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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场发展到一个完美程度应该归功于英国。也正是作为最成熟的重商主义社会这一角色，给了英国领导19世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地位，并使它成为代表着19世纪的国家。然而，任何一个有过英国商务经历的人都知道，英国社会经济领域并不是没有规则，个人自利的机械行为论不过是一个不实的神话。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其时笔者本人就在伦敦城工作，从业于被认为是所有职业中“最自由的”国际银行业），旧的市场性质的重商主义政府依然还在发挥功能。尽管已经风光不再，已经只是25年或50年前状况的一个缩影，但它依然是一条强大、高效而又铁面无情的规则。没有任何商务人士──银行家、股票经纪人、批发商或保险代理人，能够承受漠视这一规则的代价。将适度建构起的市场权威规则甩开一边，意味着将迅速受到惩罚。即便是那些金融大亨或商业巨贾，也不能够长久地刻意违反这些规则或统制者的管理规范。否则，违背者所得到的惩罚对其企业将会是毁灭性的。这一经济死刑的判决将由统制者宣布做出，并且执行起来将迅速而毫不留情，还不可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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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管理者行使其权力都是通过典型的市场化制度机构进行：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货币市场、商品交易所、外汇交易市场、货运交易机构，等等。这些机构都以市场利益作为统制的依据；也就是说，为的是保持商业主义社会运转这一政治目的。人们必须了解到，将市场的运转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之上，这其实不过是市场上的政治才能象征而已。这与政治体系中将国家的利益基于个人的仕途升迁之上这一声誉并无二致。最后，市场治理的强制性权力是通过管理者授予或否定个人进入市场成为市场成员的资格而行使的。例如，如果英格兰银行（在所有商业管理者中是最强大最典型的）要抑制外汇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它并不是通过发布什么法令来进行，因为那样做简直与市场精神格格不入，它只是通过暗示信息的传播扩展来进行。显然，暗示信息是非正式地放出去的──譬如在午饭的餐桌上，在打电话闲聊中，在证券交易所里，或是通过外汇经纪人等等。没有人，最起码是直到上次大战后整个市场结构开始解体之前，还没有人被正式要求削减其外汇交易量。违背者当然不会被送上法庭也不会被羁押。但假如他无视这一暗示──随后也许还有谨慎的提醒，他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被置身于这样一个悲惨境地：信用被削减甚至终止了，自己的“名字”在证券交易市场不再被视为“按规定条例交付”，自己的汇票背书在货币市场上不再被接受为“银行可兑签名”。他的人身当然将毫发未损，但是其个人财产所赋予他的社会权力──即市场的进入资格和在市场中的平等成员资格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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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社会里经济领域的这种治理，也就是统制着每一个商业体系的同一种治理：商业的寡头治理。就权力、组成、规范和目标而言，19世纪英国、美国或德国经济领域的合法性统制与15世纪的商业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汉萨同盟或16世纪的安特卫普的商业精英统制并没有什么不同。宪法不可能规定谁是规则制定者，以及如何才能成为规则制定者。在这方面1850年的伦敦城与1450年的威尼斯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不过，19世纪在伦敦、纽约、波士顿、阿姆斯特丹、汉堡或巴黎商界的每一个人，都准确无误地知道，谁是“圈内的”而谁又不是，谁举足轻重而谁又无足轻重，为何这家商号强大而另一家只是富有，为什么来自这个人的暗示就是规则命令而来自另一个人的却毫无价值。规则制定者的资格是不确定的，就如同他们何以众所周知和不言而喻一样。仅仅只有财富是不够的，事实上，商业寡头中最富有的那些商号常常并不是“圈内的”。同样，仅仅只有名声和传统也不够。当然，更不是只靠着经营技巧的娴熟。实际上往往相反，过于“精明”或“敏锐”反而几乎会使其资格自动丧失。因此，这种资格应是财富与经验，传统与机敏，经营上的敏锐与对非成文法规的看不见的限制的通晓把握，以及责任心、正直感和首创精神等等的混合──那种无声无息但却又具体实在的资格，也许只能用“位望”(standing)一词来表述。商业体系中某个成员被提升到规则制定者的行列，这本身乃是该社会群体心照不宣的赞许和寡头集团同样心照不宣的共同选择的结果。这种提升可能通过下列一些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受邀参加某次债券的发行，受选作为英格兰银行董事会董事，又或者只是受邀参加某场牌局或成为某个早餐俱乐部成员。这些表面上看来不拘形式的每一种形式的含义，在整个这一社会群体中完全是人所共知的。在简·奥斯汀、萨克雷或伊迪丝·华顿笔下所描绘的社会中，对处于规则制定者地位的寡头集团的勾画确实非常清晰生动，但是要准确地说出其界限何在，却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统治结构不仅在寡头集团中非常典型，而且对既需要高度弹性，又需要高度纪律的市场而言，更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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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18世纪后期的庞大体系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运转良好的功能性工业社会。其实，甚至根本就难觅工业兴起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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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代人中，只有一个人对工业进行了关注──汉密尔顿。他不仅留意了工业革命，还洞察了其意义。他的一生身处那些伟大发明层出不穷的时代。他一生的黄金时期正好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后整整40年，而他又刚好去世于蒸汽机车面世之前20年。