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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范畴建构在负责任的个人决定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拥有的是一个自由社会。只有看到人本质内在的不完美且无法臻于完美──但又需要为这种不完美和无法臻于完美负责，自由社会才有存在的可能。假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不论这个群体的规模大小，被认为是天生完美无缺或能臻于完美，那就不可能有自由。声称完美无缺或能臻于完美，其实就是主张绝对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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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为地建构某个绝对物作为人类努力的惟一目标，或者作为个人或社会行为的一个且是惟一的一个规范，那也不会有自由。这个人为的绝对物可是和平或战争，经济进步或社会安定，北欧日耳曼民族或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只要建构了其中的任何一种绝对物，都必然会破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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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为的绝对物都是对自由的一种逃避。它否定选择而赞成主张人类行为“必然性”的决定论。它废弃责任而崇尚专制，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任何行动只要与掌握绝对真理的极权统治者的命令或要求相一致，就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自由要成为可能，只有假定真正的绝对物必然存在，否则就不可能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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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将自己的理念和理想绝对化和惟一化的理想主义者们相反，自由的捍卫者们必须是一贯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与那些否认信仰和理想存在的现实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功能主义者、实用主义者、相对主义者等相背，自由的捍卫者们又必须是一贯的理想主义者。因为，自由在本义和实质上都是二元的，它的基础是人的不完美和人的责任感这两个极端。不管一个社会拥有什么样的法律和宪法，没有这样一个基本信仰也就没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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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并不是最高目标。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目标，而只是一种组织原则。它不是一个前提，而是从基督教关于人类天性的教义中得出的结论。选择的权力和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才是自由真正的前提。换句话说，自由并不是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它是一种信念──相信人类是“骄傲而卑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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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只有在假设人生来就非完美无缺且不能臻于完美的前提下自由才能成立，那么只有在组织起来的政府之下自由才能存在。如果没有政府──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则绝不可能有自由。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大善大智者能够生存，而大恶者也必然能够生存。天使们不需要政府，而魔鬼们又组建不了一个政府。自由之于二者，一者不能一者不需。霍布斯认为政府是连年作战的大恶人之间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这个著名论断其实并非只是一种推理。从霍布斯关于人类天性的假设中得出的结论应是：人与人之间大规模的混战，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有一个人成为主人而其余人都成为奴隶，或者只有一个人活下来而其余的人都被杀光。但是，霍布斯关于人类天性能够由凶残突变为温和而理智，从而能够接受一个政府的空想是没有根据的。那种认为静候一片面包到手要比为整条面包拼命更好的论点，从未曾真正说服对权力的贪婪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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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完美的人必然要一个政府，因为他们能够是且必须是自由的。他们必须有客观的规则，必须有权威，必须有最终的裁决者，还必须有组织力量来审批各种规章和决策。而这个组建起来的政府，既是人性弱点和不完美的标记，又是将这种弱点转变成自由力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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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政府，这样的说法其实就等于人类需要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有组织的政府是社会的一个要件──尽管这绝非全部。然而若要自由，一个政府就绝对不能仅仅停留在依法进行政治组织的层面上，而是首先必须受到限制，既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也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必须是负责任的，而且，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自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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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的这些要求，都直接来源于关于自由所能惟一依托的人类天性假设。然而，不论采用的是何种选举或挑选方式，无人能够做到完美无缺。