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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欧佩克组织（OPEC）的国家石油价格上升了4倍，给正在滞胀（stagflation）中挣扎的西方国家经济带来了新的问题。许多产业需要重组，但是在关联体系中，没有足够的价格信号，难以判别哪些企业应该关闭。还有，这个体系通常会援救而不是关闭那些困难的企业，部分是因为企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部分是因为利益集团有很强的政治影响。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分辨企业的优劣，也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意识来推动必要的破坏，经济体就逐渐变得虚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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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关联资本主义体系在经济增长放缓后难以分配好蛋糕，产生了内部压力，也不能从衰败行业中及时把资源撤出来，影响了效率的改进，不过该体系内部的稳定性还是很强。因为有很多人从体系中获得好处，而被排斥的人缺乏组织和影响力，所以那些关联体系根深蒂固的国家还是很难被内部矛盾打破。不过，此时从外界来了新的挑战，最终促成了变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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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协定》成功地促进了贸易量的增长，使各国的经济要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外国竞争，同时该协定最终又没有完全阻止国际资本流动，加深了竞争的程度。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布雷顿森林协定》失败的原因，因为恰恰是协定上最初的漏洞给资本流动提供了机会，使得最初的裂缝逐渐增大，最终导致了关联资本主义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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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建议对资本实行义务的合作控制。比如说，假如某些法国的富人能够逃避法国的资本控制，把财富转移到美国，那么，合作控制体制要求美国政府有义务将其归还给法国当局，只有这样严格的措施才能使得资本控制体系天衣无缝。但是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压力，尤其是银行家的压力，使得这个建议在最终文件中被打了折扣并失去作用，成了控制体系上的一条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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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个市场在伦敦兴起，其优点是摆脱了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当时的背景是，英国政府为了保卫英镑的币值，限制英国的银行给非英镑区国家的贸易活动提供融资。而银行为了满足贷款的需要，同时又回避这个控制措施，就利用外国储户在它们那里的美元存款发放美元贷款。由此诞生了欧洲美元市场，在开始时只是一个短期的美元存贷款市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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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受到了刺激，当时的苏联银行担心它们在美国的账户被查封，把大笔美元存款转移到伦敦。而英国的金融当局正被英镑的疲软和保持资本控制搞得焦头烂额，欧洲美元市场成了重建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的天赐良机。结果，他们对欧洲市场采取宽松政策，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法律和监管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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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欧洲美元市场的最大支持却是来自美国，尽管这个支持并不是自愿的。在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导致美国的财政赤字上升，在美国以外持有的美元数量激增。为了防止美元更多地外流，美国政府开始对购买外国证券的美国人征收一种与利息等价的税收，从而使得外国人在美国借款的年利率增加了一个百分点23。结果就导致外国借款人纷纷转向欧洲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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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元外流的问题日益严重，美国政府强化了阻止公民向外国人提供借款的措施。1965年，美国要求本国银行“自愿”限制向国外的贷款，然后推广到其他金融机构，1968年成为强制措施。作为规避资本管制的对策，美国银行也开始利用它们的海外美元存款给外国人提供美元贷款。而且它们很快发现，欧洲市场还可以让它们规避国内的金融限制，例如从大萧条时期开始实施的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和存款利率封顶的限制等。美国的银行不是唯一被吸引到欧洲市场上来的机构，对很多跨国公司来说，欧洲市场是一个存放海外取得的美元收入的合适场所，不用担心其使用被政府的行为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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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某些时候会给美国和英国带来不方便，但欧洲美元市场还是茁壮成长。市场是在英国的土地上，但很多重要的参与者却是美国人。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方面关闭它，而两个国家的金融中心也正在为自己的国际地位而竞争，显然也不会轻易去关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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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贸易的增长，国际游资也开始增加。那些跨国公司可以延迟或者提前收付款的时间，贸易往来的发票也可以增开或者少开（例如，一个打算在国外保留资本的进口商可以要求供应商开具比真实价值更高的发票，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发票中增开的部分——存到自己的外国账户中），这些都增加了游资。欧洲市场提供了一个资本可以自由流入流出而不受国家管制的通道。在《布雷顿森林协定》最终解体之前，尽管有正式的资本管制措施，但欧洲市场已经可以为一些国家的大企业提供足够的融资，而不受任何国家的管制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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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的流动性加强，政府的某些政策也开始失去控制。政府原本可以通过保持低利率来扶持某些特殊产业，但是在《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的固定汇率制度下，假如该国的储蓄者可以把钱转移到欧洲市场，而被国内的金融机构拒绝的企业也可以从欧洲市场获得贷款，那么政府的调控能力就会受到威胁。与此相似的是，一些宏观经济的调节措施——例如通过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实施起来也更加困难，因为高利率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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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1年，美国政府取消了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尽管该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与我们这里的话题无关，但跨国资本流动却加速了这个进程。当时各国政府都看到自己的政策能力受到局限，强烈要求加强联合的资本控制，采取措施约束欧洲市场这个他们眼中的投机活动的策源地。但是这一次，美国看到了重建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机会，坚决支持完全开放的政策。1973年，向国会提交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这样反映了官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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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必然带来扭曲的影响，不管是在商品和服务贸易，还是在资产（资本账户）上的限制都是如此。在为改革后的国际金融体系制定管理规则时，应该保持这种一视同仁的态度。