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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仍是基于上帝决定且人类自身无从改变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补性商品交换。英国出口羊毛织品以换取葡萄牙的酒类，这正是自由贸易的典型例子。基于此，期望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和平安宁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因为假如所有贸易都是互补的，并且假如生产总量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所有生产者都可自由地获取所有原材料，就应该能够真正消除那些通常导致经济对抗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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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理论与其前工业假设同样具有一致性。假如供给不管需求如何都被固定在一个极其窄的限度内而不能有所增加，那么通过削减产量和提高价格就能获取最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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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从重商主义社会的理论假设转向工业体系的现实，自由贸易理论和传统垄断理论二者就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在工业体系中，生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固定不变，因为丝毫不可改变的生产条件是不存在的──除了极端的限制。今天，如果某个国家不生产铁钉，而且也生产不了铁钉，除非花费其邻国五倍以上的成本，这也并不能肯定20年之后它就成不了规模最大价格最低的铁钉生产国。工业体系的生产是竞争性的，而不是互补性的；是变化无定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自由贸易，可能使尚未完全工业化国家的偶然劣势变成永远的劣势，同时也使那些已充分工业化的国家居于不败之地永远获益。自由贸易，在重商主义社会里可以给遵守礼让规则的国家联合体中的最弱小成员带来好处，而在工业条件下，它却劫贫济富，总是以牺牲弱国利益来富强最强的国家。它不仅是造成经济迟滞的工具，而且也成了歧视新工业和新国家的工具。这一点，至少在1840年宣传奉行这一政策的工业上更先进的英国对当时又弱又小尚处于襁褓时期的美国工业体系来说是如此，而今天奉行这一政策的美国对拉美、亚洲和非洲这些以前的原材料生产国的弱小工业体系来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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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的垄断理论更是沦落到了极其荒唐的境地。在工业体系自身并不存在生产上的技术限制，而需求却并不是无限弹性的。因此最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恰好与适应前工业体系中限止供给的情况下的行为相反。不是削减产量和提高价格，而是最大化产量和最低化价格，这才是工业体系经济最有利可图的政策。毫无疑问，亨利·福特所赚的钱，比旧学派中所有垄断者加起来赚的还要多。他与他的追随者们，通过那些较之小规模竞争性企业所可能达到的效率高得多、强大得多的垄断或半垄断组织而大肆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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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旧派的重商主义理论发现自己难以对新的垄断者们加以抨击，因为它自己的论点之一就是垄断从经济上讲应该就是低效率的。它没有能够察觉，对于现代大型企业公司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效率问题，而是政治结构和权力问题，因为重商主义社会对于市场之外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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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4章 20世纪的工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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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时代工业体系的代表性社会现象是大批量生产的工厂和公司。装配流水线是这一现象的代表性物质环境，而公司则是代表性的社会机构。大规模的工厂，已经取代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乡村和贸易城镇的位置。公司则已经取代庄园和市场而成为基本机构，正是置身于并通过这一机构进行着物质现实的社会性组织。而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则已成为工业体系内部的决定性和代表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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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经济的机构。但是，公司有何种独特的经济功能呢？这种功能是合伙关系无法履行得同样好的。发放信贷需要银行。但是，一家大工厂，其生产效率、经济效能或盈利能力等都并不受其所有者类型的影响，无论它是个人所有还是公司所有，都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公司这种机构也并不履行任何技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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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认为公司不过是创造特权和垄断的“阴谋集团”而已的说法，其实也并不成问题，虽然美国的改良派和人民党主义者常这样断言。这种信念可谓历史久远，一直可追溯到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王室律师与平民律师之间的激烈斗争。早期的公司也是如此，在人人只需办完简单的正式手续即可组建公司之前，公司和垄断特权不过是一体两面而已。早期的公司都曾被授予某种极高统治特权，其他所有公民都被禁止做的事情它可以去做。因此，最初那些大公司，如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或马萨诸塞海湾公司，都被明确授予特许权，代行着王室的某些权威，它们的根据来源于它们直接代表君权。这些早期的公司，它们在获取和统治海外领土的功能方面，至少与其作为商人和种植园主的商业任务同样重要。在1750年之前少数几个特许成立从事国内商业事务的公司案例中，英格兰银行是最突出的例子，其所履行的功能甚至包括了发行货币，这一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视为不可让与的最高统治者垄断权利。