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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伯恩哈姆先生的分析，也是对过去20年发展过程的一种曲解。他所预测的将来的“管理型社会”，其实正是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段中我们社会的样子。而它早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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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希特勒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称做“管理型统治门面”无疑是荒谬的。虽然它们之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但这两种政体都无一例外抨击管理权。纳粹主义废止了管理权，并且将中央政府承担管理层的政治功能，作为其创造一个功能性工业社会之努力的主要支柱之一。而在美国，剥夺管理层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移交给基于多数统治原则的合法权威，这可以说正是罗斯福新政的社会方案之要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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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国家中的人民仍然认可个人财产权为合法性权力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从亨利·福特在其与工联主义及罗斯福新政的斗争中所得到的民众的普遍支持上找到明确的证据。但是民众对单纯的管理权却不会有这种普遍的支持。通用汽车公司，虽然从其良好的口碑记录看很可能更值得支持，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换句话说，伯恩哈姆先生，还有那些为他欢呼叫好的经理们，他们认为实际统治自会成功地发展出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这根本就是毫无证据的。而现在的事实正相反，就像以往事实无不如此那样。如果要使权力的行使具有合法性，必须将其基于现有的普遍认可的原则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了这种原则，权力就会变得专制无拘，并且将丧失政治上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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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社会权力能长久得了，除非它具有合法性。只有当公司内部的权力能够组织在一个普遍接受的合法性原则之上时，这种权力才不会成为镜花水月消逝无踪。它将被一个集权中央政府接管过去──不是由于政府自己想要这种权力，而是民众逼迫政府将其接管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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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个社会只有当它能够将其个体成员整合交融到一起时，这一社会才能功能运转正常。如果工业体系的成员不能被赋予他们今天仍然缺乏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崩塌瓦解。群众并不会奋起反抗，他们将陷入消极冷漠、怠惰无为，他们对于自由所应担负的责任只是逃避，因为如果缺乏了社会性意义，这种责任剩下的就只不过是一种威胁和重负而已。可以说，要么努力建立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要么眼睁睁看着自由本身在无政府状态或者专制暴政之中泯灭无踪，此外我们又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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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5章 希特勒主义的挑战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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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主义的出现，已经使得发展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成为我们最紧迫、最急切的任务。希特勒主义，不仅仅是创立功能性工业社会的一种尝试──一种几近成功的尝试，而且它还是一种寻找新的社会理想来建基社会的尝试。并且它正是始于对自由本身的放弃，这种自由曾被作为重商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辩护其社会理想、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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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党，以及围绕它而建立起的众多半军事化组织，直到纳粹军队，由于被看做是一种创造功能性社会的努力，因此社会想当然就顺理成章“泰然接受”了。这些制度性机构都是希特勒主义名义上用以给予个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机构。从这些机构中所能看出的惟一的东西，只是遮盖在纳粹主义在社会意义上的空洞无物上面的“幌子”，或者只是德国在羽翼未丰尚不敢公开黩武时暗整军备的各种伪装而已。这两种解释都挺有道理。其中之一甚或二者都本来就是纳粹头目们在创建其组织时所盘桓过的惟一初衷。但无论其初衷如何，这些新建组织都已成了社会机构，而且其目的就是要把工业体系的个体成员整合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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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组织中，个人被赋予的身份和功能独立于生产过程，也就是说，独立于其经济上的地位和功能。