导的产业倾斜。资本流动的限制也解放了对于政府预算的限制，可以放心地实施经济干预。正如凯恩斯发表的胜利宣言那样，“《布雷顿森林协定》给予每个成员国政府明确的控制所有资本流动的权利，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永久性的安排。过去的异端邪说现在已经成了正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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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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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联资本主义体系里，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很不幸，由于这个大的交易里面涉及多方面的利害人，所以通常很难判断哪些人得到了好处，哪些人要承担成本。但是，通常的情况是既得利益集团取得了好处——包括大企业、工会成员、农民和老年人，而体制外的人要负担成本——包括新兴的企业家、外国公司、没有组织的员工、外国移民和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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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来看看意大利在几年以前的退休金和失业保险制度。该国的退休金体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公司提供，另一部分由国家强制退休金组成。私人企业部分的退休金完全由公司业主掌管，通常是企业的一个廉价的资金来源，这使得员工无偿地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公司经营的风险，当然也就与业主结成了反对竞争的共同利益。如果我们的分析到此止步，那些结论应该是业主获得了好处，员工承担了风险损失，但是退休金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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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强制退休金制度显得非常慷慨，这是现收现付制，给予的利益远远超过员工在过去的贡献积累。新退休的人领取的经费相当于他们在退休前的5年的平均税前工资的80%，这意味着退休要比上班更合算。而规定的退休年龄又比较低，只有55岁，很多人从正式工作中退下来以后，又马上到地下经济里去兼职。对很多缺乏耐心、脸皮又比较厚的人来说，由于医疗方面的规定很宽松，完全可以在正式退休年龄之前以伤残的名义退休36。就像庞兹的把戏一样，这样一个退休金体系的运转完全依赖于经济的增长。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年代里，意大利经济处于快速增长中，员工们从这里得到了补偿，足以抵消他们在企业退休金那里承担的风险，而公司就成了净赚的赢家。输家是在将来为政府的铺张浪费掏钱的后人。但是正如凯恩斯所说，“长期内我们都死了”，长期的问题永远不是关联资本主义所要关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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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的问题与此十分类似。在1991年以前，意大利一直通过法律的途径来提供就业保障，禁止雇员人数多于15人的企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解聘员工。失业者没有正式收入，但是可以从一个专门机构CIG（Cassa Integrazione Guadagni）领取补贴。CIG建立于1945年，起初是为那些在大型企业的军转民过程中被临时裁减的员工提供补贴。但是不知不觉的，CIG的服务范围就延伸到其他行业，并且最终覆盖了长期而不只是临时失业。这个保险体系规定，政府给失业员工提供为期3个月的相当于工资水平的80%的津贴，可以延长到1年。实际上，法定期限往往被突破，特别是涉及大企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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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另外一个选择是强迫被裁减的员工提前退休。这样，国家的退休金体系的收入会减少，而需要支付退休金的年限和总金额还会增加。此外，国有公司，例如邮局和铁路，还提供另外一种形式的保障。这些措施被称为“最后的雇主”，在南部失业率较高的地方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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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可以说这个体系的确保护了员工，特别是大企业员工免受失业的损害。然而最有利的是大企业，它们可以在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解聘员工，以后再重新招入，而不需要重新培训。而它们的竞争对手——中型企业就非常不利，它们的规模超过了15人，不容易随便解聘员工，却没有得到CIG的有效保护。此外，这个体系严重损耗了政府的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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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来弥补财政支出，也可以通过举债来延缓负担，但是最终还是有算账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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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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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资本主义在战后很多国家出现，部分原因是人们对市场的信任普遍幻灭，而战争激发了对政府的迷信，部分原因是利益集团利用这个倒退的潮流建造了一个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体系。当时弥漫的对市场的不信任气氛，与2002年提高钢铁制品关税的时候很相似（当然早期的情况要严重得多）——股票市场下滑，投资银行追捧利益股票的揭发，高成长公司的投机失败，管理层的会计欺诈和逃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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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一系列交易。通过交易，每个内部人都获得了自己的特权，假如体制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人都要失去特权，这使得该体系有很强的政治基础。自由市场体系所固有的机会和风险被关联资本主义的特权和稳定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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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人的特权同时是对其他人的剥夺。在每个被保护的老企业背后，都有一个未来的、创新的企业家受到限制；在每个年老的，享受着高薪、舒适的职务的白人员工背后，都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年轻女性就被剥夺了经济独立的权利；在每个享受充实的退休金的老人背后，都有一个贫困家庭的儿童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我们的意思不是说这样的选择和剥夺是故意造成的，也不是说这个体系没有好处，比如保障制度确实帮助了那些从前生活很艰难的老人。