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25150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自治(自由政府最重要的一项要求)的实现手段，民众集会、全民投票和普选得到广泛采用。没有公民参与负责和决策，就没有自由的政府。多数决定法，可成为政治人物实现其最接近于自治政府理想的最令人满意的方法。但是永远不应忘记，它同样能用来剥夺公民个人的责任。
1704625151
1704625152
民众政府可能比君主政体或寡头政治更能接近于自由政府。多数决定法可能会使政府受到约束，而投票和选举机制则可用以实现自治。但是，如果民众政府成了完美无缺或臻于完美无缺的多数派的神权，那么它就会退化成专制暴政。假如它被滥用，成为公民摆脱责任和逃避参与社会和政府决定义务的手段，那它就会失控成无政府状态。
1704625153
1704625154
只要初通政治理论史，对这个关于自由的民众政府的理论，就不会感到惊讶。它实质上是基督教自由的理论，这个理论为欧洲14世纪和15世纪的第一次民主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时的政治理论家完全懂得政治自由的需要、民众政府的功能，以及多数统治的危险。民众政府的理论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理论，也是“联邦党人”的理论、伯克的理论以及所有其他人包括后来的阿克顿爵士和法官霍姆斯先生在内的“自由派保守党人”的理论。在过去五个世纪中，民众政府理论所改变的只是具体的制度的实现，其基本理论并未改变。
1704625155
1704625156
不过，在传统基督教的自由理论与18世纪末期找到的解决方案(在此方案基础上建设19世纪的自由社会)之间，存在一种根本的区别。最初的理论仅仅关注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它是一种“自由政府”理论，而不是一种“自由社会”的理论。然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以及英国的伯克，将努力的方向集中到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社会上。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自由政府和自由社会的整合。
1704625157
1704625158
他们不仅懂得，一个自由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他们还看到，没有二者的整合，就不可能真正捍卫自由政府免遭下面两种危害：多数赞同退化为多数统治，民众自治退化为党派专制。
1704625159
1704625160
18世纪末期“自由派保守主义者”的一个伟大创新，在于把政治权力和社会治理并列起来。而19世纪开始有意识地把政治权力的合理性原则与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原则区分开来。它把政府和社会按不同的制度组织起来，并限制两者统治范围的交叉。诚然，就像持此解决方案的19世纪批评家们常常说的那样，在政治权力和社会治理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分界线。两者之间的界线纯粹是一种人为的界线，而人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自由政府和自由社会成为可能。同样，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社会中没有政府。社会基本范畴──不论具体是何范畴，实在是太重要、太“政治”，不能没有政府参与。但是前面解释过，两者之间的分界从来就不曾有19世纪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种“自由放任主义”的含义。18世纪末期提出的解决方案，远非要求在社会基本范畴中去除社会治理，而是为社会基本范畴明确权力组织。它只是要求，这一社会治理与政治权力本身在制度上及其合法性基础上是不相同的。
1704625161
1704625162
我们把西方世界迄今所获得的一切自由，都归功于1776年那些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们的出发点源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作为自由政府道德伦理基础的多数赞同必须得到抗衡。在政治上、法律上和制度上，社会基本范畴必须有一个与之相抗衡的权力道德伦理原则。而社会基本范畴里的这一原则，必须受到与之相抗衡的政治统治原则的限制。麦迪逊、伯克、杰弗逊和汉密尔顿的出发点就是坚信：“权力的任何道德伦理原则都将演变成为绝对主义原则即专制的原则，除非受到一个与之相抗衡的原则的遏制、控制和限制。”而过去一直仰仗的宪法保护措施并不充分，它们常常被推翻重来。一元论的权力基础必将成为绝对主义的权力基础。因为它的惟一性，所以必将有一天会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而这一旦发生，自由就不再可能。
1704625163
1704625164
作为一种哲学原理，政治领域的政府与社会治理相分离并不新鲜，它与基督教关于自由政府的理论一样古老。圣奥古斯丁第一个将社会划分成上帝之城与世俗政府。在著名的“两把剑”理论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政治政府的世俗之剑掌握在帝王手中，社会秩序的灵魂之剑则掌握在教会手中，中世纪的鼎盛时期曾企图用这把剑来寻找一个自由的社会。在斯图亚特王朝，首席大法官柯克把普通法与王室和议会法并列，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思想，而美国拥有对议会法案的司法审查权的最高法院后来又将这一思想明确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西方之所以拒绝采纳一元社会秩序，甚至可以说是拜占庭帝国皇帝一人身兼政府和社会二职的社会秩序瓦解的真正结果。总而言之，这一基本理念与上帝的忠告“是恺撒的归恺撒，是主的归主”一样古老。
1704625165
1704625166
然而，政府和社会的分界，作为实践政治的一条操作原则，起源于1776年和1787年像美国革命的开国元勋们和英国的伯克那样的一批自由派保守主义者。正是他们首先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和社会的分离是自由的基础。他们还非常清楚，这一解决之道的实质是两者的分离及合法性权力的两个独立原则并列共存。在一切更早的理论里，两者哲学上的并列曾导致过实践政治中企图将两者关系定义为从属关系。直到1776年提出的解决方案，它们才第一次用于相互抗衡。
1704625167
1704625168
在19世纪，政府和社会都是自主、平等和合法的。两者的基础都是公民负责任的抉择和负责任的参与。但是，两者具体的统治基础又有所不同：多数赞同使得政府合法；私人财产统治社会。因为经济领域是19世纪的社会基本范畴，所以财产权总是约束多数权力，并且防止其蜕变为多数统治。多数权力始终遏制财产权，并且防止其蜕变为富豪统治。
1704625169
1704625170
财产权在19世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其社会治理的基础，这对于一般原则而言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政府，只有在有两个相抗衡(而不是一个)的权力基础时才是可能的，这里一个是社会力量，另一个是行政组织的权力。1776年的那些自由派保守主义者，他们对自由理论和实践最伟大而不朽的贡献就是认识到了一个自由的民众政府（不管理论上多么正确），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要退化为集团专制或阴谋政客的暴政，除非有一个二元的权力基础。只有政治领域里的自由政府与社会基本范畴里的自由统治相互抗衡、相互制约，自由才能持久。这一认识代表了自1350年或1400年城邦共和国早期基督教人文主义时代以来政治思想的最伟大的进步。它也首次完全令人满意地回答了这一古老的命题：一个自由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它必须是关于未来自由社会的一切具体政治思考的出发点。
