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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联主义也未能提供功能社会的另一个先决性条件，即个人的社会融合。工联主义社会成员的身份和功能到底是什么？其生活中的社会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同时，工联主义社会所能实现的个人目的到底是什么？工会的天职就是必须促使同一产业的所有情形相当的工厂能够享受平等的待遇条件。因此，它不能允许某家工厂在功能上整合其工人及其工作，而自成一体为一个独立社区，它只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护工人免受剥削。但是一旦优势已定，在曾经的被剥削工人的工会翻身成了主人以后，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也都不可能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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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联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一旦作为其建立的初衷所要纠正的那些情况消失，这种政治力量也就会跟着瓦解消失。没有比一个已建立成型的、成功的、作为新生事物的工会体系更脆弱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了。在政治上，工联主义和工会在其起步时期反对严重不平等和作为抱持着狂热而神圣的事业感的少数派时，确实可以说是强大有力的。一旦它们成长壮大、占据了优势并且众所瞩目，就开始变得松松垮垮、了无生气了。这是因为，工联主义和行业工会的特点就是作为一种批判、一种纠正、一种抗体而存在的。如果大多数的工人已被组织起来，如果大多数大企业都与工会达成了协议，行业工会也就失去了几乎所有功能，除了行政功能之外。由于该组织必要的集权特性──一些大的工会都有几名全国性的主席和书记──它们很可能不会遭到什么真正的反抗就被破坏。因为在工联主义不再是什么党派问题而已是既成事实的国度，总罢工的威胁已不具有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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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曾经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强大、组织最完美并且管理最完善的行业工会组织──德国的行业工会，却没有任何抵抗就被缴械占领和破坏殆尽了。希特勒只是逮捕了一些工会领导人，占领了一些工会中央办公室，再查抄了几十册账本，就这样，作为工业欧洲最强大、最成功的行业工会体系就此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对纳粹政权而言，操控企业管理层要比破坏工会困难得多。企业管理层人数更加众多，而且他们不像工会那样集中在一起，何况，他们作为技术性人员还有可利用价值。七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不过地点挪到了法国──另一个完全工会化了的国家。 工联主义不可能成为功能性社会的基础。而且，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的基础。它本质上只是公司管理层的一个影子，既不可能接替管理层经理们的位置，更不可能超越压倒经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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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通往功能性工业社会的各条捷径中，没有一条能抵达其初衷之地。它们也并不都是一无是处或徒劳无益，它们都将对未来社会形成重大贡献──如果能够不通过政治革命，或者不经历社会崩溃，并且不毁灭我们的社会自由，我们也能成功地实现将来的自由工业社会的话。然而，这些运动和这些见解对未来工业社会的贡献，都将只是局限于一些次要的和技术性的方面，而不能提供基础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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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治标的方案千千万，但却没有一个能够治本，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只能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希望或迟或早会有一种努力来将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业的非社会建设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功能性社会。这种尝试在詹姆斯·伯恩哈姆最近一本著作中得到反映，这本书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詹姆斯·伯恩哈姆：《管理革命》(纽约：约翰岱河出版社，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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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哈姆先生宣称管理权是一种合法性权力。更重要的是，他实际上只是大声道出了许许多多经理们一直思考而不可得的问题；他根本不认为涉及到什么合法性问题。按照他的说法，经理阶层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个管理型社会，管理层作为统治者居中高坐。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罗斯福新政，在他看来都只是笼罩在同样管理规则上的不同“门面”而已。至于这一统治所依托其上的资格有什么问题的话，伯恩哈姆先生假定，完全可以量身定做一种相应的意识形态并灌输推销给普世民众。按照他的说法，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在处理财产权和之前一切合法性权力的资格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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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分析，首先要说明的是，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是上天注定的，因为毕竟都是人的决定的产物。诉诸于那种上天注定无可避免之说，通常不过是要求奴隶接受奴役的蒙昧之道。有重要意义的是，伯恩哈姆先生认为，所有的工业国家都“无可避免”地将走向极权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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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伯恩哈姆先生的分析，也是对过去20年发展过程的一种曲解。他所预测的将来的“管理型社会”，其实正是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段中我们社会的样子。而它早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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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希特勒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称做“管理型统治门面”无疑是荒谬的。虽然它们之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但这两种政体都无一例外抨击管理权。纳粹主义废止了管理权，并且将中央政府承担管理层的政治功能，作为其创造一个功能性工业社会之努力的主要支柱之一。而在美国，剥夺管理层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移交给基于多数统治原则的合法权威，这可以说正是罗斯福新政的社会方案之要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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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国家中的人民仍然认可个人财产权为合法性权力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从亨利·福特在其与工联主义及罗斯福新政的斗争中所得到的民众的普遍支持上找到明确的证据。但是民众对单纯的管理权却不会有这种普遍的支持。通用汽车公司，虽然从其良好的口碑记录看很可能更值得支持，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换句话说，伯恩哈姆先生，还有那些为他欢呼叫好的经理们，他们认为实际统治自会成功地发展出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这根本就是毫无证据的。