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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稍微分析一下这一代表性的工业生产体系，我们就会发现，其新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对机械的全新使用，也不在于机械的新的操作方法。在对待毫无生命的生产工具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所谓新的体系是“自动化的”或“机械化的”时，意思并不是说机器已经变成自动化或机械化了。实际上，变得自动化和机械化的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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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的巨大创新展示了一种现代图景：工人成了高效率、自动式和标准化了的机器。这一图景到底应归功于亨利·福特还是泰勒，抑或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人们对此尚在争论之中。正像所有伟大发现一样，它很可能是不同的人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结果。1900年前后，工业的整个重点发生了变化。截至此时为止的前150年中，效率最高、产量最大和最有价值的工人，一直是那些技术最娴熟、训练最有素的工人。可突然之间，能工巧匠的这些品质──对整个过程的了解，对各个阶段的了解，知识、创新精神、个人特长，等等──却反过来变成了效率和生产率的阻碍。单一性，工作的非人格化关系，某一非技术性的操作上的专业化，无需理解内部关系的精细工作分工，这些倒成了最大化生产率和效率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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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这样说，大批量生产之前的时代与我们当前的生产体系一样，都是基于非熟练的、机械操作的劳工。有关曼彻斯特、利物浦或格拉斯哥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作坊的描写，都大书特写那些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在早期的动力纺机和动力织机上备受奴役的人们，他们几乎都被浓墨书写为处于非人待遇的、饥饿不堪的、目不识丁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近乎野人。但是，他们都并非有效率的劳工──并不比今天在马来西亚橡胶园里那些目不识丁、缺乏技术的劳工，或美国南方棉花地里的黑人们效率来得更高。早期工业阶段的毫无技术的工人，其效率之低，使得他们被廉价使用而只能得到仅够糊口的工资。而他们之所以得到雇佣，只是因为那时难以雇佣到技术熟练的、有自尊心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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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或1929年以前一个世纪中的大多数制造业者们，都确信技术更高超、更个性化的工人，肯定是更优秀的工人。他们也一直在开办着行业学校或捐资工艺培训学校。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中，一种确定无疑的潮流趋向是：将没有技术的、只知机械式操作的工人培训转变为熟练技工。假如真能对19世纪中劳工技术发展进行统计调查的话，调查结果一定会显示出，世纪初与世纪末相比，没有技术的、只知机械式操作的工人的比例降低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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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至今日，使用着自动装置、用机械操作的工人却无疑是效率最高的工人，也产生着最高的单位劳动。在大萧条和目前这场战争的影响推动下，不仅存在一种除少量工人外几乎完全机械化的快速趋势，而且也附带形成了一种新的声望标志：朝向自动化就是朝向进步。这一变化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可以从那些古老的工业中找到──正是这些工业，150年前开始了使用人力自动机器，并同时尽量设法提高其工艺水平。例如像纽约的服装工业这般古老、高效和专门化的行业，自从大萧条以来，也一直饱受着来自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市新兴的充分机械化自动生产的服装工业的竞争之苦。考虑到美国时装的迅速变化，妇女服装却似乎很少受到标准化影响，这一事实显然证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装配线工序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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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大批量生产工业里工人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操作，只不过是通向完全淘汰体力劳动者的过渡阶段而已。一家使用自动装置的钢带厂或玻璃板材厂，从操作过程表面上看几乎根本没有体力劳动者，控制台上的一小群高度技术化的操作员──他们与其说是工人，不如说是低级管理人员──承担着以前需要成百上千个熟练体力劳动者承担的工作。这里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并非以前的体力劳动者现在变成了熟练的控制台操作员。如今，留下来的只有以前的工长，而以前的劳工已经消失了。现在他们究竟是成了技术性失业的牺牲品呢，还是已成了服务于机器的真人机器人，生产着大大超出他们以前的老方法所能生产的产品，这些事实对于我们的观点似乎无关宏旨。即使是记忆中1933年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的假设，也并不能否定我们的论点。因为，如果坚持应用现代大批量生产方法而几乎不用任何劳工就能生产出大量富余产品这一点是真实的话，那么以前的产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就不再具备其身份和功能。