因此，不允许任何人实行绝对统治；不管是什么政府，其权力都必须有限制，否则，它就势必会转变为一个专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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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过去对政府行为公开、公正并且有规则可依的要求，也同出于此渊源。但是，假如政府不受正式的程序规则的约束，那么其独断专行就能够肆无忌惮。因此，在英美宪法中和实践中，自由最重要的守护神，便是行政法案的司法审查。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对其职务行为向法庭进行说明并对法庭负责，这也许是对官僚主义霸权最成功的制度限制。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作为对自由的捍卫，实际上可能要比美国同样知名的法院审查立法法案权更加重要。虽然英国法院只能控制行政法案而不能弃议会法案于不顾，但在英国，政府并没有变得独断专行。而在欧洲大陆，行政机关的独断专行已构成了对自由的严重威胁。甚至在那些有特别行政法庭执行特别行政法规的地方，官僚主义也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和控制。而这种行政霸权对于自治政府的伤害，要远大于缺少对立法机关的司法控制对自治政府的伤害。在法国尤其如此。法国的行政法案被视为游离在普通法律之外──这与英美两国的行政法案隶属于法庭的情况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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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法治而非人治”的要求，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纯属法律学家的废话。政府必然掌握在某些人手中，它必然牵涉到决定，它必然是“政治的”，它需要解决各方主张的对立、利益的对立、信仰的对立──却没有万无一失或者对号入座的最佳标准。企图将政治逐出政府是大错特错。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试图赋予行政机关独断专行的霸权，将政治决定权交给通过绩效管理系统竞争上岗的专家，这些做法不仅会造成政府僵化，还会直接导致如出一辙的专制。而将官僚统治绝对化，是最为专制暴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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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基本决定──即政治的实质，不可能受对号入座的规则所支配，否则就无决定之说了。不过，同样正确的是，决定的形式、自由政府行使权力的技巧和方式方法，必须是可预测和公开的，且受制于某种非人力因素──换句话说，权力的行使要受制于客观的程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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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政府必须承担责任的要求与自由政府必须充分实行自治的要求，多少有些重叠的内容。两者的假设前提都是人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且这种责任既不能逃避也不能转移给他人。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就是一个剥夺公民做决定的责任的政府。而政府是否负责任，影响可能并不大，因为政府已为自己攫取了不承担责任的权力，或者说政府已经得到无需承担责任的授权。而个人对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只是通过政府对公民形式上的责任而非常不全面地得以实现。要使政府成为一个自由政府，需要公民积极、负责任地参与。公民不自觉承担自治责任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自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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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政府与多数统治能够兼容吗？完全无需假以任何思索，西方人今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是：二者同义自然兼容。“自由政府”和“多数统治”作为术语常常可以随意替换使用。然而实际上，相对于少数统治或一人统治而言，多数统治与自由政府的共性并不更多。民众政府与自由是兼容的。在非常严格的条件和限制之下，民众政府是实现自由的最佳手段。另一方面，多数政府与自由及自由政府可能不相兼容，甚至是敌对的。今天西方人普遍接受的多数统治的概念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与自由针锋相对，是对自由政府的直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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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关于民众政府的现代学说，自觉或不自觉都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多数人共同来决定是非对错，多数人形成的决定是正确的决定。至少，我们认为多数人要比少数人更可能有理性，更可能掌握真理。换句话说，有这样一种假设，即数量上的多数即便做不到完美无缺，至少也比少数更接近完美无缺。多数的极端形式，也是更常见的形式是，多数完全等同于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力。多数人认为对就确定为对，理由就是多数人确实这样认为。此时，再要申诉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真理已预先昭然天下，已成为一个公理，不容任何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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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于将质的规定性建筑于量的基础上的“多数即真理”理论，其逻辑、哲学或形而上的涵义我们并不感兴趣。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政治现实问题：这种多数统治的理论，与自由政府和自由社会兼容吗？无疑回答是否定的。今天多数人普遍认为多数原则是一个专制、暴虐、非自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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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多数人确实发现了或是创造了正义、真理或善行，那么我们就无权对其加以反对。