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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它自始至终都构成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源头。较之19世纪西方世界的商品日渐丰富和经济上的贫富差距通过市场方法日趋得到平抑，20世纪的商品极度稀缺，财富分配在穷人与富人之间有巨大差距，这就使得财产在20世纪比在19世纪更加彰显了其对个人的重要性。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在维持生计上日渐容易，因此个人也变得不再那么蝇营狗苟惟利是图。只要读一读简·奥斯汀的作品，再把她有关1800年的英国中上层阶级的描写与100年后的同一阶级做比较，就可以发现，在重商主义的世纪中，那种对财富和金钱的贪欲在个人的行为动机中正一步步变得不再那么凸现。而日思夜想，最强烈最迫切地抱持着那种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的欲望的人，反而是那些最远离市场，并且对市场最充满敌意的群体，比如极度缺乏土地的爱尔兰人和巴尔干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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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人所共知的指责──重商主义社会以其惟利是图的“营利主义”而使人蜕化成了只知道抓钱的猪猡式的守财奴──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伪妄之辞。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将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构也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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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社会并没有使人变得对经济财富更感兴趣，它并没有改变人类的本性，而且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真正改变人类的本性。人们在其经济生活中总是要努力获取经济成功，这与他们在其他一切生活领域也都会去努力获取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便“经济人”作为社会理想的类型退去以后，人们在其经济生活中仍然需要获取经济成就。未来的银行从业者，或者其他承担信贷经纪人功能的无论任何人，在经营或者执业中主要总是以营利为目的，或者总是要以从其管理中获取报酬为目的，而不是为了“获取健康”或者其他什么非营利性目的。不同的人面对不同领域的事业活动中的不同报酬，会有着不同的价值评价。但显然存在着基本的人的类型，他们以不同的活动实现的都是追求其个人满足。而且很可能的是，这些类型及其各自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在整个历史上大体保持不变，并且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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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与社会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从社会角度看，重商主义社会给财产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在以往，财产一直被看做是社会秩序的结果。人们获取财产的资格通常与他们的某种社会身份相联系；或者，他们获得财产是作为他们在某一突出的社会领域所取得成就的回报。财产过去是作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附属物的。但是，重商主义社会却将其颠倒了过来，把财产看做是社会身份的原因。它使得个人财产权的行使过程体现为个人的社会功能。它使得经济报酬成为了社会意义上的报酬，使得经济声望成为了社会重要性的决定声望，使得经济活动成为了社会的代表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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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统计数字上看，主要致力于获取经济收益的人数在19世纪的社会可能与先前的社会一样多；而不通过市场满足自身需要的人也可能一样多。然而，社会并不是一个纯粹统计的问题，而是要看重点所在。值得关注的不应该是数字，而是隐藏在统计数字背后的起选择和组织性作用的原则与信念。决定社会特性的不是主导性的社会领域，而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领域。而重商主义社会的重点所在、选择和组织的原则、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领域，都聚焦于经济活动之上，这种经济活动基于个人财产权之上并通过市场昭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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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它的社会意义和社会效果却是变化的。洛克在17世纪接近尾声时说过：某物之所以成为某人的财产，乃是因为此人在此物上附加了自己的劳动。这句话代表了一种作为社会基础和作为社会权力正义性的革命性激进的崭新财产观念。财产以往被定义为人类行动和社会权力的目标，而现在它成了社会行动的工具。这也正是亨利·梅恩爵士的著名警句“社会进步是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含义。梅恩说，以前，首先是身份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据此衍生出人与财产的关系。现在则是颠倒过来，由财产与财产之间的关系──这是契约的本质，决定着尚无其他社会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身份关系。换言之，正是通过财产，个人才得以被整合成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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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财产观念意味着整个经济领域都得受市场支配，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能够转化为财产。由此，坚持市场体制意味着必须将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基本因素都视为商品并且作为商品来对待：土地、劳动力、金钱。