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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的变化。1995年和1997年的退休金改革使得国家不再过分慷慨，提前退休制度也被取消。为了减少改革给员工带来的痛苦，政府让员工选择他们未来储存的“企业退休金”的去向，从而削减了企业可以利用的廉价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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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掩盖问题的政府补贴消失，关联资本主义的低效率更加明显。业主们现在失去了内部的廉价资金，也不能再把富余的员工扔给政府，于是他们到议会去游说，要求取消以前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于是，主张放松管制的右翼党派得到了更多支持，政府也开始满足企业的需要，例如最近就给予企业更大的雇佣和解聘员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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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一样，变得更加市场化，更加灵活，更加有效率。这当然损害了曾经在关联体系中受到保护的大同盟，他们失去了昨日的舒适和安全。但是以前被关联体系所排斥和剥夺的大批人却获得好处——包括那些未来的企业家、年轻人和外国人。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介绍的那样，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进，社会可以更好地利用每个公民的才智，而不是仅仅依靠一个有特权但受到束缚的大众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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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经济实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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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关联体系的经济与金融的兴衰历史中，我们更多强调了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重要性，但是忽略了思想的作用。相反，有的学者则把20世纪的经济发展视为思想之间的碰撞，凯恩斯对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对马克思，等等。凯恩斯自己就暗示过他支持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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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姑且不论其对错，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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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否认思想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历史与戏剧一样，时势造英雄。除非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得到利益团体的支持或者推翻原来的利益团体，否则拥护某个思想的政治家并不能执政当权。哈耶克在1944年写下《通向奴役之路》一书，对于管制经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直到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掌握政权，才有一个主要国家的政府愿意来实践他的思想。是他的思想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才能被人们所接受，还是由于客观环境不成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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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这样魅力非凡的政治家扫清了通向权力的道路。里根的两大经济成就是放松管制和抑制通货膨胀，但实际上航空和汽车运输业的放松管制是发生在他的前任，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在任期间，而且是卡特任命了保罗·沃尔克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此人后来成为抑制通货膨胀的真正英雄。我们的观点是，在人们眼中的市场救世主出现之前，有利于市场的倾向就已经出现了。如上文所述，市场的复兴与关联体系的弱点有很大的关系——不能有效分配剩余，加剧了通货膨胀；不能在产业重组中重新配置资源，特别是在遭受1973年式的石油危机打击的时候。同时，由于伦敦和纽约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而竞争，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更突显了关联体系的问题。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标志着管制或者关联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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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思想并非不重要，当客观环境允许时，思想可以为行动提供很好的模式，此外思想还有其他作用，比如给既定的政治议案提供一个学术性的包装，或者为离经叛道的事情伸张道义。想想看，即使是菲利普四世这样肆无忌惮的人，在掠夺圣殿骑士团的财物之前也需要先毁坏他们的名誉，做好道德上的宣传。否则，群众就可能不再保持沉默和无知，而认识到他的赤裸裸的掠夺本质。也许通过阅读我们的著作，读者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那些隐藏在公共利益的幌子下、通过反市场运动实现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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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也并非不重要。很少有人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在面对激进的工会组织时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决心，也很少有人拥有里根那样悦耳的嗓音，能够把复杂的议题变成简单而激昂的口号。但是，过分夸大他们的作用而忽略经济上的实力是危险的，例如，有很多人希望建立新的、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制度安排，来减少资本的跨境流动，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的自由流动是保证他们所享有和歌颂的经济自由化的关键因素。而限制资本流动可能让我们退回到关联资本主义时代。那些只信任现在的政治家和他们支持的自由市场主张的人，如果没有认识到与他们有关的经济实力，就不会意识到有这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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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于那些在关联体系内部的人来说，世界是比较安全的，有的人以此为由来批评整个市场经济，认为其不能提供同样的安全28。在某些方面，这的确难以反驳，因为内部人的安全来自他们的特权。这也就是许多人要反对开放政策，或者广义的“全球化”的部分原因。在关联体系下，社会的外围成员承担了很多风险，包括短期的经济波动和长期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如果我们把内部人和外围成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再考虑到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就不能武断地说经济的市场化会带来更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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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其他争论。例如在批判市场的时候指出，竞争要求员工有危机感，需要增加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承担的风险29。提出这些批评的人——他们的逻辑是，竞争要求员工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否则他们就会偷懒——其实非常不了解员工。按照他们的逻辑，由于竞争要求每个人都做得“最好”，所以世界将无情地向那些最缺乏社会保险的国家看齐，发达国家的人们要有普遍的担心，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竞争将迫使发达国家减少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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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一旦抛弃这种陈旧的关于激励的看法，上述担心就完全不必要。其实，害怕并不是最好的激励手段，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如果员工对于自己的未来更加放心，他可能更愿意投入与企业有关的人力资本中，工作会更积极、更有创造力。所以有了更好的社会保障，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可以更高。在长期里，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是生产率，所以那些不给自己的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的国家不可能最终获胜，也不可能迫使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降到没有。因此，尽管竞争确实使得某些非正式的保险变得更加困难，但绝对不是要取消所有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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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发达国家的员工需要担心的是他们现在享受的某些社会保险实际上有些过分了，这里面包含了在关联体系时期，在市场缺乏竞争的时候通过利益集团的交易得到的部分。这些过分的部分当然会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其实与过分高的工资承受的压力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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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提出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按照过去的要求来设计的——是按照管制的竞争体系的要求来设计的。而市场经济带来了原来的关联体系中所没有的一些风险，如何让国民更好地防范这些新的风险将是接下来两个章节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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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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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论述又回到了起点。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描述了金融领域在最近发生的变化以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然后探讨了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帮助金融市场克服了过去制约它发展的政治束缚，随着金融市场开始起步，我们又提出金融的发展潮流有出现倒退的可能性，并讲述了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倒退的历史环境。在本章我们所描述的主要内容是，在大萧条以后，关联资本主义体系建立起来，为公民提供了社会保障，这个体系是为了应付压力而产生的，没有考虑长远发展的需要。关联体系开始的时候运转良好，但在长期里缺乏创新，问题逐渐暴露。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出现了宏观经济的变化，金融市场与国际竞争开始复兴，这个体系不能再适应，并且已经在很多国家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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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反市场的联盟可以建立起来并得到壮大，是由于市场有缺陷。市场在近年出现复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偶然发生的宏观经济失调，暴露了关联体系的弱点，而且，市场是在历经了数十年的压制之后才出现的复兴。历史告诉我们的好消息是，要限制竞争，需要很多主要国家采取一致行动，而我们可以依靠国家间的私利来打破这种一致行动。坏消息是，竞争在长期里可以消失。所以要捍卫自由市场，必须更加小心，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今天对市场经济的威胁来自何方，答案请看下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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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汪克尔发动机由德国工程师汪克尔博士（Dr. Felix Wankel）在1956年发明，是一种和常用的活塞式汽缸引擎完全不同的新型发动机，具有重量轻、功率大、宁静和灵敏等特点，如今只有马自达汽车公司独家使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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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170462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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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第四篇 如何巩固市场经济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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