但是，他的同时代人都没有意识到，在汉密尔顿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必要性的坚持以及他对民众的不信任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对即将来临的工业化革命过程的惊人洞察。在今天不带偏见的读者看来──无论其是否与汉密尔顿有着相同的政治信念──无论是《制造业报告》还是其任财政部长时所提出的诸多有关财政和银行业的提议，汉密尔顿都似乎充满了先知先觉。在其同时代人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保守的托利党分子试图建立一个凌驾于自由农场主之上的君主政体的企图而已。工业化问题至关重大，这可以说是汉密尔顿全部政治思想的基础，可惜高处不胜寒，当时无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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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普遍的短视之所以尤其值得关注，是因为其同时代可谓伟人辈出，杰弗逊、麦迪逊、查理时代的泰勒、约翰·亚当斯，个个洞察入微、天才横溢，都是充满了伟大原创力的顶级政治思想家。他们对于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的理解，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他国可以说都无人能出其右。但是，过分植根于重商主义社会的思考取向遮蔽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眼中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农业生产者与贸易经销商之间的关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正在迅速地酝酿形成，助力这一形成过程的是它自身拥有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力量──工业体系。在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有关工业的谈话中，口气中充满了轻蔑和反感。在他们的头脑和思想中，根本就没有为工业留下任何空间，因为工业与他们的信仰、制度和价值观都是格格不入、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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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察觉并理解各自时代的工业革命，这绝对不是美国人独有的情况。同一时期的欧洲几乎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新生力量的意义，尽管这一力量在旧有力量终于组织起来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亚当·斯密也曾讨论到了工业生产，但却似乎对它嗤之以鼻、不以为然，认定它毫无前景。伯克，这位19世纪英国自由社会之父，在其社会学和经济学著作中也几乎对工业生产只字未提。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们的情况也几乎如出一辙。普鲁士的施泰因虽然自己本身就直接管理着大规模的工业企业──王国政府所拥有的矿山和铁厂，但他对工业生产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却毫无觉察，以至于在对新的自由普鲁士社会阶层基础的提议中，排他性地只包括三个前工业时代的社会阶层──乡村的乡绅阶层，城市的专业人士、商人和工匠，以及自由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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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危机，工业体系才被视为一种新的因素。但是，即便是马克思，他挖掘和融合了那一时期许多伟人，无论是保守者还是激进者，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空想主义者的分析和诊断，也未能察觉到工业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整合与政治力量问题，与重商主义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不仅仅是马克思的思想，这一点已经经常被提及，而且他的社会都不过是18世纪和前工业时期的正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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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19世纪末，人们才认识到存在着一个与工业社会有关的问题。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美国的布鲁克斯和亨利·亚当斯，法国的索雷尔，以及德国的“学院社会主义者”们，首先看到了工业体系的成员尚没有被融合进来，而且工业体系中的决定性政治权力并不具有合法性。是他们首先看出了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工业社会，而是一个重商主义社会，而且这一社会充其量只能囫囵吞枣地容纳而不能交融整合我们时代的工业现实。亨利·亚当斯关于直流发电机作为社会权力的新来源的著名发现，预示了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在1941年秋美国参战时到达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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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社会的组织与工业现实之间的冲突，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所基于的两种经济行为理论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一种是通常被称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另一种是垄断理论。二者都假定了一种生产体系，在这种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不同程度地严格受到土壤肥沃程度、气候条件和其他非人类所能控制的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二者假设的都是一种前工业时代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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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仍是基于上帝决定且人类自身无从改变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补性商品交换。