而现在的事实正相反，就像以往事实无不如此那样。如果要使权力的行使具有合法性，必须将其基于现有的普遍认可的原则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了这种原则，权力就会变得专制无拘，并且将丧失政治上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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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社会权力能长久得了，除非它具有合法性。只有当公司内部的权力能够组织在一个普遍接受的合法性原则之上时，这种权力才不会成为镜花水月消逝无踪。它将被一个集权中央政府接管过去──不是由于政府自己想要这种权力，而是民众逼迫政府将其接管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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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个社会只有当它能够将其个体成员整合交融到一起时，这一社会才能功能运转正常。如果工业体系的成员不能被赋予他们今天仍然缺乏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崩塌瓦解。群众并不会奋起反抗，他们将陷入消极冷漠、怠惰无为，他们对于自由所应担负的责任只是逃避，因为如果缺乏了社会性意义，这种责任剩下的就只不过是一种威胁和重负而已。可以说，要么努力建立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要么眼睁睁看着自由本身在无政府状态或者专制暴政之中泯灭无踪，此外我们又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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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17046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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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5章 希特勒主义的挑战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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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主义的出现，已经使得发展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成为我们最紧迫、最急切的任务。希特勒主义，不仅仅是创立功能性工业社会的一种尝试──一种几近成功的尝试，而且它还是一种寻找新的社会理想来建基社会的尝试。并且它正是始于对自由本身的放弃，这种自由曾被作为重商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辩护其社会理想、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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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党，以及围绕它而建立起的众多半军事化组织，直到纳粹军队，由于被看做是一种创造功能性社会的努力，因此社会想当然就顺理成章“泰然接受”了。这些制度性机构都是希特勒主义名义上用以给予个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机构。从这些机构中所能看出的惟一的东西，只是遮盖在纳粹主义在社会意义上的空洞无物上面的“幌子”，或者只是德国在羽翼未丰尚不敢公开黩武时暗整军备的各种伪装而已。这两种解释都挺有道理。其中之一甚或二者都本来就是纳粹头目们在创建其组织时所盘桓过的惟一初衷。但无论其初衷如何，这些新建组织都已成了社会机构，而且其目的就是要把工业体系的个体成员整合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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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组织中，个人被赋予的身份和功能独立于生产过程，也就是说，独立于其经济上的地位和功能。至少从理论上说，而且从实践上也大致如此，一个人在纳粹组织中的等级地位与其财富、收入或者原有社会中的地位均毫不相关。惟一的标准就是政治能力、领导素质和对元首的忠诚。纳粹关于个人人生目的的信条是，这些目的应“完全”整合融入国家或种族的生活之中。假如这种目的真的被接受为个人生活的基本目的，那么纳粹组织可以说早已成功地将个人和群体整合融入于一种共同的目的之下──这是功能性社会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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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纳粹组织一直就在试图实现社会平等，或者至少通过为那些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在非经济领域里实现机会均等而弥补经济上的不平等。赋予大量在经济领域地位低下的人以指挥和权威的职位，这是所有纳粹组织通行的做法。而与此相反，上层阶级的成员则被有意识地分配到纳粹等级体系的低级职位上去。在工厂或企业这类纳粹组织中，被置于高位的，通常是一个非熟练工人或低级职员，而且常常是一个以前的失业者。在工作之余，他反而成了那些他在工作时间里必须服从的人的上司。大约1936年或1937年前后，当时大学也被按照纳粹体制组织，而充当组织领导的常常是看门的门房，并且他还充当着教授和系主任们的政治和社会监督者。在纳粹所有的公使馆和大使馆中，一种固定不变的做法是，由一名低级职员占据使馆中纳粹组织的最高政治职位。这个人就是现场的秘密警察代表，负责监督其上司的忠诚，并直接与国内当局联系。他还握有对全体使馆成员直接执行纪律的权力。大使的职权纯粹是对外的，被限定于处理与派驻国的外国政府的关系。而在内部，一个不起眼的三等秘书、一个新闻随员或一个电码译员才是上司，才是元首的直接代表。同样，大学里的教授们，或公司的副总裁们的职权也只限于对外──对学生、对顾客以及对全体公众。在内部，控制权差不多都已被转移到了一些党的官员手中，这些官员在经济领域毫无政治和社会身份，通常是从等级结构的基层提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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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刚开始时也许纯粹出于权宜。已成为政治首脑的非熟练工人，可能是纳粹分子在全厂所能信任的惟一的人。他也很可能被认为完全依赖于这个造就了他的政治权力。不过，纳粹的报纸和宣传人员对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身份所表现的蔑视是完全一致的，即仅仅将它们看做是属于旧体制的、属于过去的。尽管从个别例子上看，这可能确实不过是一种一时的心血来潮，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政策，但其累积性的后果，却造成了处心积虑的并且是有意识的社会重新洗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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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那种将处心积虑的政策归于纳粹分子的企图的一个更为严谨的论据是：纳粹分子的种种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实际上可以说是混乱不堪，矛盾不一，而且充满了或明或暗的观念和利益冲突，要将其看做是在一个社会总体规划下设计展开的，这简直是荒谬。如果要说纳粹制度有那么一个“总体策划”，那么这种策划也比世人因受其宣传影响而普遍想像的情况差得太多。尤其是在社会领域，那种宏大的基本观念给人们造成的宣传印象，至多不过是无计划冒进的一个虚假的幌子，就像“坚如磐石的团结”的宣传图画，也充其量不过是其党内和国内种种现实而又深刻的冲突的一种掩饰。在纳粹的等级制度中，授予衔级的做法可能并不是出于一种一以贯之的有意识的政策，但其实施结果却是，纳粹组织在很多情况下总是将高级衔级授予那些在经济体系中等级低下的人──更多情况下都是授予那些失业工人、非熟练工人之类在经济社会中一没功能二无身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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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实践做法的基本社会含义，最直接地表现在先前社会的最后一个堡垒──德国军队的纳粹化过程中。在旧军队中，身份和功能是根据1914年前的社会秩序来安排的。通常，大部分常规衔级都是留给容克们的。但商业性统治阶层的专业人士和商人也被允许充当预备役军官。只有出身于“名门望族”之家，才能获得预备役军衔的任命。1914年之前的欧洲，除了在俄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平民军队。即便在俄国，下层阶级的人也几乎和德国军队里一样，被严格排除在军官序列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