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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政治方案的经济保障，忽略了过去25年中最重要的教训：单纯的经济满足只会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招致消极的影响。当然经济满足的缺失肯定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混乱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单纯有了经济满足本身并不能建构出一个功能社会。经济满足就好比是维生素，缺少了它们会导致极其严重的营养缺乏症，但是维生素本身却并不能够提供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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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平均地权主义和工联主义的强大力量，道出了社会的组织问题构成我们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其实，二者所道出的不仅事关社会组织，而且事关一种生活方式──关于基本信念、关于社会秩序、关于人性及其践行。二者都包含了许多笔者所希望的将在未来的工业社会实现的东西。其中包括平均地权论者所固守的观点：个人财产在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不是作为政治或社会权力的基础，不是作为对生产工具的控制，而是纯粹作为个人财产，作为人的尊严和独立的基础。也包括工联主义者所要求的：劳工不能被当做商品对待，而应被看做是有着自我管理权和人的尊严的伙伴。而这两种哲学都意识到，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危机之中──这一危机集中于工业体系的秩序之上。但是，两者虽然都确实包含了许多大有可为的、重要的和建设性的堪称金玉良言的东西，但两者似乎都只知道纸上谈兵，谁也拿不出一个货真价实的解决方案用于建立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倘若我们什么时候设计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我们就可能会溯源到这两种先驱性的哲学观──不过也仅仅只是先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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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平均地权运动或者其观念──不管它们是倡导“合作生活方式”也好，倡导小型家庭农场也好，抑或倡导花园城市也好──其出发点都无一例外是排斥工业现实的。它们都口口声声说要建立一个功能社会，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回避问题而展开的：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发挥不了功能，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工业社会，而是一个前工业的、重商主义的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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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主张工联主义“现实可行”，并且堪称典型的工业解决方案的人，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人们在谈论所谓“工业民主”时，他们的意思往往指的就是工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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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工联主义的工业民主初看起来可能的确会显得多么“现实可行”，它都只不过是我们时代的最大幻想。其必然结局不是导向自由社会，而是导向一个专制社会。它更永远不可能带来一个个人能融入社会并且其社会和政治权力都具有合法性的功能社会。平均地权主义，虽然不过是一种浪漫的逃避，但至少还保持了将社会建立在人的独立、责任和尊严之上这么一种崇高的向往。但是，工联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信条却纯粹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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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当前的政治和社会体系中，行业工会无疑大有裨益而且不可或缺。工人所需要的组织和保护只有工会才能提供。行业工会作为劳工的组织，是现代工业的经营管理与大企业结构不可或缺而又如影随形般的伴生物。在我们现有的工业组织体系中，它们也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劳资双方协调方法──因此一个强有力的、独立而诚实的工会，对于工人和管理层都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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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工会在今天之所以仍然有益并且值得拥有，是因为它能平衡我们的社会机体里一些明显的毛病。它是一种反向组织，一种对抗社会毒素的抗体。但它并不是一种建构性机构──其设计初衷本来就非如此。它只有在作为我们当今社会的大企业管理的平衡力量时，才是可能的，也才有意义。但是，它也同样几乎是不受控制、不负责任并且不具有合法性权力的。工会制度基本上是一种矫正性制度，而其极大的价值也在于此。它好比是身患脊椎弯曲症的社会机体所需要的一种矫形器，而它自身并不能创造一个健康的机体，对健康的机体用上了它毫无用途，反而只会起破坏作用。 作为社会哲学或政治方案的工联主义的倡议的最大幻觉，在于它们认为行业工会所拥有的权力具有合法性。而其论据不过是看到行业工会的领导人是其成员通过多数票选举出来的，因此既是民主的，又具有合法性。但是也正是他们，却又对那种认为现代公司的管理层既然是持股股东多数票选举产生的，因而既是民主的，又具有合法性的论点大加挞伐。他们会指出，持股股东对公司管理层的选举和控制只不过是一种徒有其表的法律装饰而已，而且在现实中管理层都是自命自封的，毫不受控制，而且几乎完全排斥了持股股东的个人财产权。不过严格来讲，现代工会领导层的情况也莫不如此，而且原因也如出一辙。作为个体的工会会员就像单个的持股股东一样，对于其个人权力，他同样是既不想行使，也不知道如何以及出于何种目的去行使。这就像持股股东购买一家现代大公司的股票，因为他可以借此逃避所有权给他带来的决策困扰与责任承担。同样，工会会员个人参加工会的目的，也是希望借此逃避做决定的烦恼，并将这些责任的重担撂给了工会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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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会员行使其会员权力的惟一机会是遴选其领导层，但这只能等到发生一场灾难之后，这也类似于公司持股股东所面对的情况。一次罢工的失败就可能导致对工会领导成员的驱逐，这与连年的低效益或遭逢破产可能会导致公司管理层被持股股东改组撤换也如出一辙。不过换汤难换药，所有案例无一例外，继任的新管理层仍然会导向旧管理层那种不受控制和无法控制的状态。实际上，现代工会就其内部组织运转而言，远不如公司来得民主。