至少从理论上说，而且从实践上也大致如此，一个人在纳粹组织中的等级地位与其财富、收入或者原有社会中的地位均毫不相关。惟一的标准就是政治能力、领导素质和对元首的忠诚。纳粹关于个人人生目的的信条是，这些目的应“完全”整合融入国家或种族的生活之中。假如这种目的真的被接受为个人生活的基本目的，那么纳粹组织可以说早已成功地将个人和群体整合融入于一种共同的目的之下──这是功能性社会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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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纳粹组织一直就在试图实现社会平等，或者至少通过为那些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在非经济领域里实现机会均等而弥补经济上的不平等。赋予大量在经济领域地位低下的人以指挥和权威的职位，这是所有纳粹组织通行的做法。而与此相反，上层阶级的成员则被有意识地分配到纳粹等级体系的低级职位上去。在工厂或企业这类纳粹组织中，被置于高位的，通常是一个非熟练工人或低级职员，而且常常是一个以前的失业者。在工作之余，他反而成了那些他在工作时间里必须服从的人的上司。大约1936年或1937年前后，当时大学也被按照纳粹体制组织，而充当组织领导的常常是看门的门房，并且他还充当着教授和系主任们的政治和社会监督者。在纳粹所有的公使馆和大使馆中，一种固定不变的做法是，由一名低级职员占据使馆中纳粹组织的最高政治职位。这个人就是现场的秘密警察代表，负责监督其上司的忠诚，并直接与国内当局联系。他还握有对全体使馆成员直接执行纪律的权力。大使的职权纯粹是对外的，被限定于处理与派驻国的外国政府的关系。而在内部，一个不起眼的三等秘书、一个新闻随员或一个电码译员才是上司，才是元首的直接代表。同样，大学里的教授们，或公司的副总裁们的职权也只限于对外──对学生、对顾客以及对全体公众。在内部，控制权差不多都已被转移到了一些党的官员手中，这些官员在经济领域毫无政治和社会身份，通常是从等级结构的基层提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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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刚开始时也许纯粹出于权宜。已成为政治首脑的非熟练工人，可能是纳粹分子在全厂所能信任的惟一的人。他也很可能被认为完全依赖于这个造就了他的政治权力。不过，纳粹的报纸和宣传人员对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身份所表现的蔑视是完全一致的，即仅仅将它们看做是属于旧体制的、属于过去的。尽管从个别例子上看，这可能确实不过是一种一时的心血来潮，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政策，但其累积性的后果，却造成了处心积虑的并且是有意识的社会重新洗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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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那种将处心积虑的政策归于纳粹分子的企图的一个更为严谨的论据是：纳粹分子的种种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实际上可以说是混乱不堪，矛盾不一，而且充满了或明或暗的观念和利益冲突，要将其看做是在一个社会总体规划下设计展开的，这简直是荒谬。如果要说纳粹制度有那么一个“总体策划”，那么这种策划也比世人因受其宣传影响而普遍想像的情况差得太多。尤其是在社会领域，那种宏大的基本观念给人们造成的宣传印象，至多不过是无计划冒进的一个虚假的幌子，就像“坚如磐石的团结”的宣传图画，也充其量不过是其党内和国内种种现实而又深刻的冲突的一种掩饰。在纳粹的等级制度中，授予衔级的做法可能并不是出于一种一以贯之的有意识的政策，但其实施结果却是，纳粹组织在很多情况下总是将高级衔级授予那些在经济体系中等级低下的人──更多情况下都是授予那些失业工人、非熟练工人之类在经济社会中一没功能二无身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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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实践做法的基本社会含义，最直接地表现在先前社会的最后一个堡垒──德国军队的纳粹化过程中。在旧军队中，身份和功能是根据1914年前的社会秩序来安排的。通常，大部分常规衔级都是留给容克们的。但商业性统治阶层的专业人士和商人也被允许充当预备役军官。只有出身于“名门望族”之家，才能获得预备役军衔的任命。1914年之前的欧洲，除了在俄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平民军队。即便在俄国，下层阶级的人也几乎和德国军队里一样，被严格排除在军官序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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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根据各种报道，没有任何一支欧洲军队能够像纳粹军队那样，普遍从一般士兵中提升选拔军官。纳粹化德国军队中的身份和功能根据技能而定。据以授衔和晋升的主要技能就是工业技能：机械师及维修工技能，工头和助理工头技能，卡车驾驶员和生产工程师技能，等等。这些技能，通常都不为经济上的特权阶层或容克们所掌握，由此，这两个阶层人士必然在新式纳粹军队里处于不利地位。而这一点外国的观察家们大都未明就里。因为美国或英国人从报纸上可能读到的总是那些高级指挥官的名字，而他们大都是在上一次大战中就已扬名立万的老将，不过是1914年前社会选择的产物而已。然而今天的师、团级军官──也就是明天的指挥宫，似乎都越来越多地来自中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旧军队里的统治阶层不断抱怨军队正在被“无产阶级化”以及“军队中再也看不到绅士”等等，都为这一点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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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军队的这种“无产阶级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原因造成的。