相反，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却把对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的控制和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割裂开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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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流动不再是贱民，美国的热情也不再停留在原则上，它很清楚通过作为日益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的中介，其金融业将获得巨大的商业机会。25美国成了资本流动的传教士，在国际论坛上鼓吹开放政策，放弃限制资本流动的协同行动。由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再愿意控制资本流动，而欧洲市场又已经在事实上开展着大量的跨国交易，各国此时除了开放别无选择。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放开了跨境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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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对于贸易而不对于资本的半开放政策，给政府留下干预的空间，可以控制国内的金融市场，但这只有在各国执行协同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是由于某些国家希望发展自己的金融产业，协同被打破了，以牺牲金融来促进贸易的策略从长期来看也并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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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凯恩斯所担心的那样，资本的跨国流动给政府带来了束缚，我们有必要再阐述一下这种束缚。与人们通常指责的不同，外国投资者其实并不愚蠢地指望各国政府会盲目地采取一致政策，他们并不要求各国拥有同样的社会保险制度、同样的证券法、同样的商标、同样的食品、同样的剧场……他们只是要求政府的决策是透明的，是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利益的——毕竟这才可以使他们对于投资的安全性有最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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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经常抱怨，做短期投机生意的投资者并不理解政府的政策，把资产卖掉以后就离开，这样的抱怨就如同公司的经理抱怨股票市场低估了他们的价值一样。实际上，投资者要精明得多，他们的离开往往显示政府的政策不够透明或者偏向某些利益集团。由于外国投资者对于国内政治完全插不上手，如果他们认为某项政策实际上对该国经济有害（因此政府的态度才不够公开），那么他们表达自己的反对态度的唯一武器就是离开。所以，他们并不是对政府的政策不理解或者不清楚，而是理解得太透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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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外国投资者的大量撤离将导致该国的汇率迅速下跌，为了挽回局势，政府必须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这些政策是无害的，或者改变不利的政策。这就是对政府的约束。对于关联体系中的政府来说，它们就不能够继续向大企业提供补贴信贷，或者提高整个产业的垄断程度。这样的行动对整个经济是有害的，也只能在有资本控制来保护和掩盖的时候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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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们在第3章所描述的那样，大企业不再受保护，竞争就加剧了，创新的重要性上升了。信息和电信技术的改进，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得公司不再满足于增长型的变革。而关联体系在促进创新型变革方面的无效就暴露出来，加剧了原来的问题——例如这个体系不能在增长率下降以后提供相对客观的剩余分配办法，也无法及时把资源从衰败的行业和企业中解放出来。考虑到世界市场迅速增长的前景，各国都深知不能单方面从世界经济中退出，这样，它们必须加强自己的竞争性，否则就要坐视自己的民族产业消亡。至少在这三个因素的打击之下，各国开始明白必须打破关联体系所依赖的管制基础，自由市场的地位重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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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得到认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恶意忽视也成了历史。我们已经揭示了一个历史片段，很好地说明了当权者希望发展金融市场的制度基础时所发生的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在103个开设股票市场的国家里，制定禁止内部交易的法规的国家数从34个增加到87个，而有效执行这一法规的国家数增长得更快，从9个增加到38个。有效的执行通常都紧随在资本流动开放之后，显示出开放是促进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26。在这个时期里，金融市场在世界各地普遍出现繁荣并不是巧合，因为它们需要的都只是拆除原有的政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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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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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体系的安全是建立在缺乏竞争的基础上，因此，我们有必要看看体系的破坏是否会影响到人们的经济安全。我们讲述过，意大利体系是如何依靠政府补贴来维持，而政府的补贴则来自更多的国债、税收和通货膨胀。国际资本流动加强后，所有这些收入的来源将受到限制。因为资本在国际流动的时候，当然希望流向待遇更好的地区，如果某个国家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就意味着该国现在或者未来将提高税收或通货膨胀率，那么资本自然就会从预算松弛的国家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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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面对资本的大量流出，政府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考虑重新实行资本控制，但是在新的环境里这样做是有问题的。第一，资本控制只能限制国内的资本流出去，不能强迫国外的资本流进来，实际上还会吓跑对流动性要求比较高的外国投资人。第二，在开放的国际资本市场上，一个贸易开放的国家很难完全控制资本流动，一旦宣布对资本实行控制，那么出口企业低开发票和进口企业增开发票的行为很快就会蔓延全国。要想制止这些行为，只会增加要公民负担的行政成本，而不会完全阻止资本外流。也许和本书的作者一样，很多来自意大利的学生都能清楚地记得，在1987年，意大利人需要填写多么冗长复杂的表格，才能兑换外汇来支付美国大学的申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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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资本控制的协同行动，一个国家单方面也不能有效限制。这样，意大利也被迫放弃了控制，重新调整国内的财政政策。这个过程也是欧盟在政治上的强制性要求，因为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国家保持良好的财政收支。意大利必须把财政赤字控制到GDP的3%以下，使得政治家们在勒紧腰带时也有了更多的借口。但是，把意大利的变化全部归功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不对的，因为在一个资本流动的世界里，意大利实际上并无选择。如果不加入欧元区，意大利将更难以挽留资本外流，将被迫执行更严厉的财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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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原来的毫无节制的钱包现在突然变空了，整个保障体系也被迫调整。1991年，“临时”性失业保险的补贴减少了，而提供保险和延长期限的条件也变得更加严格。1992年，邮局和铁路这样的国有机构被改制成公司，这个变化看上去似乎是走过场，但是公司在资不抵债的时候是可以清算的。而国有企业也不能再指望政府的救助。财政上的约束不但限制了政府的干预，而且欧盟也开始惩罚为企业提供补贴的国家。这样，国有企业自身第一次真正面临倒闭的可能性，不能再奢望充当“最后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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