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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鲁士──而且或多或少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德国，情况与英国或法国在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很大不同，那就是：普鲁士从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一个真正统一的重商主义社会。从文化和社会上讲，其理想的社会类型和主导性社会秩序还属于重商主义社会类型，其代表群体则是专业人士、大学教师、文职公务员、商人和银行业者组成的中产阶级。但是，其政治权力，却掌控在反重商主义的“容克”地主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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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渊源上说，“容克”本是乡村的中上层阶级，其经济地位和社会信念与英国的乡绅非常相像。如果仅仅因为其姓名前有一个作为高贵象征的“冯”(von)字，就把困窘而僵化的路德派的“容克”们当做贵族，这简直是离题万里，无与伦比地远离了真实状况。鉴于对作为军官的一份薪水以维持生计的依赖，以及梦寐以求晋到少校军衔的仕途野心，“容克”实际上也就像英国拥有土地的乡绅和法国的自耕农一样，不过是17世纪和18世纪商业革命的产物而已。在经济上，他依赖于向国家出售其服务和向城市出售其农产品。从社会而言，他不过是集权国家的产物，而常备军队、城市以及集权国家，本身都不是封建主义的产物，而恰恰是封建主义遭到毁灭的产物。“容克”尽管身属中产阶级，但其心态却是反重商主义的。他穷困潦倒；他属于路德派教会并坚信贪欲的危险；尤其至关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愿意将个人私利作为道德行为的指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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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克”与自由派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敌对状态，给德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种对抗，使得拿破仑时代普鲁士的伟大改革家施泰因、沙恩霍斯特和格纳森们，试图在19世纪的普鲁士开创一个成功而统一的重商主义社会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它造成了德国社会人格的根本分裂──而这正是隐藏在一切“两个德国”或“德国──化身博士的双重人格”之类妄言背后的真相。最后，它还得部分地为那种保守性的幻想负责，他们居然幻想希特勒也会变成一个保守派，理由是他也反对自由派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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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于前工业社会内部的冲突，赋予了德国的工业生产者们──包括雇主和工人双方，比在法国或英国更多的突出地位和威望。表面看来，19世纪的德国似乎比英国和法国都更接近于问题的解决。19世纪80年代由“容克”们倡导的给工人提供某些社会保障的社会立法，起初似乎确实提供了一条真正的社会融合之路。德国的银行与工业之间紧密的金融联系，也似乎使全国的经济一体化看到了曙光。但实际上，德国未能融合的状况远比它的西边邻居们糟糕得多。因为这种前工业的社会在西边邻居们那里是统一的，并且发挥着功能，而在德国却是分裂的，并且混乱无序。这样，在西边邻居们尚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一息尚存，保持着一定的社会承受力时，德国早已因不堪重负而陷入混乱、分崩离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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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情况则与工业欧洲的情况极其不同。乍看上去，这个国家的社会似乎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欧洲大陆上极其突出的城乡冲突在这里似乎是消声匿迹、无足轻重了。它也不像英国那样存在着一个前工业时代的统治阶层。不过，尽管美国与欧洲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兹比较的基础，但美国的价值观、信念和主导性社会秩序，也仍然属于前工业社会的形态，而且也还尚未发展形成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大致说来，还是那句老话说得不错，这个国家是杰弗逊的社会信条和汉密尔顿的现实的混合物。有着个人自由的农场主，作为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自主、自负责任的公民，已经充当了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理想的典型代表。但是现代化的大批量生产工业，也已经成为了代表性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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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社会信念和社会理想的前工业时代特征表现在，“边疆开发区”总是处于美国政治思考的核心性重要位置上。而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以下的危险谬论能够流行的原因，这种谬论认为：由于不再有可自由垦植的土地，我们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正日益遭受着威胁。新大陆上独立自由的农场主的边疆开发区，也许是一个仍处于乡村式的重商主义商业社会最符合逻辑的──当然也是最成功的伟大社会理想。它不仅仅是前工业时代的，而且就其排斥一切社会功能性的组织而言，它还是直接反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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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前工业特征，还表现在美国那些成功故事的典型模式上──这种典型性既体现在虚构的也体现在真实的故事中──这种故事总是从某个新英格兰或堪萨斯州的贫穷农场上的童年开始；总统竞选运动中那些老套路的“小木屋”故事，不过是这一伟大的美国传奇的一个传统惯例化版本而已。这一事实表明，其成员多数经由农场选票选出来的政治机构──参议院，已成为所有经由选举产生的机构中最受人尊敬并且被认为是最忠实地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机构。那种认为只有新来移民才去做非熟练工人的传统信念，以及那种认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总是能够独立于工业体系之外（充当农场主、店主、专业人员）的传统信念，同样反映了这一社会的基本的前工业性质。此外，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属于南方的地区，有着浓重的意识性反工业主义，及其代代相传于乡村的统治阶级的前工业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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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人对机械学所怀有的巨大热情，也许某种程度上表明这个国家比欧洲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了一步。