那种认为土地与其他财产或劳动力与其他财产在类型性质上有所不同的主张，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种主张会导致需要对社会进行非市场的整合，而且这种主张将会构成对“经济人”的否定。工人必须被视为拥有一种被称为“劳动力”的商品财产的人──这种财产与其他任何财产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由此他才能被认为有能力和资格通过市场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其作为“经济人”的本性，并且在这种活动中，他得以获得其社会身份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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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但也最不被理解的，是如何组织市场内部的决定性社会权力。根据教科书的说法（即使是那些承认财产功能是19世纪社会的合法性社会权力之基础的少数教科书），重商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领域不存在统制。经济活动中不存在统制，在传统上被看做是“自由放任”的典型特征。然而，这一信念仅当统制一词被最狭隘地定义为政治主宰的意思时才站得住脚，而且才真正有意义。而从其他任何定义角度，这种传统信念的真实性都大有问题。许多作者坚持认为经济领域实在过于重要，不能任其没有统制，而且需要有政府介入。他们这么认为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他们错只错在认为他们自己是在批驳自由放任或是在抨击重商主义社会。其实他们所抨击的要不就是他们自己所主观臆造的一个令人厌憎的怪物──“无政府主义市场”，要不就是19世纪的自由所主要依傍的那种政治原则，这种原则主张将政治政府与社会决定性领域里的统制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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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谓无统制、无正式建立的管理机构的“无政府主义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自由放任的意思不过是指政治政府的管理只被限制于狭义的政治领域，越出这一范围的管理就不再具有合法性。然而，市场有其自身的合法性权力。它有着自己的统制和权威机构，尽管这些统制和权威机构不属于政治领域的政府。经济领域的统制者们，也像政治领域的政府一样，满怀着各种权力动机。他们就像议会或国会那样充分耍弄着权谋伎俩，只是他们各种活动的动机、目标和手段，有别于且独立于政治领域本身的动机、目标和手段而已。总之，自由放任并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要求政治领域的政府遵守不同领域和统制规则的职能分工而已。它不仅不反对市场的规则，而且要求发展这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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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由放任的理论要求，市场不仅仅保护了自身免遭政治政府的干预，还通过形成自己的政治制度而将政治政府排斥在外。这其中，最重要并且最强大的莫过于国际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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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使货币和信用服从于最完善的市场──国际贸易的支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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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看，一旦一国的工业的成长超越了初始阶段，再将国内商业置于对外贸易平衡的支配之下就丧失了正当的理由。只有在英国，对外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才到了需要保证其首要地位的地步。但是，即使是在英国，如果当初对外贸易与国内信贷及利率之间不存在这种直接联系的话，工业体系从经济上说不定会表现得更好。1931年，随着金本位制被废止，这一直接的联系自然被切断，其后的实践证明金本位制的传统理由并不成立。对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其对外贸易基本上只处于边缘地位，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业，因而金本位制在经济上很可能就弊大于利，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优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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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从经济效率视角对金本位制的讨论完全是一个错误。因为，金本位制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工具，用以建立凌驾于工业体系之上的市场霸权，也用以维持政治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并列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重商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由。随着货币和信用自动受市场流转的决定，创造信用的权力就不再由政府控制。而金本位制正是阻止政治政府觊觎该权力和该领域的制度障碍。重要的是，它不仅使市场把握控制着工业体系，而且防止了政治政府对工业体系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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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种试图通过金本位制把工业体系置于市场控制之下的努力被证明无效之后，金本位制至少也保证了工业领域处于一个非个人化的区域──该区域是市场社会与多数统治的政治政府之间的缓冲区。1918年以后，尤其是1931年以后政府对这一缓冲区的侵占，在经济制度领域的最大意义就是它意味着作为社会的市场的坍塌瓦解。