持股股东总能用脚投票，随时出售其股票，而工会会员则别无选择，他不得不继续做着他的会员，否则将生计无着。就社会而言，公司管理层对政治和社会权力的主张与工会领导人对这种权力的要求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两者无非半斤八两，谁也未能拥有真正的合法性基础。工会成员的多数式决策，就像持股股东的个人财产权的多数式决策一样，都同样只是一种法律预制。这一点对那些谨遵所有规则、例行选举、出版报告和致力于教育其成员积极参与工会事务的工会固然是真实无疑的，而对那些十年都难得举行一次选举，只是用铁腕强制方法管理，只知道让其成员定期缴纳会费却不允许他们发表任何意见的工会──这在美国不乏人知──也同样千真万确。因为正是工会成员自己放弃了这种法律预制给他们的权力与责任。假如某一个工会，其成员积极选定和大加指导其领导人，那么这个工会就只是个孱弱无能和挣扎难系的工会──这就像持股股东往往会在初创公司的早期发展阶段积极参与其经营管理一样。而一个工会或一家公司一旦强大起来并且站稳了脚跟，其必要的管理层就会变得能使自身长久存在并且独断专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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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工会领导层与现代的公司管理层实际上存在极深的对应关系。他们发展起来就是为了与公司管理层打交道，而且他们的运作也基于同样的原则之上。相对于公司是正面而言，他们就是反面。双方之间的区别非常细微，倘若工会领导层与工业经理们异位而处，也根本就难以察觉出有什么不同。在所有工业国家中，企业管理层与工会领导层所要求的个性类型和处事权谋实际上是相同的。在英国，在行业协会、卡特尔和工业联盟中取得成功（这是该国实际管理权的宝座）所需要的品质，与成功的英国行业工会领袖所具备的典型品质，有着惊人的相似。除了诸如他们上的是不同的学校之类事实性区别以外，二者几乎可以彼此互换。不过，这种类型的“公务人员”在英国的公共生活中确实不可多得。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也是如此。那些克勤克俭、迂腐乏味、奉公守法而又缺乏想像力的行业工会官僚，与那些同样克勤克俭同样缺乏想像力的卡特尔或行业协会官僚、辛迪加和商会的秘书等等，都好像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铸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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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点在美国可以得到最惊人的确证。上一代的行业工会领导层，无论他是个塞缪尔·龚帕斯还是个威廉·格林，都极其忠实地反映出了1914年的战前年代里那种保守的、极其怯懦无为的银行从业人员或公司法律顾问之类管理层的形象。那些在大萧条期间涌现出来的新的行业工会领导人，与公用事业领域里那些金字塔式持股公司的大亨们，还有20世纪20年代主宰了美国工业界的声明显赫但纯粹是投机性的工业帝国的那些草率从事的缔造者们，几乎并无二致。而且随着公司经营管理的潮流，仅仅稍后几年，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工会领导层：专业人员和效率专家，他们将工会视为自治性的制度性实体，就如同现代的管理层看待其公司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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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会领导层取代公司管理层作为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当然，不能作为决定性的权力，因为那是工会纲领所不允许的)，并不会对社会结构造成什么真正的变化。所谓换汤不换药，改换的只是统治者，而统治还是原样没变。这种变化不可能建立功能社会的首要先决条件，即其决定性权力具备合法性。它实际上只能增加非合法性权力所面临的危险。公司的管理层可谓多如牛毛，即便在我们这种“垄断竞争性经济”中，竞争也常常阻碍着有关的政治行动。而只要少数几个工会领袖就可能勾结联合，结成严密的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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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联主义也未能提供功能社会的另一个先决性条件，即个人的社会融合。工联主义社会成员的身份和功能到底是什么？其生活中的社会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同时，工联主义社会所能实现的个人目的到底是什么？工会的天职就是必须促使同一产业的所有情形相当的工厂能够享受平等的待遇条件。因此，它不能允许某家工厂在功能上整合其工人及其工作，而自成一体为一个独立社区，它只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护工人免受剥削。但是一旦优势已定，在曾经的被剥削工人的工会翻身成了主人以后，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也都不可能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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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联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一旦作为其建立的初衷所要纠正的那些情况消失，这种政治力量也就会跟着瓦解消失。没有比一个已建立成型的、成功的、作为新生事物的工会体系更脆弱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了。在政治上，工联主义和工会在其起步时期反对严重不平等和作为抱持着狂热而神圣的事业感的少数派时，确实可以说是强大有力的。一旦它们成长壮大、占据了优势并且众所瞩目，就开始变得松松垮垮、了无生气了。这是因为，工联主义和行业工会的特点就是作为一种批判、一种纠正、一种抗体而存在的。如果大多数的工人已被组织起来，如果大多数大企业都与工会达成了协议，行业工会也就失去了几乎所有功能，除了行政功能之外。由于该组织必要的集权特性──一些大的工会都有几名全国性的主席和书记──它们很可能不会遭到什么真正的反抗就被破坏。因为在工联主义不再是什么党派问题而已是既成事实的国度，总罢工的威胁已不具有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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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曾经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强大、组织最完美并且管理最完善的行业工会组织──德国的行业工会，却没有任何抵抗就被缴械占领和破坏殆尽了。希特勒只是逮捕了一些工会领导人，占领了一些工会中央办公室，再查抄了几十册账本，就这样，作为工业欧洲最强大、最成功的行业工会体系就此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对纳粹政权而言，操控企业管理层要比破坏工会困难得多。企业管理层人数更加众多，而且他们不像工会那样集中在一起，何况，他们作为技术性人员还有可利用价值。七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不过地点挪到了法国──另一个完全工会化了的国家。 工联主义不可能成为功能性社会的基础。而且，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的基础。