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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的税收制度都有这种作用，基于财产的税收（而不是基于收入）就可以发挥惩罚低效率的经营者，奖励高效率的经营者的作用。例如，我们对直接拥有生产性资产的人按资产价值的1%征收税收，一块价值100万美元的农地的税收就应该是1万美元。假如有来自城里的一个作家，她喜欢乡村的景致，但是耕作技术不高，只能从这块农地上得到5000美元的净收入，这样不但她所有的收入都要交给政府，而且还得另外找5000美元来补齐税款。如果她写的书销路不好，又无法申请得到农业补贴，那她就会把土地卖给那些有更好的耕作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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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假设，有一个农家小伙，他精通农业生产，可以从这同一块土地上得到10万美元的净收入，他只需要把收入的1/10用于交税。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改进了土地的生产效率，把收入增加到15万美元，所有增加的部分都归他自己，而在所得税体制下他只能留下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他可以购买其他人的土地，扩大生产规模。这个农家小伙并没有什么动力去要求农业补贴或者对外国产品建立贸易壁垒：因为补贴会让那些效率不高的人继续经营，妨碍他扩大生产，而贸易壁垒会带来其他国家的报复，影响他的谷物出口。这样，财产税制度就有利于那些有效率的经营者，有利于支持市场的力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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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读者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呢，或者说，这个效率更高的农家小伙为什么以前不能买下这个低效率的作家的土地？原因在于，作家从土地中得到了非货币的心理收入，补偿了她在农业上的低效率，而这种心理收入是不用交税的。结果，即便她的心理收入不能弥补其货币收入的不足，这个农家小伙依然不容易购买她的土地。而且在现行的所得税制度下，心理收入不需要交税，但生产了货币收入的人却需要负担所有税收，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货币收入的生产者为一件财产愿意支付的价格会低于享受心理收入的人愿意出售的价格。相似的是，现行的税收制度给那些从事耕种的人提供了个人补贴，有利于低效率的经营者继续维持。而如果把所得税制度改变成财产税制度，就会避免这些无效率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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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制度如何操作还有很多问题，例如，财产的价值如何评估？显然不能以现在的低效率经营者掌握下的资产价值来评价，这样会人为地降低财产价值和她需要交纳的税收。为避免鼓励低效率，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在一个全国市场上的平均经营水平所产生的价值。现在已经有很多办法可以实现精确的评价。我们认为，在执行财产税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并不比执行所得税时所遇到的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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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意见是财产税打击了投资，如果满足关于税收征收时间的几个假设，这是事实：在税收收入等同的情况下，财产税对投资积极性的打击比所得税更大。但是，考虑到财产税能够促使所有权转移给更有效率的经营者，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巩固自由市场体系，这点代价是值得的。这样，至少可以把部分税收负担从所得税转向财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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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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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经济里，一些最重要的资产不是由所有者而是由职业经理人经营，当然这是指公司。一方面，这样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促进了企业与经营者之间的匹配，提高了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经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影响经营效率。为了促进在所有者与控制者之间更健康的分享权力，需要对提供资金的投资人给予更大的法律保护。另外，其他的一些机制，例如独立董事、有效的审计、活跃的公司并购市场等都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经理人为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服务，如果表现无能则可以立刻撤换。而且，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提高投资者的价值，而且可以确保现代经济生活中最大和最有势力的参与者——大型企业，能够欢迎竞争而不是惧怕竞争。最近的丑闻表明，即使在最先进的市场经济里，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依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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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控制权转让的遗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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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种财产控制权的转让形式——遗产，这种控制权大转让通常是无效率的，因为继承者除了出身之外往往没有其他的合格条件取得控制权。但是，如果严格限制富人处置自己的财富，有可能损害他先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过无效率的、过分集中的财富控制却要给社会增加各种成本。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种遗产税，鼓励富人给他们的子女转移生产性资产的消极所有权（例如，一系列投资组合中的少数股权），而不鼓励转让积极的控制权。这样做还可以避免社会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但主要目标还是争取控制权得到更有效率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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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遗产税尤其重要，因为那里的土地所有权非常集中。另一个打破财产所有权集中的办法是默认所有子女获得平等的继承权，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种思想不是现在才发明的，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哲学家詹姆斯·哈林顿（参见第6章），他的思想对后人有深远影响，其中就包括威廉·潘恩（William Penn）（以及费城宪法）、托马斯·杰斐逊（以及弗吉尼亚宪法）和西奥多·罗斯福（以及反托拉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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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群的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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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州之间的运输被严格管制的时候，很多汽车运输公司日子非常好过，很少被迫退出。但是到1977年，州际商务委员会开始向所有的申请人提供授权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在5年内，以前的公司有50%被迫退出。竞争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低廉的价格和更有效的服务，但是也破坏了很多企业的经济稳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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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总会有失败者，失败对于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必需的，然而对于很多受到影响的人却是痛苦的。