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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员工发展有适应能力的人力资本，很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另外需要基础性通用教育来保证他们拥有不断学习的能力，而不是给他们灌输很快就会过时的东西，以及一个成人教育体系，在他们需要再培训的时候总能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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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和基础教育方面，我们想要强调，很多研究都指出，未来的疾病（和学习障碍）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埋下隐患。幼年的营养不良与某些老年疾病的过早出现有联系，例如冠心病和糖尿病8。孕妇的某些不良习惯，例如酗酒和抽烟，也对后代的长期健康有影响。很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在那些贫困的、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儿童身上更加严重，从而导致贫困和疾病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就必须给幼小的儿童提供更多资源，包括营养的供给，医疗检查和治疗以及家庭教育。这些措施会改善儿童的身体健康，有助于他们在未来保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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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考虑人们如何才有足够的适应能力，可以掌握新的技能。由于现代社会的变化节奏加快，同时预期寿命又在延长，这个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在美国，自1900年以来国民的预期寿命增长了29年，差不多等于整个工作年限9。但是在此期间，绝大多数人为自己的生产性进行准备的方式却没有多大改变。尽管寿命增长了很多，但是很多人却和100年以前的人一样，在很小的时候就停止接受正规教育。当然，有更多的人得到了高学位——从1940年到1997年，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增加了10倍以上——还有很多人在工作中得到培训10。但是目前的教育似乎还是为人们的第一个工作而设计的，尽管技术革新、竞争和更高的流动性已经使得绝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工作甚至第一个职业，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工作或者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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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人大约在25岁左右就终止了系统的正规教育，这种教育给人们在参加工作以后的最初几年提供的信息太多，而为今后的半个世纪准备的知识又太少。如果在更早的时候停止正规教育，而在今后能够提供更多的再教育的机会，让人们能够更加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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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商学院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他们为高级经理人提供公开的新课程，以确保他们在从前的MBA教育中得到的技能能够继续得到更新。但我们有理由反思整个高等教育体制，当初设计这个体制的时候，毕业生往往会在一个企业工作一辈子。而我们现在应该有更多的模式化的学位和终生的录取体制（至少在普通课程里）——以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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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这样的灵活性的学位教育很快会开发出来，而教育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教学可以让学生在全职工作的同时获得最新的知识，也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成本。某些大学已经开设的MBA学位课程，其中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进行面对面的教育，而绝大多数交流都是通过讨论组、电子邮件和网上授课来完成，这种课程会得到推广。可以说，要帮助国民适应未来生活的更大不确定性，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高等教育的革命。如果改革成功，学生们花在校园里的时间将会减少，而大学生们看起来也更像人们在商店里看到的顾客那样——有老有小，或贫或富，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在美国，支持退伍军人上大学的《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就显著减少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而提高了保障水平11，高等教育的改革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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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建议的提供保障的形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利益集团将更难以控制资源的分配。实际上，与我们过去所描述的传统关联体系中补贴缺乏效率的情况不同，我们设计的保障制度让个人更加独立，从而削弱了利益集团的基础。一个人力资本的适应性很强的员工能够更好地利用他可能遇到的机会。这样一来，如果用正确方法提供保障，只会促进市场发展而不是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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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那些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适应职业变革的人，可以考虑让他们退休或者为社会做其他工作，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可行的养老金制度。但是很不幸，今天的一代人正面临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对于养老金的安全十分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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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养老金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很多国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开始建立的，最开始得到津贴的人以前并没有支付过，他们的津贴的来源是更年轻的一代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而这些现在缴纳保险金的人自己又在未来得到津贴。这种体系，被称为现收现付制，能够维持的前提是未来的人口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快于需要支付的津贴的增长速度。但是，人口增长速度的减慢和老龄化意味着，发达国家现行的社会保障机制有可能不足以支付未来的人们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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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声称，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维持，不需要人口增长和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不需要政府开支的大幅提高，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不发生奇迹，那唯一的办法只有把社会保障的成本和收益在不同年龄段的人之间更平等地进行重新分配。当然，没有政治家愿意承担风险，建议削减老年人的津贴而触犯这些有权势的人，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把维持现状的可怕后果透露给年轻的一代人。除非政治家们有足够的勇气，否则我们的养老金还将具有不确定性，使我们更难以适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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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很多论述都以发达国家的情况为背景，而它们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要比发展中国家好得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正规的保障体系还很少，大量的保障都是依靠社会的习惯体系，例如大家庭和社区充当着经济波动的缓冲器。除了缺乏正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外，它们还缺乏很多其他的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例如个人破产法律，来降低对竞争的失败者的惩罚。