1918年以来动态信用政策的发展──始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开放市场”政策，在瓦解重商主义社会所基于的政府和市场并列状态方面，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因此，将货币和信用置于工业生产的从属地位，这是目前各国的战争经济中异常突出的做法，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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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场发展到一个完美程度应该归功于英国。也正是作为最成熟的重商主义社会这一角色，给了英国领导19世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地位，并使它成为代表着19世纪的国家。然而，任何一个有过英国商务经历的人都知道，英国社会经济领域并不是没有规则，个人自利的机械行为论不过是一个不实的神话。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其时笔者本人就在伦敦城工作，从业于被认为是所有职业中“最自由的”国际银行业），旧的市场性质的重商主义政府依然还在发挥功能。尽管已经风光不再，已经只是25年或50年前状况的一个缩影，但它依然是一条强大、高效而又铁面无情的规则。没有任何商务人士──银行家、股票经纪人、批发商或保险代理人，能够承受漠视这一规则的代价。将适度建构起的市场权威规则甩开一边，意味着将迅速受到惩罚。即便是那些金融大亨或商业巨贾，也不能够长久地刻意违反这些规则或统制者的管理规范。否则，违背者所得到的惩罚对其企业将会是毁灭性的。这一经济死刑的判决将由统制者宣布做出，并且执行起来将迅速而毫不留情，还不可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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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管理者行使其权力都是通过典型的市场化制度机构进行：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货币市场、商品交易所、外汇交易市场、货运交易机构，等等。这些机构都以市场利益作为统制的依据；也就是说，为的是保持商业主义社会运转这一政治目的。人们必须了解到，将市场的运转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之上，这其实不过是市场上的政治才能象征而已。这与政治体系中将国家的利益基于个人的仕途升迁之上这一声誉并无二致。最后，市场治理的强制性权力是通过管理者授予或否定个人进入市场成为市场成员的资格而行使的。例如，如果英格兰银行（在所有商业管理者中是最强大最典型的）要抑制外汇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它并不是通过发布什么法令来进行，因为那样做简直与市场精神格格不入，它只是通过暗示信息的传播扩展来进行。显然，暗示信息是非正式地放出去的──譬如在午饭的餐桌上，在打电话闲聊中，在证券交易所里，或是通过外汇经纪人等等。没有人，最起码是直到上次大战后整个市场结构开始解体之前，还没有人被正式要求削减其外汇交易量。违背者当然不会被送上法庭也不会被羁押。但假如他无视这一暗示──随后也许还有谨慎的提醒，他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被置身于这样一个悲惨境地：信用被削减甚至终止了，自己的“名字”在证券交易市场不再被视为“按规定条例交付”，自己的汇票背书在货币市场上不再被接受为“银行可兑签名”。他的人身当然将毫发未损，但是其个人财产所赋予他的社会权力──即市场的进入资格和在市场中的平等成员资格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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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社会里经济领域的这种治理，也就是统制着每一个商业体系的同一种治理：商业的寡头治理。就权力、组成、规范和目标而言，19世纪英国、美国或德国经济领域的合法性统制与15世纪的商业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汉萨同盟或16世纪的安特卫普的商业精英统制并没有什么不同。宪法不可能规定谁是规则制定者，以及如何才能成为规则制定者。在这方面1850年的伦敦城与1450年的威尼斯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不过，19世纪在伦敦、纽约、波士顿、阿姆斯特丹、汉堡或巴黎商界的每一个人，都准确无误地知道，谁是“圈内的”而谁又不是，谁举足轻重而谁又无足轻重，为何这家商号强大而另一家只是富有，为什么来自这个人的暗示就是规则命令而来自另一个人的却毫无价值。规则制定者的资格是不确定的，就如同他们何以众所周知和不言而喻一样。仅仅只有财富是不够的，事实上，商业寡头中最富有的那些商号常常并不是“圈内的”。同样，仅仅只有名声和传统也不够。当然，更不是只靠着经营技巧的娴熟。实际上往往相反，过于“精明”或“敏锐”反而几乎会使其资格自动丧失。因此，这种资格应是财富与经验，传统与机敏，经营上的敏锐与对非成文法规的看不见的限制的通晓把握，以及责任心、正直感和首创精神等等的混合──那种无声无息但却又具体实在的资格，也许只能用“位望”(standing)一词来表述。商业体系中某个成员被提升到规则制定者的行列，这本身乃是该社会群体心照不宣的赞许和寡头集团同样心照不宣的共同选择的结果。这种提升可能通过下列一些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受邀参加某次债券的发行，受选作为英格兰银行董事会董事，又或者只是受邀参加某场牌局或成为某个早餐俱乐部成员。这些表面上看来不拘形式的每一种形式的含义，在整个这一社会群体中完全是人所共知的。在简·奥斯汀、萨克雷或伊迪丝·华顿笔下所描绘的社会中，对处于规则制定者地位的寡头集团的勾画确实非常清晰生动，但是要准确地说出其界限何在，却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统治结构不仅在寡头集团中非常典型，而且对既需要高度弹性，又需要高度纪律的市场而言，更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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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18世纪后期的庞大体系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运转良好的功能性工业社会。其实，甚至根本就难觅工业兴起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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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代人中，只有一个人对工业进行了关注──汉密尔顿。他不仅留意了工业革命，还洞察了其意义。他的一生身处那些伟大发明层出不穷的时代。他一生的黄金时期正好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后整整40年，而他又刚好去世于蒸汽机车面世之前20年。