它本质上只是公司管理层的一个影子，既不可能接替管理层经理们的位置，更不可能超越压倒经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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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通往功能性工业社会的各条捷径中，没有一条能抵达其初衷之地。它们也并不都是一无是处或徒劳无益，它们都将对未来社会形成重大贡献──如果能够不通过政治革命，或者不经历社会崩溃，并且不毁灭我们的社会自由，我们也能成功地实现将来的自由工业社会的话。然而，这些运动和这些见解对未来工业社会的贡献，都将只是局限于一些次要的和技术性的方面，而不能提供基础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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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治标的方案千千万，但却没有一个能够治本，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只能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希望或迟或早会有一种努力来将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业的非社会建设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功能性社会。这种尝试在詹姆斯·伯恩哈姆最近一本著作中得到反映，这本书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詹姆斯·伯恩哈姆：《管理革命》(纽约：约翰岱河出版社，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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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哈姆先生宣称管理权是一种合法性权力。更重要的是，他实际上只是大声道出了许许多多经理们一直思考而不可得的问题；他根本不认为涉及到什么合法性问题。按照他的说法，经理阶层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个管理型社会，管理层作为统治者居中高坐。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罗斯福新政，在他看来都只是笼罩在同样管理规则上的不同“门面”而已。至于这一统治所依托其上的资格有什么问题的话，伯恩哈姆先生假定，完全可以量身定做一种相应的意识形态并灌输推销给普世民众。按照他的说法，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在处理财产权和之前一切合法性权力的资格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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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分析，首先要说明的是，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是上天注定的，因为毕竟都是人的决定的产物。诉诸于那种上天注定无可避免之说，通常不过是要求奴隶接受奴役的蒙昧之道。有重要意义的是，伯恩哈姆先生认为，所有的工业国家都“无可避免”地将走向极权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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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伯恩哈姆先生的分析，也是对过去20年发展过程的一种曲解。他所预测的将来的“管理型社会”，其实正是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段中我们社会的样子。而它早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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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希特勒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称做“管理型统治门面”无疑是荒谬的。虽然它们之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但这两种政体都无一例外抨击管理权。纳粹主义废止了管理权，并且将中央政府承担管理层的政治功能，作为其创造一个功能性工业社会之努力的主要支柱之一。而在美国，剥夺管理层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移交给基于多数统治原则的合法权威，这可以说正是罗斯福新政的社会方案之要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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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国家中的人民仍然认可个人财产权为合法性权力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从亨利·福特在其与工联主义及罗斯福新政的斗争中所得到的民众的普遍支持上找到明确的证据。但是民众对单纯的管理权却不会有这种普遍的支持。通用汽车公司，虽然从其良好的口碑记录看很可能更值得支持，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换句话说，伯恩哈姆先生，还有那些为他欢呼叫好的经理们，他们认为实际统治自会成功地发展出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这根本就是毫无证据的。而现在的事实正相反，就像以往事实无不如此那样。如果要使权力的行使具有合法性，必须将其基于现有的普遍认可的原则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了这种原则，权力就会变得专制无拘，并且将丧失政治上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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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社会权力能长久得了，除非它具有合法性。只有当公司内部的权力能够组织在一个普遍接受的合法性原则之上时，这种权力才不会成为镜花水月消逝无踪。它将被一个集权中央政府接管过去──不是由于政府自己想要这种权力，而是民众逼迫政府将其接管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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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个社会只有当它能够将其个体成员整合交融到一起时，这一社会才能功能运转正常。如果工业体系的成员不能被赋予他们今天仍然缺乏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崩塌瓦解。群众并不会奋起反抗，他们将陷入消极冷漠、怠惰无为，他们对于自由所应担负的责任只是逃避，因为如果缺乏了社会性意义，这种责任剩下的就只不过是一种威胁和重负而已。可以说，要么努力建立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要么眼睁睁看着自由本身在无政府状态或者专制暴政之中泯灭无踪，此外我们又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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