但是问题在于，关联资本主义内部没有自然的途径来改变特权体系，以免那些得到保护的人不至于在以后变得越来越贪婪。而对于体制以外的人来说，机会被剥夺的后果将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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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最终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这个体系的僵化共同导致了它的衰落，带来了我们所经历的市场复苏。我们下面转入这个专题，然后再回到今天的现实问题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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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2年4月29日，四名用警棍殴打黑人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白人警员被判无罪，引发洛杉矶大暴乱，造成55人死亡，2 000人受伤，1 100栋建筑损毁，财产损失9亿美元以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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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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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第11章 关联资本主义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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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之后的头20年，我们所说的关联资本主义，或者说有管制的竞争体系似乎运转良好：在欧洲大陆和日本，这个体系都牢固地建立起来，政治环境十分稳定，经济增长率也相当可观。但是，这段时期的高增长掩盖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关联资本主义不鼓励创新，当经济的首要任务是重建的时候，这似乎并不重要，但在以后的岁月里就显得越益突出；第二，由于市场被束缚，这个体制产生的垄断利润没有很好的分配途径；第三，这个体制缺乏有效的破坏——使得资源及时从夕阳产业转移给朝阳产业。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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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导致关联资本主义没落的原因还不仅仅是其内在缺陷，而更多的是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越来越大的效率压力。《布雷顿森林协定》最终没有能够完全阻止国际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开始是很小一股，到后来就发展成洪流，从而为市场的再度复兴准备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条件，正如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所表现的那样。要明白这里的前因后果，我们还是从研究关联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金融业的实际运转开始。之所以要关注这个体系，是因为我们认为关联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乃是自由市场经济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要在它和自由市场体系之间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我们就应该首先弄清楚它们各自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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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金融体系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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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日本这类国家比英国和美国执行关联金融政策的深度要大得多，时间也更加持久。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美国和英国已经成为真正的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以后，德国还基本上是一个以关联体系为基础的国家。因此，我们把它们在90年代初期的情况进行对比，就可以大致了解关联金融体系与自由市场金融体系的差别。简单地说，在关联体系为主的国家，资本主要是在一系列有关联的企业和机构之间周转，而在市场体系为主的国家，企业通常是从外部人那里筹集资金并提供相应的回报——与此对应的术语分别是关联金融和外部金融。还有其他描述这种差别的术语，例如莱茵式资本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银行主导体系和市场主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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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1994年，美国的企业借款有16%来自银行，49%来自证券发行（包括债券和商业票据）1。与银行贷款不同，证券更容易流通，而且投资人通常与发行证券的企业没有特殊关系。相反，德国的企业借款有80%来自银行，10%来自证券市场。银行的资产规模非常庞大，流动性相对不高，与企业的关系也就更加长期和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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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票市场方面的差别也非常巨大。从1991年到1995年，美国公司每年发行的股票价值相当于GDP的1.2%；相反，德国的数字是0.04%。更显著的区别是，1995年美国每100万公民平均有3.11只新股票上市，德国的数字是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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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中的股票的持有情况也有很大差异。1994年，个人投资者持有美国公司流通股票的一半，到2000年下降到40%，其他非金融公司持有14%其他公司的股票，银行几乎没有。在美国拥有公司股票的机构主要是共同基金和退休基金，它们与所投资的公司也是一种普通的股权关系。然而在德国，个人投资者拥有公司股票的17%，而银行拥有10%（此外还代表很大一部分个人投资者行使投票权），其他非金融公司持有42%的股票。这样，其他公司和银行就拥有了德国大企业的主要股份，它们往往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由于德国的大机构持有的股份比个人要高很多，所有权就相当集中。在大企业里，德国的前5名股东拥有大约42%的股份，而在美国只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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