但是，他的同时代人都没有意识到，在汉密尔顿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必要性的坚持以及他对民众的不信任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对即将来临的工业化革命过程的惊人洞察。在今天不带偏见的读者看来──无论其是否与汉密尔顿有着相同的政治信念──无论是《制造业报告》还是其任财政部长时所提出的诸多有关财政和银行业的提议，汉密尔顿都似乎充满了先知先觉。在其同时代人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保守的托利党分子试图建立一个凌驾于自由农场主之上的君主政体的企图而已。工业化问题至关重大，这可以说是汉密尔顿全部政治思想的基础，可惜高处不胜寒，当时无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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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普遍的短视之所以尤其值得关注，是因为其同时代可谓伟人辈出，杰弗逊、麦迪逊、查理时代的泰勒、约翰·亚当斯，个个洞察入微、天才横溢，都是充满了伟大原创力的顶级政治思想家。他们对于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的理解，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他国可以说都无人能出其右。但是，过分植根于重商主义社会的思考取向遮蔽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眼中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农业生产者与贸易经销商之间的关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正在迅速地酝酿形成，助力这一形成过程的是它自身拥有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力量──工业体系。在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有关工业的谈话中，口气中充满了轻蔑和反感。在他们的头脑和思想中，根本就没有为工业留下任何空间，因为工业与他们的信仰、制度和价值观都是格格不入、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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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察觉并理解各自时代的工业革命，这绝对不是美国人独有的情况。同一时期的欧洲几乎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新生力量的意义，尽管这一力量在旧有力量终于组织起来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亚当·斯密也曾讨论到了工业生产，但却似乎对它嗤之以鼻、不以为然，认定它毫无前景。伯克，这位19世纪英国自由社会之父，在其社会学和经济学著作中也几乎对工业生产只字未提。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们的情况也几乎如出一辙。普鲁士的施泰因虽然自己本身就直接管理着大规模的工业企业──王国政府所拥有的矿山和铁厂，但他对工业生产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却毫无觉察，以至于在对新的自由普鲁士社会阶层基础的提议中，排他性地只包括三个前工业时代的社会阶层──乡村的乡绅阶层，城市的专业人士、商人和工匠，以及自由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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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危机，工业体系才被视为一种新的因素。但是，即便是马克思，他挖掘和融合了那一时期许多伟人，无论是保守者还是激进者，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空想主义者的分析和诊断，也未能察觉到工业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整合与政治力量问题，与重商主义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不仅仅是马克思的思想，这一点已经经常被提及，而且他的社会都不过是18世纪和前工业时期的正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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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19世纪末，人们才认识到存在着一个与工业社会有关的问题。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美国的布鲁克斯和亨利·亚当斯，法国的索雷尔，以及德国的“学院社会主义者”们，首先看到了工业体系的成员尚没有被融合进来，而且工业体系中的决定性政治权力并不具有合法性。是他们首先看出了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工业社会，而是一个重商主义社会，而且这一社会充其量只能囫囵吞枣地容纳而不能交融整合我们时代的工业现实。亨利·亚当斯关于直流发电机作为社会权力的新来源的著名发现，预示了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在1941年秋美国参战时到达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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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社会的组织与工业现实之间的冲突，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所基于的两种经济行为理论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一种是通常被称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另一种是垄断理论。二者都假定了一种生产体系，在这种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不同程度地严格受到土壤肥沃程度、气候条件和其他非人类所能控制的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二者假设的都是一种前工业时代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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