即使在1750年后的又一个100年中，当国内公司已多如牛毛之时，它们也很大程度上限于准政府性质的任务，包括旨在形成“自然垄断”的土地征用权明示授权：公路、桥梁、水利工程、运河、铁路和其他“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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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现代公司是从这种特许垄断公司生发出来的，但是除了法律形式之外，它们很少再有什么相同之处了。现代公司与诸如以往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等特权垄断公司，或者今天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含义和社会目的上都正好截然相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今天就没有垄断者了，也不是说它们中许多都不再采用公司的形式了。但在现代的垄断者中，采用公司形式的并不是主要的，而这却是200年前垄断者的实体。如果是在1800年之前，J.P.摩根及其公司，很可能必须要先得到皇家的特许，才能获得其在1907年前所拥有的垄断权和特权。而1933年后摩根家族之所以将其企业改建成公司，实际上正是因为其时他们已失去了大部分经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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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公司的权威基于政治政府所授予的代表权。而统治着我们工业现实的新式现代公司，则首次将其权威移置于代表着个体公民的个人财产权这一基础之上。社会领域在19世纪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在这一社会领域，正是个人财产权赋予了人以社会身份和功能，并产生了合法性权力，而公司则正是作为这一领域的机构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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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公司是政治性机构，其目的是在工业领域里创造合法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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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司法在1830年到1870年间的颁布，是重商主义社会的决定性胜利。这些法律允许任何个人只要拥有财产即可创办公司。公司这类集体性实体可以经由持有财产的个人通过自由契约而自由创办，无须政治的任何进一步批准，这就认可了财产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最初权力。19世纪的自由组建公司，将溯源于洛克《政府论》(下篇)一书的中产阶级社会发展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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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政治目的，是基于持股股东的个人财产权这一原初性权力的基础之上创立合法的社会政府。而公司正是形式最为纯粹的契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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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理论在公元1600年前后在德意志北部和荷兰由阿尔色修斯和格劳休斯构想提出，而公司作为一种明确的组织形式，与这一社会契约论几乎首次同时出现，这绝非偶然。它在英国走向成熟的过程几乎与洛克著作中的契约理论的成熟过程同步，因为公司只不过是作为契约理论从历史虚构或伦理正义领域转入政治行动领域的结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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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现代成立的公司的公司章程中，也明确地表达出了联合契约和从属契约的同步性。根据契约理论，这种同步性既创造了社会也创造了合法性政府，并为其正当性提供了理由。持股股东的有限责任正好完全贴合了洛克的法则，这一法则认为，任何一个公民都无须担负超出其所交给社会的更多的责任与义务。股票的可自由出售，使得每一持股股东都可通过用脚投票而退出联合，而这也正好体现了另一法则（其经典形式是卢梭表达的）──应该允许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通过移民的方式退出。而持股股东公民可以通过行使其“革命的权力”来反抗其签约政府，大体上也是洛克《政府论》(下篇)一书中所阐发的为保障社会整体性的那些制度的忠实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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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论的目的在于，解释政府和社会是区别并独立于个体成员的存在，并证明这种存在的正当性。这一理论在政治生活中仍然只是一种虚构──尽管是一种有力的虚构，但在社会生活中，早已成为在公司内部实现了的现实。通过将每个成员的个人财产权交托给公司管理，公司的社会契约实际上已创造出了一个社会实体。正如洛克的契约理论中人民保持着独立自主的身份一样，公司持股股东在公司也并没有丧失独立自主的身份。不过，这已经只是纯粹规范上、法律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权，人民的独立自主权以及持股股东的独立自主权，构成一切合法性权力的真正源头。它建构、限制并控制着权力，但它并不是权力本身──这一事实是契约论的许多现代阐释者所未能理解到的。权力归于合法性政府──就公司而言则归于正式组建起来的管理层。管理层之所以拥有合法性权力，乃是因为它来源于个人财产权。因为只要是基于个人财产权的，其权力就都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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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很少有公共机构能像公司这样如此成功过。指出公司管理者们令人惊叹的政治和社会权力这一点几乎无需多费笔墨。在当前这种战时经济实施之前，统观所有工业国家，比起大多数的政治当权者来说，一个大公司的管理层能更强烈地影响更多人民的生活和生计。大企业的管理层们关于物价、工资、工时和产出等等的决策，建构并塑造了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并且最终建构并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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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契约理论的假设正相反，我们的工业体系的管理权力已不再是基于个人的财产权。它已不再是源自于这种财产权，也不再受这种权力的拥有者们的支配和限制，不再对这些拥有者负责。在现代公司里，决定性的权力，即经理们的权力，不是源于任何别的人，而是源于他们自身，这种权力也不受支配于任何人或任何事，并且不向任何人负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成了一种极端无根基、无正当性、不受支配，且无须向谁负责任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