但是，机械和技术天赋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药到病除地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较之昨天的欧洲代表性群体眼中那充满敌意、遥不可及而又令人疑惧不堪的工业的形象，对于典型的美国人而言，工业无疑有了令人尊敬、振奋人心并且贴近生活的品性。然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和信念，却仍然是那种传统的社会的价值观和信念，没有大公司，没有大批量生产，没有永久性劳动阶级，没有强大的管理层力量。从心灵深处看，普通的美国人其实是人民党人。而直至今天，人民党主义的骨子里仍然主要包含着对工业体系现实的拒绝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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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个人整合融入市场，重商主义社会赋予了个人以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而市场上的合法性权力则掌控着社会的决定性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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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通常被视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性制度，但其实它本是19世纪处于中心地位的社会性制度。置身市场并且通过市场，19世纪掌控起了它的物质现实。置身市场并且通过市场，它也表达了自己的基本信念和目标。19世纪将人的本质视做“经济人”，将社会的目标视做通过经济发展建构起自由和正义。相应地，个人则通过行使其个人财产权参与到社会中来，而这种权力，也构成了市场上的合法性权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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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它自始至终都构成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源头。较之19世纪西方世界的商品日渐丰富和经济上的贫富差距通过市场方法日趋得到平抑，20世纪的商品极度稀缺，财富分配在穷人与富人之间有巨大差距，这就使得财产在20世纪比在19世纪更加彰显了其对个人的重要性。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在维持生计上日渐容易，因此个人也变得不再那么蝇营狗苟惟利是图。只要读一读简·奥斯汀的作品，再把她有关1800年的英国中上层阶级的描写与100年后的同一阶级做比较，就可以发现，在重商主义的世纪中，那种对财富和金钱的贪欲在个人的行为动机中正一步步变得不再那么凸现。而日思夜想，最强烈最迫切地抱持着那种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的欲望的人，反而是那些最远离市场，并且对市场最充满敌意的群体，比如极度缺乏土地的爱尔兰人和巴尔干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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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人所共知的指责──重商主义社会以其惟利是图的“营利主义”而使人蜕化成了只知道抓钱的猪猡式的守财奴──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伪妄之辞。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将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构也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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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社会并没有使人变得对经济财富更感兴趣，它并没有改变人类的本性，而且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真正改变人类的本性。人们在其经济生活中总是要努力获取经济成功，这与他们在其他一切生活领域也都会去努力获取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便“经济人”作为社会理想的类型退去以后，人们在其经济生活中仍然需要获取经济成就。未来的银行从业者，或者其他承担信贷经纪人功能的无论任何人，在经营或者执业中主要总是以营利为目的，或者总是要以从其管理中获取报酬为目的，而不是为了“获取健康”或者其他什么非营利性目的。不同的人面对不同领域的事业活动中的不同报酬，会有着不同的价值评价。但显然存在着基本的人的类型，他们以不同的活动实现的都是追求其个人满足。而且很可能的是，这些类型及其各自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在整个历史上大体保持不变，并且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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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与社会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从社会角度看，重商主义社会给财产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在以往，财产一直被看做是社会秩序的结果。人们获取财产的资格通常与他们的某种社会身份相联系；或者，他们获得财产是作为他们在某一突出的社会领域所取得成就的回报。财产过去是作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附属物的。但是，重商主义社会却将其颠倒了过来，把财产看做是社会身份的原因。它使得个人财产权的行使过程体现为个人的社会功能。它使得经济报酬成为了社会意义上的报酬，使得经济声望成为了社会重要性的决定声望，使得经济活动成为了社会的代表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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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统计数字上看，主要致力于获取经济收益的人数在19世纪的社会可能与先前的社会一样多；而不通过市场满足自身需要的人也可能一样多。然而，社会并不是一个纯粹统计的问题，而是要看重点所在。值得关注的不应该是数字，而是隐藏在统计数字背后的起选择和组织性作用的原则与信念。决定社会特性的不是主导性的社会领域，而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领域。而重商主义社会的重点所在、选择和组织的原则、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领域，都聚焦于经济活动之上，这种经济活动基于个人财产权之上并通过市场昭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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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它的社会意义和社会效果却是变化的。洛克在17世纪接近尾声时说过：某物之所以成为某人的财产，乃是因为此人在此物上附加了自己的劳动。这句话代表了一种作为社会基础和作为社会权力正义性的革命性激进的崭新财产观念。财产以往被定义为人类行动和社会权力的目标，而现在它成了社会行动的工具。这也正是亨利·梅恩爵士的著名警句“社会进步是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含义。梅恩说，以前，首先是身份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据此衍生出人与财产的关系。