经济调整的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越多，贫困人群的数量越大，对于政治干预的要求就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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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而不是保护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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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群的要求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非常危险，因为很容易被人利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钢铁工业的例子，受到影响的本来是面临失业的工人，结果变成了对于现有企业的补贴，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为了防止那些创造性破坏的受害者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体盾牌，我们需要用其他办法给他们提供帮助，为此，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保护人，而不是保护企业，以避免社会的救助被政治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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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给失业员工提供补助的最好办法是给他们一次性地支付一笔收入，可以按照他们以前的工作年限为标准。这样的补助不会影响正常的竞争过程，可以使员工更有动力去寻找新的工作（因为他们得到的补助多少与他们未来需要多长时间找到新工作无关），同时缓解失业给他们带来的贫困。不幸的是，这样简单的办法却很少实施，恰恰是因为这种办法把员工的补贴与政治完全分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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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设计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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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避免社会的救助被政治利用的原则是，在未来需要社会救助的事情发生之前设计救助办法，而不是等到事后，其原因我们将在下文详述。但是，政府却通常愿意等到大事当前才开始行动，而不是及早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因为在事后，救助的数量更容易估量，而且不需要在事前储备资源，以免挤掉其他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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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事先设计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即一个设计妥善的计划让人们有更大的安全感。还有，减少了贫困人群组织起来要求救助的需要。因为他们组织起来的政治活动通常都对市场不友好，所以，事先设计的救助计划就消除了对市场的一个巨大威胁。从我们对于美国的破产法历史的简要描述中就可以得到佐证，一旦事先制定了灵活的法律，债务人在经济衰退时期就不需要再组织起来去要求救助了，同时他们可以在个别环境下获得减免，而不需要等待时机才能联合起来挑起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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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后开展的救助其实不算保障，而是纯粹的再分配，而且受到参与各方的政治权力所驱动而不是真正出于人们的现实需要。例如，《联邦紧急救助法》，是新政时期在1933～1935年实施的一项措施，给所有收入不能满足基本需要的人提供补助，数额达到36亿美元。由于美国在进入大萧条的时候根本没有失业保险，关于救助对象的决策完全是在事后才做出的。结果，各个郡所接受的救济数量与该地区拥有的收音机数量成正比，即使排除了当地居民的财富的影响之后依然如此6。真实的情况是，在20世纪30年代，拥有收音机的人在政治上消息更加灵通，也更热心于参加选举，这就表示更多的救济给予了那些有更强政治影响力的郡，而且，文盲比较多的郡得到的救济更少，也证明了消息更灵通的选民得到了更多的救助。虽然说，所有的救助行动都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势力而不是经济需要，但是在事后安排的救助尤其容易受到政治的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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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危机发生以前就设计好一个救助体系，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不清楚哪些人会受到影响，影响有多大。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他们是否会成为这个制度的受益人，还是会成为替这个制度出钱的人，因此，他们就没有动力去扭曲这个制度，相反，还会希望这个制度的运转最有效率。而在事后，大家会非常清楚谁会受益谁来支付，那么政治上的较量就非常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安排的救助就容易被利益集团所操纵，而不是事先准备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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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现行制度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制度是在危机时期制定的，覆盖的只是特定人群，而不是普遍覆盖。很滑稽的是，美国的儿童、民族的未来，并非都拥有医疗保险，而政客们却忙不迭地为富有的老年选民们提供处方药福利7。同样让人担心的是，很多工作家庭没有医疗保险。如果发生严重的危机，现有的制度想必可以补充这些福利，但那时又要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伴随着我们已知的所有不良后果。还有，在美国，很多员工的健康保险和退休津贴都和企业的生存有密切关系。在意大利同样如此，那些最大、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企业的员工还有特殊福利，他们维护企业生存的动力尤其强劲。所以，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深刻的改革——扩大受益人的范围，在保障者与个人之间建立更直接的关系，不要再把雇主这样的其他人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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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永久变革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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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反思一下原有的保障体系的重心，这些保障是为了上一次战争而设计的，那是对付贫困的战争，对付经济周期带来的短期破坏的战争。但是，今天的员工有不同的顾虑，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他们现在所担心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而不是“周期性”的变化。尽管在经济衰退时期，员工们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增加了，但是他们还是更担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长远未来，而且这种担心更加持久。在早期，贫困人群得到的救济主要是帮助他们克服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是今天的失业员工即便有这样的救济也不能对未来抱有信心，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还可能掌握必要的技能，使自己继续有生产性？尤其是当我年老以后，是否还有健康的身体来适应变革？当我年老以后，是否有足够的积蓄继续来保证幸福和充实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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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生活中长期的技术和竞争的变化趋势，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保障，以减少贫困人群的数量呢？人们拥有的最宝贵财富往往是他们的人力资本，而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政府能够给自己的公民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使他们能够创造和保持自己的人力资本的价值，因为有弹性的人力资本就是最好的保障。而对于那些不能适应变化的人，则应该提供最低限度的退休金作为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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