1704625171
1704625172
1704625173
1704625174
1704625175
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1704624129]
1704625176
1704625177
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1704625178
1704625179
1704625180
1704625181
1704625182
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7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1704625183
1704625184
1
1704625185
1704625186
在当代的政治和历史著作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我们的自由根源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由于持此观点的人如此普遍，且对此观点的接受又如此完整，以至于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传人抢先占用自由主义的称号，自封为自由主义者。
1704625187
1704625188
不能否认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19世纪自由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完全是消极的，它们是炸掉旧建筑残骸的炸药。它们并未给新的自由机制添砖加瓦，而在整个19世纪，新秩序恰恰就架构在这个新的自由机制之上。恰恰相反，启蒙运动、法国革命以及继承者，直到我们今天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均与自由截然对立。从根本上说，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就是极权主义。
1704625189
1704625190
而西方过去两百年历史中的每一次极权主义运动，都是由当时的自由主义而来的。从卢梭到希特勒存在一个直线相承的脉络关系──在这条线上还有罗伯斯庇尔等。他们都起因于各自所处时代唯理论自由主义的失败，他们都保留了各自自由主义信条的实质，都利用相同的机制把理性主义潜伏低效的极权主义，转换成为革命专政下公开高效的极权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为我们埋下了威胁今日世界的极权主义专政的种子。希特勒主义的“父辈”和“祖父辈”并不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或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是边沁、孔多塞、正统经济学家、自由的宪政主义者、达尔文、弗洛伊德以及行为主义者。
1704625191
1704625192
启蒙运动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理性是绝对的。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不仅建构了一切后续的自由主义信条，还有从卢梭开始的一切后续的极权主义信条。罗伯斯庇尔设立理性女神之位绝非偶然，其象征性虽比后来的革命分子更加粗浅，但实质并无大的不同。而法国革命挑选一个活人充当理性女神的角色也不是偶然。理性主义哲学的要义在于，它赋予真人完美无缺的绝对理性。而此时的象征与口号已发生了变化。1750年“科学哲学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百年之后主张经济学上的功利主义和“快乐-痛苦计算”的社会学家与之易位。今天荣登高位的则是持种族和宣传决定论的“科学心理生物学家”。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论战的对象基本上仍是最先由启蒙学派和百科全书派（1750年的理性主义者）提出，并最先导致1793年恐怖时期的革命暴政的极权主义绝对论。
1704625193
1704625194
我们必须清楚，并非叫自由主义就必然是绝对主义的信条。诚然，每一次自由主义运动都包含着极权主义哲学的种子──正如每一次保守主义运动都包含着反动倾向的道理一样。在欧洲大陆，任何一次自由主义运动或任何一个自由主义党派，其基本信仰都不可能不是极权主义。在美国，极权主义因素从一开始就有了很强烈的表现──其渊源既有清教徒的传统，又有欧洲的影响。而自从上次大战以来，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都蜕变成为绝对主义。是的，今天几乎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自由主义者就其客观信念而言就是绝对主义者。
1704625195
1704625196
但是，大约在1914年以前的一百年间，英国确曾发生过这样一次自由主义运动，它并非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运动，也并非与自由不能兼容，同样也并非是基于一种人为的绝对理性。而同一时期，美国存在一种与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相反，而与英国的自由主义相近的自由主义传统。法官霍姆斯先生曾对这种自由的、反极权主义的传统做过形式最完善的表述，但它在美国通常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往往为极权主义自由主义所掩盖，而极权主义自由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则是美国重建时期的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尽管如此，这种传统却在林肯执政期间产生了反对绝对主义和真正自由派自由主义的最伟大的象征。这种传统通过平民主义而在政治上产生作用，而平民运动是共和国建立早期最为本土化的美国政治运动。此外新政，虽然理性主义在其中占很大优势，但其感召力和政治有效性都得归功于其平民主义的传统。
1704625197
1704625198
19世纪自由和建设性的英美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时期绝对主义者破坏性的自由主义以及我们今天的自由党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建构在宗教和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建构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真正的自由主义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与理性主义脱离关系的。19世纪英国自由党的组建在一定程度上是以1688年的和解传统为基础的，但更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良心”。首先，反对克伦威尔时代的神权政治和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中的理性主义绝对主义，而重新确认自由。其次，源于18世纪的伟大宗教复兴，尤值一提的是卫斯理的循道公会和低教会的福音派。两者都直指当时的理性主义──循道公会反对启蒙运动，福音派的运动则反对边沁和古典经济学家的功利主义。
1704625199