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由于将社会身份和功能主要是看做经济过程中的身份和功能，因而就不可能整合消融缺乏社会身份的产业工人──即使该社会能够为其提供丰富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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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批量生产工业中受雇佣的工人没有社会身份和功能这一点，通常被那些认为社会生活中除了收入和经济财富外什么都不重要的现代著述家们视而不见。然而，就是他们也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中失业工人所提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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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休战时期”存在大量失业，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在以往的萧条时期，没有哪一次出现过持续的失业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接受最新的研究结果，就可以发现，其实在19世纪最严重的那次商业危机中，即1873年的那一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失业情况。不过，即使曾有过失业情况，那也不过只是迟到的危机现象，并且还是首先消失的现象。在以往，失业现象总是在股票和商品价格升高或工业利润增大所标志着的复苏到来之前早就消失了。然而，上一次的大萧条中，失业问题是到最后才得以改善的──假如真谈得上有所改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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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过去20年中工业失业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它在整个复苏期，而且实际上还有整个高繁荣期，都是持续不去的。在1927年的德国、1935年的英国、1937年的美国，都存在一个始终无法减少的核心失业群──而这些年份，其商务活力可以说都无疑是创纪录的或接近纪录的。这不只是一个经济紊乱的现象，还是社会解体的一个最严重征兆。因为失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性灾难，它更是一种社会性剥夺。失业者不仅失去了生计之源，也失却了其社会身份和功能，他成了一个被遗弃者──一个没有社会功能、没有社会身份的人，一个社会对他而言毫无用处也毫无关系的人，不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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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失业不是单纯依靠经济救助就能消失的。在那些“失业救济金”高得几乎与没有技术的劳工工资持平的国家里，失业的社会影响也与那些根本没有组织化救济的国家表现得几乎一样充分。最重要的一点是，失业者被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丧失了技术，也丧失了士气，变得漠然无趣而不合群。失业者刚开始可能是充满怨愤，怨愤仍然可以说是一种参与社会的形式，不过是以抗议的形式参与而已。但是不久，社会在失业者看来就变得极其非理性，极其难以理解了，甚至走到要造反的境地。他变得困惑迷茫、担惊受怕、听天由命，最后陷入一种了无生气、麻木不仁的状态，几乎成了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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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以来工业国家高涨后的衰退时期，其特征事实是商务活力达至高潮，而同时却又伴生着高失业率。这一时期中，任何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都能从工业城镇周末晚上蜂拥的人群中随手指出那些持续失业的人。他们不一定比别人穿着更破旧褴褛，看上去也不比人群中许多受雇工人更营养不良，但是他们脸上分明流露着一种迷茫困惑、挫败无依的神情，这使他们与其他人泾渭分明，简直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仿佛他们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确实如此。在他们的周围有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们与那些遗弃他们的社会成员隔离开来。不仅是失业者自身，而且社会也感觉到了这一堵墙的存在。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社会交往渐次消失。他们各自光顾着不同的小酒店和台球房，相互之间几乎不通婚，并且总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在整个一部叙说长期失业的作品中，最具悲剧性和最可怕的页面，莫过于讲述那些连人的最基本的共同体即家庭也因失业而破坏的故事。许多完全失业的家庭尚能保持着其作为社会的家庭和睦、家庭凝聚和家庭力量，而那些半失业的家庭却几乎无一能幸存下来继续发挥共同体的功能。失业的父亲与就业的子女，失业的子女与就业的父亲，失业的兄弟与就业的姐妹等等──都被一道互相猜疑、相互隔膜的墙分隔两边，无论是爱还是生活必要都不能将他们维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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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实据来说明失业的社会意味的话，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失业者爱参与赌博就是最好的材料。无论是英国盛行的橄榄球赛赌博和赛狗赌博，还是美国盛行的“数字彩票赌博”，都不能说是因为失业者想要凭借他们所能的惟一途径赚点小钱。失业者都知道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胜算赢率，就像那些喋喋不休的社论家们所计算出来的概率所显示的那样。