现在则是颠倒过来，由财产与财产之间的关系──这是契约的本质，决定着尚无其他社会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身份关系。换言之，正是通过财产，个人才得以被整合成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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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财产观念意味着整个经济领域都得受市场支配，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能够转化为财产。由此，坚持市场体制意味着必须将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基本因素都视为商品并且作为商品来对待：土地、劳动力、金钱。那种认为土地与其他财产或劳动力与其他财产在类型性质上有所不同的主张，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种主张会导致需要对社会进行非市场的整合，而且这种主张将会构成对“经济人”的否定。工人必须被视为拥有一种被称为“劳动力”的商品财产的人──这种财产与其他任何财产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由此他才能被认为有能力和资格通过市场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其作为“经济人”的本性，并且在这种活动中，他得以获得其社会身份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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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但也最不被理解的，是如何组织市场内部的决定性社会权力。根据教科书的说法（即使是那些承认财产功能是19世纪社会的合法性社会权力之基础的少数教科书），重商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领域不存在统制。经济活动中不存在统制，在传统上被看做是“自由放任”的典型特征。然而，这一信念仅当统制一词被最狭隘地定义为政治主宰的意思时才站得住脚，而且才真正有意义。而从其他任何定义角度，这种传统信念的真实性都大有问题。许多作者坚持认为经济领域实在过于重要，不能任其没有统制，而且需要有政府介入。他们这么认为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他们错只错在认为他们自己是在批驳自由放任或是在抨击重商主义社会。其实他们所抨击的要不就是他们自己所主观臆造的一个令人厌憎的怪物──“无政府主义市场”，要不就是19世纪的自由所主要依傍的那种政治原则，这种原则主张将政治政府与社会决定性领域里的统制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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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谓无统制、无正式建立的管理机构的“无政府主义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自由放任的意思不过是指政治政府的管理只被限制于狭义的政治领域，越出这一范围的管理就不再具有合法性。然而，市场有其自身的合法性权力。它有着自己的统制和权威机构，尽管这些统制和权威机构不属于政治领域的政府。经济领域的统制者们，也像政治领域的政府一样，满怀着各种权力动机。他们就像议会或国会那样充分耍弄着权谋伎俩，只是他们各种活动的动机、目标和手段，有别于且独立于政治领域本身的动机、目标和手段而已。总之，自由放任并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要求政治领域的政府遵守不同领域和统制规则的职能分工而已。它不仅不反对市场的规则，而且要求发展这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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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由放任的理论要求，市场不仅仅保护了自身免遭政治政府的干预，还通过形成自己的政治制度而将政治政府排斥在外。这其中，最重要并且最强大的莫过于国际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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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使货币和信用服从于最完善的市场──国际贸易的支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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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看，一旦一国的工业的成长超越了初始阶段，再将国内商业置于对外贸易平衡的支配之下就丧失了正当的理由。只有在英国，对外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才到了需要保证其首要地位的地步。但是，即使是在英国，如果当初对外贸易与国内信贷及利率之间不存在这种直接联系的话，工业体系从经济上说不定会表现得更好。1931年，随着金本位制被废止，这一直接的联系自然被切断，其后的实践证明金本位制的传统理由并不成立。对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其对外贸易基本上只处于边缘地位，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业，因而金本位制在经济上很可能就弊大于利，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优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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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从经济效率视角对金本位制的讨论完全是一个错误。因为，金本位制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工具，用以建立凌驾于工业体系之上的市场霸权，也用以维持政治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并列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重商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由。随着货币和信用自动受市场流转的决定，创造信用的权力就不再由政府控制。而金本位制正是阻止政治政府觊觎该权力和该领域的制度障碍。重要的是，它不仅使市场把握控制着工业体系，而且防止了政治政府对工业体系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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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种试图通过金本位制把工业体系置于市场控制之下的努力被证明无效之后，金本位制至少也保证了工业领域处于一个非个人化的区域──该区域是市场社会与多数统治的政治政府之间的缓冲区。1918年以后，尤其是1931年以后政府对这一缓冲区的侵占，在经济制度领域的最大意义就是它意味着作为社会的市场的坍塌瓦解。1918年以来动态信用政策的发展──始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开放市场”政策，在瓦解重商主义社会所基于的政府和市场并列状态方面，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因此，将货币和信用置于工业生产的从属地位，这是目前各国的战争经济中异常突出的做法，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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