英国出口羊毛织品以换取葡萄牙的酒类，这正是自由贸易的典型例子。基于此，期望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和平安宁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因为假如所有贸易都是互补的，并且假如生产总量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所有生产者都可自由地获取所有原材料，就应该能够真正消除那些通常导致经济对抗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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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理论与其前工业假设同样具有一致性。假如供给不管需求如何都被固定在一个极其窄的限度内而不能有所增加，那么通过削减产量和提高价格就能获取最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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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从重商主义社会的理论假设转向工业体系的现实，自由贸易理论和传统垄断理论二者就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在工业体系中，生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固定不变，因为丝毫不可改变的生产条件是不存在的──除了极端的限制。今天，如果某个国家不生产铁钉，而且也生产不了铁钉，除非花费其邻国五倍以上的成本，这也并不能肯定20年之后它就成不了规模最大价格最低的铁钉生产国。工业体系的生产是竞争性的，而不是互补性的；是变化无定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自由贸易，可能使尚未完全工业化国家的偶然劣势变成永远的劣势，同时也使那些已充分工业化的国家居于不败之地永远获益。自由贸易，在重商主义社会里可以给遵守礼让规则的国家联合体中的最弱小成员带来好处，而在工业条件下，它却劫贫济富，总是以牺牲弱国利益来富强最强的国家。它不仅是造成经济迟滞的工具，而且也成了歧视新工业和新国家的工具。这一点，至少在1840年宣传奉行这一政策的工业上更先进的英国对当时又弱又小尚处于襁褓时期的美国工业体系来说是如此，而今天奉行这一政策的美国对拉美、亚洲和非洲这些以前的原材料生产国的弱小工业体系来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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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的垄断理论更是沦落到了极其荒唐的境地。在工业体系自身并不存在生产上的技术限制，而需求却并不是无限弹性的。因此最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恰好与适应前工业体系中限止供给的情况下的行为相反。不是削减产量和提高价格，而是最大化产量和最低化价格，这才是工业体系经济最有利可图的政策。毫无疑问，亨利·福特所赚的钱，比旧学派中所有垄断者加起来赚的还要多。他与他的追随者们，通过那些较之小规模竞争性企业所可能达到的效率高得多、强大得多的垄断或半垄断组织而大肆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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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旧派的重商主义理论发现自己难以对新的垄断者们加以抨击，因为它自己的论点之一就是垄断从经济上讲应该就是低效率的。它没有能够察觉，对于现代大型企业公司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效率问题，而是政治结构和权力问题，因为重商主义社会对于市场之外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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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17046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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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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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4章 20世纪的工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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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时代工业体系的代表性社会现象是大批量生产的工厂和公司。装配流水线是这一现象的代表性物质环境，而公司则是代表性的社会机构。大规模的工厂，已经取代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乡村和贸易城镇的位置。公司则已经取代庄园和市场而成为基本机构，正是置身于并通过这一机构进行着物质现实的社会性组织。而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则已成为工业体系内部的决定性和代表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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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经济的机构。但是，公司有何种独特的经济功能呢？这种功能是合伙关系无法履行得同样好的。发放信贷需要银行。但是，一家大工厂，其生产效率、经济效能或盈利能力等都并不受其所有者类型的影响，无论它是个人所有还是公司所有，都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公司这种机构也并不履行任何技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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