但是这种盲目无依、毫无理性的机会，在失业者看来却是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中惟一能起作用的力量，毕竟只有有了机会才有意义。而橄榄球赛赌博或数字彩票赌博，在这个没有其他合理途径，缺乏意义、缺乏道理、丧失功能和失却融合权的社会中，似乎是惟一合理可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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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战争过后，我们将不得不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长期失业。否则，我们将必然面临社会瓦解，要不然就是陷入一片混乱，再不然就是滑向专制暴政。但是仅仅只是为失业者觅得收益高的工作还并不够，当然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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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只是能解决经济安全问题，而不能解决社会功能和身份问题，后面这一问题不仅是失业者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就业工人要面临的问题。现代工业体系中产业工人的社会问题，就好比是一座巨大的冰山。失业还仅仅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真正的大块头、真正的危险，却还隐藏在吃水线以下，这就是就业的工人也越来越缺乏功能和身份。尽管我们可以消除那种显而易见的危险──失业，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努力化解那个更严重的、深藏不露的就业工人社会功能问题，我们就可能会失败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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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仔细观察自动化的大批量生产的后果，我们即可得出如下结论：现代工业中的工人缺乏作为个体的社会身份和功能。对具有社会身份和功能的个人存在的否认，其实正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本质。在大批量生产技术中，工人只不过是一台设计马虎低劣的机器。要使这台真人机器充分发挥其造物主所显然未能成功设计的机械和自动效能，这是“人类工程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目标。然而，这却意味着个人必须终止其存在。这一新的技术方法要求的是标准化了的、可自由互换的、原子式的劳工，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功能、没有个性。它要的是任其配置的工具。但是，工人作为当今工业体系中给他们所安排的精密机器的一部分功能，与任何个人目的之间，却并没有什么关系。从整个体系的视角看，工人个人只有不再作为社会的成员时，才能发挥功能，才能具有意义，才算合乎理性。从工人个人的角度看，大批量生产时代的社会根本就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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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过去的生产体系中，没有技术的劳工不可能占据如此令人羡慕的位置。钢厂里面推独轮小推车的工人，服装厂血汗车间里的缝纫机操作工，铁路建筑队里的爱尔兰挖土工，他们无疑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比当今已机械化的生产线上的工人艰苦得多。不过，上一代没有技术的工人都是下层阶级。他们常常是从中欧或南欧来的新移民(对美国)，从爱尔兰或俄罗斯来的新移民(对英国)，从波希米亚或波兰来的新移民(对德国和法国)。他们语言不通，并且他们都来自被认为是“落后”的国家。或者可以说，过去没有技术的工人属于失败者个体，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走投无路且不知节俭的人”。那些工人未被整合融入社会，这可以做出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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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19世纪的没有技术的工人只是一种辅助工，是真正的工人们的必要帮手，但任何一个有技术的人都不会把他叫做“工人”。他只是给有技术的工人递送材料，搬运成品或半成品，或是从事从技术上说基本属于前工业时代的那类劳动，如挖土等。真正的工人，是那种有着所有技工们都具有的自豪感、理解力，以及技艺和身份的技工。没有人比那些世代相传的印刷工、铁路工程师或机械师能更自豪、更自尊和更自信地意识到他们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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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新的体系中，没有技术只知机械式操作的工人才是真正的工人，而技工们倒成了辅助者，他们只是为工作做好准备或者做出安排，但他们自己却并不亲自做工。生产性劳工是那些处于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整天僵直地站在那里，伸出去的手里拿着一把刷子，在那些慢慢移动过去的汽车车身侧面自动地画上一道红线。他既不懂得汽车如何运转，也没有什么其他人几天之内学不会的技术。他几乎不像是一个社会中的人，而不过是一台非人性化的高效率机器上一个可随意更换的齿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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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体系既没有为个人提供身份和功能，也没有建立起合法性的社会权力，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发现。