多数就是法律。它假定数量上的多数即便做不到完美无缺，至少也比少数更接近完美无缺。只要确定了51％的人所想要的东西，其余49％的人就有道德义务支持和加入这些占微弱优势的人。从理论上说，在多数主义的假设下，自由讨论、自由言论以及其他形式的疑问和异议，在多数意见确定下来之前还是可行的。但是，多数意见一旦确立，就没有道理再来表示疑问或持有异议了。而现实中，在多数主义的假设之下，即便是多数意见确定之前的那点自由也几乎不太可能。今天的绝对多数派很快就会巩固自己的永恒地位，并将此后的规则最终定格下来。那么，如何才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假如多数意见凭借单纯的数量优势来进行推理或声张正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约束，以及为什么要进行约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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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普遍接受的多数主义假设前提之下，只有多数派才能有权力和义务。然而，自由却是少数和个人的权力和义务，是独立于多数且与多数对立的权力。甚至是多数主义的最极端分子都承认这一点，因此他们都很直觉地谈论个人自由、公民自由和少数权力等问题。而在他们的信条中，并不真正有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或公民自由的空间。不过，当今大多数的多数主义者都认为──尽管是错误地认为──他们的信仰代表了自由，他们郑重声明要加强公民的自由和少数的权力，在主观上他们并没有任何伪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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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现代多数主义信仰的客观推论和情感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冲突──自由主义者的典型冲突。自由党人已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试图解决这一冲突。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也不过是要求多数派加强自我约束，奉行公民自由，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然而，这种自我约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既不充分也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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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种自我约束不能带来任何自由。保护少数和保障公民自由，只能保证一种消极的自由，即：不出现无约束的多数专制。但是，它们既不给个人以选择，也不要求个人承担责任，它们并非积极的自由。自我约束至关重要，在自我约束得不到维护的地方，主张自由和负责任的自治政府无法生存。但是，自我约束抑制了个人负责任地参与政府管理的积极性，而参与政府管理正是个人的权力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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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个人权力和公民自由在关于多数统治的现代学说之下得不到维护或者声张，不管自由主义者的意图如何。假如多数派找到了或者创造了正义和理性，那么少数派和异端们还能得到保护甚至是容忍吗？多数统治的约束，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永久和绝对的？现代多数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最多不过是把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视为是对古代迷信的礼貌但却毫无意义的让步。而多数派可随时有权撤回这些自愿的让步。但是，个人的这些权力和自由迟早会被视为是反对人民意愿的反动势力。它们必然表现为少数反对多数的无端特权，仅为私人压力集团和私人利益集团所设立和操纵。而那些真正捍卫个人自由的权力和自由，往往最有可能遭到以多数和进步为名义的攻击。因为正是这些权力和自由，终将与多数意志发生冲突。如果将多数统治的权力建立在多数，即正义或至少比少数更接近正义的主张之上，并且秉持这一信条，则真正的自由、真正必要的权力和真正的公民自由都不可能得到维系。现代的多数主义学说与自由是完全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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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多数的统治是专制的统治，这一直是远古以来政治思想的一个信条。但是，保守主义的一般结论──认为君主政体和寡头政治更好，正如多数统治的民主主义者的现代观点一样，是站不住脚的。而那些主张君主政体或寡头政治的抗辩，从来就与自由格格不入，这种观点往往认为君主政体和寡头政治是更好的政府。这里我们正好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基督教关于自由政府的政治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最佳政府的政治观点，非常明显两者关系很混乱。那些关于自由的论点常常用关于最佳政府的论点来加以支持或反对，或者反过来用最佳政府的观点来支持或反对关于自由的论点，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关于政治的一切理论和实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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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认识到关于最佳政府的经典论断结果是否定自由的──这点尽管心照不宣但却非常明确。只有坚定不移地相信根本没有“最佳政府”这种东西，甚至连较佳政府都没有，自由才能成为可能。而自由要成为可能，需假设不存在某一统治集团（不管是通过何种方法挑选还是选举出来）较佳或最佳。否则，如果存在某一最佳的统治集团，则他人将无权持异议和反抗，公民将毫无选择，而本来应该尽公民义务的个人臣服于这个最佳政府的各方贤达，从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那些与自由切身相关的人坦率地承认，可能存在个别的自由政府远远劣于某个不自由政府。他们要表达的主旨就是论据与论题无关。他们也承认，最佳政府之所以最佳是因为统治者是最佳人选。他们只是否定存在这样一种确定或者可知的方法，可以用来挑选出此类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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