修理一辆坦克或驾驶一架大型轰炸机，需要一定程度的机械技术，而这却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候补军官学校或法律学习中无法提供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则是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对于纳粹政权而言，瓦解旧秩序惟一硕果仅存的这个社会群体──旧时军官团体，具有重大的政治必要性。而在军队这一非经济社团中补偿那些经济地位低下者的要求，与机会主义者们的考虑一样意义重大。所谓“军队民主化”，乃是纳粹在国内宣传中的最重要口号之一。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新式军队里，军衔授予只基于军事和技术技能；军队中的身份地位和功能独立于财富和出身；真正的社会平等在军队中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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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纳粹教义，党组织和军队才是仅有的两个具有社会意义和建设性的机构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经济领域不仅被看做是辅助性的，而且被认为毫无社会意义。其价值、等级和分层都是社会中性的。他们并不否认经济不平等的存在，也不否认有大量人口缺乏经济身份和功能；他们只是断言，只要生产机器在顺利运转着，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事对社会就没什么重要性。纳粹统治层级中党和军队组织内部的身份和功能，也就是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其中的级别就是社会级别，其中的声望就是社会声望，其中的报偿就是社会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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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能听到这样一种批评说，一名失业工人穿上了制服并被任命为纳粹冲锋队队长这一事实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这种批评从纳粹的观点看没什么意义可言。这种批评是基于如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穿上制服的纳粹冲锋队队长与他以前靠救济金生活一样，同样不能生产出任何东西，经济上没有任何变化。当然，在一个生产过程中的身份和功能决定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社会中，这种变化确实根本谈不上什么变化。但纳粹主义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认为纳粹冲锋队是一种社会机构，而生产体系却不是。按照纳粹主义的观点，这表示一名被社会遗弃者已经恢复了其在社会中的公民资格，并且已被赋予了他以前所没有的身份和功能。那种认为他并不比以前生产更多产品的批评意见，在纳粹看来简直就是毫无意义的废话，是对其社会本质的一种完全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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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组织的社会意义在于，试图把工业体系中的个人生活整合到工业社会中。而纳粹政治制度的核心，则是试图使工业体系中的决定性权力成为具有合法性的权力。纳粹经济机器之所以强大有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对财产权已不再是工业体系内部权力的基础这一事实的理解察知。纳粹从来不理睬那些持股股东们──现代工业制度法律上的所有者和控制者。他们只是绕开持股股东，让其获得红利，再设法掏出来缴税或“自愿”投资于政府债券。虽然持股股东还保留有部分名义上的法律权力，但政治当局会寻求让他们不去行使这些权力。“清算”持股股东，容易引起政治骚乱，而使其瘫痪无效也容易如此。此外，在纳粹看来，财产的国有化很可能只会一无所获；因为工业体系内部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并不是依托于财产，而在于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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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政治组织聚焦的全部焦点是实际控制工业。凡原先由管理层经理们掌握的这种控制，现在都由中央政府独揽决定，如劳工政策、产量、价格、销售量和销售方向，以及利润幅度等等。纳粹保留经理们作为组织工程和运营方法的专家顾问。当然，纳粹也使这些经理们从持股股东的控制中自由出来，他们也用不着再去与工会讨价还价。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纳粹帮助管理层摆脱了对其权力的一些细微限制，目的却是为了强加给他们一个极权和专制的政府的极权控制和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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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纳粹而言，那种认为在这种极权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彻底控制下不可能有自由的批评，根本就不值一驳。他们从不道貌岸然地说要缔造或维护自由，他们从来就将取缔自由视为必要的、可取的。对纳粹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工业体系内部的决定性权力，已经为根据纳粹教义是一切权力的合法拥有者的组织机构所掌控，即已经为基于“元首意志”或“种族法则”的集权政府所掌控。换而言之，说纳粹主义是对自由的毁灭──当然，这确实千真万确──压根就不能驳倒纳粹所宣称的其政府拥有的权力是合法性权力，以及因此而声称的其社会是一个功能性工业社会的扬言。因此，要抨击纳粹主义，就必须从批驳纳粹所声称的其社会是一个功能性社会这一点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