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涌现了大量“危机文学”，专门探讨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并且还涌现了大量解决这些问题的提议。其中有些提议由于得到广泛赞誉说它们是万能灵药，或许值得稍做些讨论。不过，实际上所有这些提议都最多是治标不治本。它们也许能减轻某些症状，但却触及不了根源。大体说来，它们并不是面向未来的解决之道，而只是面对过去之未竟事宜的修补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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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保障是最为流行的一种万能灵药。我首先想指出的是，在西方民主制赢得这场战争之后，采取相应措施实行经济保障在工业国家将是一种“必须”。大家都知道，在和平时期我们为每一个人生产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是没什么问题的。而这场战争又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如果辅以政府对生产和投资的直接干预，生产便总是能够处于全效运转之中。各种新的分配技巧──定量配给、集体就餐、对非市场化必需品的集中分配(比如所有开始实行的方法中最有希望的方法──美国食品券计划)，这些都已表明，公平合理地分配现有的供给品是可能的。而所有各交战国的人民，既然在短缺时期都已实现了非常公平合理的分配，那么战后的潜在或实际过剩时期就更不能再允许让大量人口缺衣少药、饥寒交迫。既然经济保障意味着“保障所需”和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我们就可以假定，这将在这次大战后任何一个能够生产丰足的基本必需品的国家里成为现实。当然，这首先意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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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这次大战爆发之前，西方世界本来就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经济保障措施。对无保障的恐慌堪称战前岁月的特征，这种恐慌出现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提供了更多的经济保障的某一时期。在西方历史上，从未有过像大萧条年份中那样，提供给穷人和失业者以如此充足的经济供给，如失业救济金、救助性贷款、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援助等等。以下这点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的确是似非而是的事实：作为救济法案的结果，1935年或1938年时的美国实际营养状况，倒比1928年或1929年时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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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经济保障本身并不就是解决之道。在过去的10年中，人民实际上要求得到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保障，而且更要求取得社会身份和功能。由于不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就提出经济补偿要求。毕竟，他们接受惟有经济措施和经济报酬才最重要的耳濡目染的教导已将近两百多年。但是，只要稍微看一下那些接受过救济的人或得到过公共事业振兴署救助的工人的个案史，就可以发现，他们所需要的，也是至为缺乏的应该是社会融合，是经济上的保障本身所未能给予也从未给予过的社会功能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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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式经济保障──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足够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将成为既成事实。这一点将在战争结束之前就能达到──倘若战争还要再拖一两年的话。它也许不是用“经济保障”来称呼，而是以别的什么诸如“购买力定量配给”之类的技术术语出现，美国和英国当前正在提倡这样做。不管称谓如何，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无论个人收入如何，基本生活必需品一视同仁平均分配。方案中有关对富裕者购买生活必需品进行限量的这部分内容确实应该在战后取消，但是，有关补助穷人以使他们能获得足够的最低限度供应的这部分内容既然已经在现实中引入并生根，当然就应该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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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自由社会中以前尝试过的任何事情，经济保障需要更加深入浓厚的父爱式管理。有些人将对这种方案的需要不加分别一律视为专制，由此产生深深的恐惧和反对，这不能简单地斥之为“保守”。当然，对实施经济保障方案所必需的经济权力的集中，仅当仔细做好了预防性限制措施，有了新的自我管理的制度化工具，并且实行严格的分权制操作的情况下，才能与自由政府相协调融合。不过，要建立起这种捍卫社会免遭经济保障所隐含的政治集权危险的制度，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同时出现一些投机钻营分子也难以避免，他们会滥用本来是为防止不应得的和非必需的要求而建构的制度。不过总体说来，经济保障会腐蚀广大民众的危险似乎有点被夸大其词了。整体上看，所保证提供的最低保障与就是在今天的美国也被认为不高的消费标准之间的差距，应该提高到足以能够消除坐享政府保障所导致的养懒汉糜时光的危险。不过，即使经济保障完全摆脱了父爱主义的家长式专制的最后残余痕迹，它仍然不能成为功能社会的建构性基础。因为它无法给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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