这些国家必须在未来建立必要的正规保险机制，来吸收越来越大的经济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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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水平很低，所以它们在创建正式的社会保障体制时有可能避免发达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它们可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把保障数额控制在最低水平，而让公民自己选择是否需要扩大保障水平，它们还可以更多借助私人部门，而避免建立一个自我强化的官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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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具有优势，在提高增长速度的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重视了儿童的医疗和基础教育，对儿童的健康和教育体系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发达国家。在未来，这将有助于它们克服市场经济的内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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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政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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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我们已经提出了减少利益集团和贫困人群反对市场的动力的建议，下面是关于如何削弱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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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产品和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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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影响立法机构的权力，最有效的办法是向国际竞争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开放金融市场。这是我们对于历史分析所得到的主要教训，在对于开放政策的反对声音日益高涨的今天，这样的教训如何夸大都不会过分。当世界经济在整体上处于开放状态时，一个国家并没有动力单方面关闭贸易和资本流动，因为贸易和资本总是能找到钻空子的办法，除非是古巴或者朝鲜这样的极权政府。但是如果出现反对开放的大规模运动，即使只发生在几个大的国家，也容易诱使政治家采取封闭政策。这正是近年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浩大和激烈的反全球化抗议活动带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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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抗议，经济学家们的回答往往是强调国际贸易带来的效率收益——通过比较优势法则——如果各个国家都专注发展自己最擅长的产品，那么生产效率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改进，使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12。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通常对于自由的国际资本流动表现得比较冷淡。我们并不能忽略贸易产生的效率收益的重要性，但是同时要强调保持开放带来的另一种好处：削弱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力量，而自由的资本流动在这方面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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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为什么开放是有益的？答案非常简单，开放带来了外来的竞争——利益集团不能通过政治手段来约束这些外来者。保持对外开放的承诺迫使利益集团放弃政治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而必须采取更硬的功夫：更有生产效率。由于美国不能控制英国的金融管制，欧洲市场得以发达起来，甚至威胁到美国的金融统治地位。最终，欧洲市场带来的竞争和选择促进了英国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共同发展，也带动了世界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开放迫使政治当局在提高普遍的国民经济福利方面展开竞争，否则，当局可能忽略不重要的大众而集中服务于少数有影响力的人的利益。开放有助于开放的经济在整体上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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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产品和金融市场上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发达国家来说，开放给它们带来的好处很明显，但是对于不发达经济，突然的自由化是有风险的。虽然一个自由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但是这些在保护伞下面生活了数十年的经济体，需要建立保证市场良好运转的基础设施。在短期内，把这样的经济置于国际竞争的风浪之中或许是有害的，部分是因为这会导致很多市场经济的推动力量不幸破产——比如职业人士、中小企业主、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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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正确做法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设施之前限制竞争13。但是这种渐进主义的政策有更大的风险：由于减慢了自由化的进程，改革可能陷入停滞状态。如果利益集团认识到基础设施和技能的提高会带来开放的竞争，那他们可能阻碍这些方面的进展。实际上，渐进主义者往往预测国内的金融业改革要领先于对外开放资本流动，而实践上往往是资本流动开放在前14。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政府来说，如何既做出提高竞争水平的承诺，又同时建立起市场的基础制度，的确是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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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贸易区域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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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世界能够提供的最好帮助是提供改革的动力。在贸易区里的更富有的国家可以提供很多办法来鼓励改革，而不用通过强迫15。例如，他们要求参加贸易区的成员国建立某些市场基础设施，那么正在申请加入的国家就产生实施改革的动力，而不是无限期地推迟。利用在大的贸易区里拓展市场机会为诱饵（例如欧洲共同体或者北美贸易协定），这些国家促进了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的国家深化内部改革16。例如，土耳其现在就不但致力于改善经济结构，而且更加尊重人权，包括对库尔德人的态度，以期达到欧盟的成员国标准，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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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的国家并不属于任何贸易区，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尝试为它们的改革提供动力。发达国家可以为本国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例如，停止补贴本国的农业，降低纺织品之类的贸易壁垒。假如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减少，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小企业主就可能富裕起来，如同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那样，成为推动本国建立活跃的开放市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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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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